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已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一个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比较中美两国在老年教育产生时点上的差距,用2007年的美元来衡量,可以发现,美国1970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而中国1983年的人均GDP约为1000美元,两者相差20倍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但老年教育在中国获得了超前的发展,这和中国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以及老年人(老干部)在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有很大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一些老干部的积极要求下,政府为了发挥老干部的余热而兴办了老年大学。
一、社会经济条件
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5446美元,说明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还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产生老年教育时的10000美元,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3.34%,知识与技术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完全实现。因此,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关系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进一步发展老年教育还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中国老龄化的加速,以及产业升级的要求,又使得终身教育和老年教育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也给老年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困扰。2011年,中国各省份人均GDP最高和最低相差约5.8倍,地区间最高和最低相差约2.06倍(见表6-10和表6-11),2011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只有三个直辖市,分别为北京、天津和上海(见表6-10),而西部欠发达省份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左右。发达省份具有发展老年教育的良好条件,但问题是,也正是在这些经济发达城市,老年教育存在较为严重的供给不足,老年大学出现“一座难求”的现象。资料显示,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参加老年大学的比例达到7%—9%,如福建、山东、江苏、上海等地,而不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入学比例大大低于全国平均的3%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也就意味着整体受教育水平低,青少年的教育资源缺乏,更不用说老年教育资源。总量的缺乏及结构的不合理,使政府统筹协调各个人群、各个地区的教育资源时遇到很大困难,很难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获得平衡。所以中国的很多老年大学是各级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对老干部的一种福利安排,尤其是处于较高级别的老年大学。教育行政部门并不管辖老年教育,而是由文化部门负责指导,各类公办教育机构也没有对社会其他人员开放的义务。
表6-10 1990—2011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DP(美元)
续 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2年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2005—2011年分别为8.2,7.98,7.61,6.95,6.84,6.77,6.46。
表6-11 2005—2011年分地区人均GDP(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2年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2005—2011年分别为8.2,7.98,7.61,6.95,6.84,6.77,6.46。
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使得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下解决教育资源的配置总量和配置结构问题。具体到老年教育,必须回答好两个问题:其一,是否将老年教育看成是对年轻人教育的一个部分,代际共享教育资源,并由政府进行公共财政支出;其二,为老年人提供怎样的教育内容,是就业技能还是娱乐休闲,或者两者都要兼容,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中国经济的起飞,依靠的是供给短缺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时过境迁,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沿海地区的世界代工厂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而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和人才。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及老年教育,对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人口中占比不断增加的老年人的人力资本下降,将制约全部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进而影响转型升级。
二、制度制约
发展老年教育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除了必要的经济资源之外,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支持。在中国,有许多制度性因素的存在不利于老年教育的发展。
(一)户籍制度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几乎影响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身份的不平等。城乡分割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则更为大众所诟病,因为教育的城乡不平等是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农村在经济条件、学校数量、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等方面和城市存在很大差距,造成较为严重的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研究表明,女性和老人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占据了相对重要的位置,来自CHARLS的数据也证实,农村老年人更需要就业,以获得更多的养老收入。因此,和城市的同年龄人相比,农村的老年人更需要、更希望得到教育培训的机会,以帮助他们获得农业新技术和将农产品销售市场。而现有的覆盖农村的教育体系尚不能很好地提供农业科技方面的教育及培训服务,城市的机关事业单位占据了更多的有限老年教育资源。从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质来考虑,完善覆盖乡村的终身教育体系,对弱势群体实现有效的公共教育服务,才是政府公共支出的本意及本质。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破碎化
社会保障是最应该体现社会公平的领域,但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破碎化制约了一部分老年人分享教育资源的机会。社会保障的破碎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城乡分割、身份分割和地区分割,其中最重要的是身份分割。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保、企业职工社保和农村社保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由此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甚至是族群的分裂和歧视,这些群体凭借不同的权势地位而分配一定数量的资源。由于老年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且主要局限于休闲娱乐活动方面的资源,因此只有层级比较高的人才可能分享到,而许多层级低的老年人即使有这个愿望和需求,也会被排除在外。由于老年人的各项支出主要依赖其社会保障收入,低社会保障、低收入的老年人很难再负担老年教育的费用。
(三)老年教育机构的缺乏
在中国,发展老年教育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老年教育机构的缺乏。中国的各类正规学校以公办为主,政府通过税收而投入的公共教育资源非常丰富,但它们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开放性还比较差,无法对普通老年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高等教育虽然放宽了报名资格,取消了入学的年龄限制,但由于存在非常激烈的考试压力,老年人很难跨入高等院校的门槛。由于有就业需求的老年人一般都是低收入人群,他们更需要更新职业能力以获得新的岗位。因此,公办教育机构应考虑对这部分老年人实行免费、资助或补贴政策,使这部分老年人及时获得能力补偿。
(四)慈善事业不发达
社会的公共事业除了可以通过税收而采取公共支出的方式以外,还可以采取互助的方式。在中国,过分强调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并且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不良后果。一方面,慈善事业的进入门槛高,政府垄断管理,财务不公开,滋生腐败;而另一方面,民间的善意和互助得不到完全的发挥。2012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对官办慈善机构提出了挑战,人们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信任开始动摇。而老年群体是最能实现互助的群体,比如老年人之间的互相照顾,年纪稍小的老年人可以照顾年纪更大的老年人,年纪稍小的老年人参加慈善机构相当于储蓄了照顾劳动力,通过代际互助而实现了老年人的互相照料,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慈善思想和博爱思想,这对缓解老龄化社会的护理劳动力短缺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老年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教会老年人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
三、需求预测
人口结构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都会给老年教育的需求量带来很大的影响。人口老龄化趋势、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都将提高老年人的教育需求,但较为准确的定量估计还未有研究。本研究根据宋世斌对中国未来老龄化程度的预测数据,结合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所引起的老年教育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对未来老年教育的需求量进行了估计。影响老年教育参与率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比如个人特征、家庭状况、交通、收入水平等,其中最主要的有城市化水平和先前的受教育水平,即随着城市化水平和逐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老年教育的参与率具有逐代提高的趋势。老年教育的参与率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保守3%,一般5%,乐观8%,非常乐观10%。不同的参与率有不同的预测结果,各种情形下的预测结果见表6-12,变化趋势见图6-1。实际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老年教育参与率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后代的参与率要有比前代更高的参与率,由此可以得到一组更大变化的估计值,见图6-2。
表6-12 中国老年教育参与人口数量预测
图6-1 中国老年教育参与人口变化趋势
图6-2 递增参与率的老年教育人数预测
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即老年人口中参加老年大学的比例维持在现在的3%水平不变,由于老龄化的原因,到2035年,上老年大学的老年人数也会翻上一番。如果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到21世纪中叶,参加老年大学的老年人口数量将是目前的7倍多。按照中性的5%的比例来测算,未来参加老年大学的人数也会是目前的3.7倍。应该说,中国的老年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日益增长的老年教育人口对教育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数量上和质量上的要求。中国的老年教育和先进国家的老年教育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老年教育更多的是提供娱乐休闲活动,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老年教育具有能力培养的性质,老年人可以通过老年教育获得多种生活、生产和社会化所需的能力。国内、国外的这种差异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也有根本的发展方向的影响。中国的老年教育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应该满足哪些老年人的教育需求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转型都要求中国必须拥有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能够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本。因此,中国老年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必须做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不断增加的老年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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