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有多重含义，按照笔者的理解主要有：其一是人民当家做主，拥有管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事务等权利，特别是要保障公民的民主、独立、平等、人权等基本公民权利，这是实体民主。其二是构建一种理性、文明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能够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得到体现，这是程序民主。具体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来讲，政治动员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党和政府的决策意图，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政治动员过程中的民主首先应该体现在党和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应该充分体现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参与权；其次应该体现在政治决策的执行要充分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独立、民主、平等、人权等基本权利，及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权利，而不仅仅局限于通过政治权力或组织化整合来开展政治动员。因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日益变迁，所谓政府体系之外或非体制内的普通民众，其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可能并非直接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日益成长的民间社会，加之市场经济不断催生出现代公民意识，这种政治权力和组织化整合手段对他们的政治动员作用可能会逐渐减弱，他们在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更加关注自己的各种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迁，催生出我国公民的民主、竞争、平等、独立、法治等意识，我国社会的公民意识日渐成长。因此，在推进党和政府政治决策执行时，一方面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正确引导，另一方面亦应该尊重人民群众合理的公民权利，即民主、独立、平等、人权等基本权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特别尊重人民群众合理合法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而不能过多使用行政权力干预群众的合理诉求，要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采取各种民主法治的方式来激发社会活力，保护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保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更多采用说服、契约等手段来开展政治动员，使人们在从政治决策的政治动员中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鼓励的同时，获取更多的尊严和价值。如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当时人们思想中的种种疑虑和困惑，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的执行，就没有过多依赖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来推进，而是采取物质利益诱导和“试点”的政治动员方式来推进改革开放决策的执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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