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真的不允许失败

到某课改知名学校去考察——这所学校及其校长以其务实的课改理论和经验，在省内有一定的影响。听了校长的课改专题报告和两节示范课后，我提出到教学楼看看老师们的常态课的要求。

校长面露难色，说：我们要听课，是必须提前一天和老师打招呼的。我提出疑问：您所倡导的课改理念和我所听到的两节展示课，我特别认同，我想了解一下，全校老师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努力进行这样的改革。

他坦言，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了多年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曾尝试在全校各学科层面推开，推行不久，家长就给当地政府领导写信，反对把学生当“试验品”。政府领导担心教育“失败不起”，劝他“稳妥”为好。领导还善意提醒他：“你不搞课改还好，一搞万一搞出了群体事件，得不偿失。”无奈，他只好不了了之。现在，仅有一部分教师和他一起真正在做课改探索。

“那段时间，我很苦恼，为什么那么多沉闷、乏味、低效甚至看起来不负责任的课堂，家长和一些教育者可以坦然接受，而我们要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却备受质疑和阻拦？善意的教育改革能失败到哪里去？不就是担心成绩暂时有点滑坡或者提高不明显吗？”

他只说对了一半——即使最终能够大面积提高学生的成绩，如果需要的时间是两年或者三年，又有多少人能够耐心等待和理性支持呢？人们只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改革，否则，就算“失败”。

“教育不允许失败，因为它的服务对象是人。”

这个未经推敲的观点流行多年后，仿佛已经成了“常识”和“常理”，人们少有怀疑，也不敢轻易质疑。

如果，这个“失败”，指的是教育的全局性的失败（比如纳粹主义教育），或者是给学生——哪怕是个别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带来根本性的伤害，那么，这个原则理当得到无条件尊重。以人为本，是教育的第一立场。涉及 “人”的问题，如何强调其重要性和严肃性都不为过。

从当前的教育语境分析，我国的任何教育改革并不存在上述性质严重的“失败”。人们所谓的“失败”，通常指某些方面的成效或成绩（特别是学习成绩，尤其是升学率）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或显著。

显然，太多的人只是偷换了“失败”的概念，借着“教育不允许失败”的名义，来反对和阻止任何希望改善教育的变革和努力。

时下，教育体制改革、课程与教学改革、高考和中考改革、招生制度改革等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且已逐渐走入了深水区。我们听到的各种质疑声也多起来。最多的声音，是“教育不允许失败”“教育失败不起”或者“教育禁不起折腾”“教育不需要折腾”——其理由依然是“教育不允许失败”。有的是真正基于对教育现状的忧虑，也有不少是对教育改革的情绪性的反对和排斥。

有些人，一面对教育现状深感不满，另一面又对教育改革与尝试心怀警惕。有些人，怀着满腔激情投身教育改革实践，但在遭遇种种质疑和阻拦之后，就纷纷偃旗息鼓，知难而退。

由于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大胆的质疑，“教育不允许失败”这个看似无可辩驳的观点，吓住了多少激流勇进的身影。它业已成为一道绊马索，横亘在我们的面前。若不能对此廓清认识，恐怕，我们的教育改革不但不能万马奔腾，还会出现万马齐喑的窘境。

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我们发现和利用其规律的过程从来都是难以一帆风顺的。教育还是一种职业和专业，在其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伴随着无数的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失败”的尝试——这些失败，通常并不是全面的失败，而是局部的不理想、暂时的困难和多走的几步弯路。

“不允许”教育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没有失败。

相反，教育绝非从来只有成功。

审视我国的教育及其历史，尽管我们实现了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但教育失败依然处处可见。比如，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大大小小多少减负文件，学生的书包依然太过沉重；养成教育实施了许多年，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但随地吐痰、不会问好、甚至不能文明如厕等现象依然屡见不鲜；体育课开了十多年，依然没有培养出一种终身可以受用的健身爱好或体育技能；从小学到高中，学校换了一所又一所，班主任换了一个又一个，国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国旗升了一次又一次，爱国主题班会开了一堂又一堂，但对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认同感和自信感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些难道是教育的成功？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何尝不是对我国教育积弊过重的一种诘问？

如此说来，我们或许从来就没有完全或彻底成功过——也许，谁也不可能完全或彻底成功。

美国教育改革领导者、美国当代教育改革之父约翰·霍特在《孩子为何失败》一书中毫不客气地指责教育人这种对“失败”近乎“洁癖”的习惯：“学校一直都是这样的，无论是不可救药的市中心的学校还是久负盛名的大学的研究生院，大家有一个共识：学生有了成绩，功劳是学校和老师的；学生没有成绩，问题一定出在学生身上。虽然措辞不同，有人说他们‘太笨’，有人说他们‘文化劣势’或‘学习低能’，但意思都是一样的。学校和老师只会对好的结果负责。”他表面上在探讨孩子为什么失败，其实在探讨学校和老师的教育为何失败，这是失败在不敢面对和承认教育自身的失败。

同样是美国的威廉·格拉瑟博士在《没有失败的学校》中，根据自身的教学经验，运用“现实治疗”理论痛陈当代教育之弊病，他认为，正是学校的失败制造了太多的失败的学生，而教育的过失则是学校失败的主因。

令人惊讶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异常“成功”的美国，却有那么多探讨教育失败的书籍。而且小布什任总统期间，痛感教育的“失败”，还特意推动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而奥巴马同样认为美国的教学质量正逐步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认为中印的学生比美国的学生更加勤奋和努力，所以支持延长学生在校时间，清除不合格教师，增加万名理工科教师，并称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

而在我国，许多人动辄拿美国教育为例来表达对当下中国教育的不满，而面对教育部门、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所做的任何教育改革和尝试的时候，却又动辄以“教育不允许失败”“教育不需要折腾”来横加指责或制止，实在令人费解。

或许，不允许教育失败，和不承认教育失败一样，都是一种美好的教育幻想和怯弱的教育自欺。

可是，每年，从县市级到省级、国家级，有大量的教育科研项目立项，又有大量的项目结题。看看那些结题报告，每一个都“成效显著”“成果丰硕”，有数据，有案例，“人证物证”一大堆，看起来无可辩驳，却鲜有提及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存在的缺憾、目前无法克服的困难以及尚待解决的问题。有位教科所长在应邀作课题成果鉴定后坦言：如果中国的教育科研都如此成功，没有失败，甚至几乎没有缺憾，那么，中国的教育问题哪会那么多？这是不是教育上的一种浮夸风？

如果有人仅仅拿“教育不允许失败”来正告任何从事或者管理教育者，要敬畏教育，要慎重行事，要认真面对任何涉及教育的问题，力戒草率马虎、急功近利，无可厚非。但以我愚见，当今中国，向教育的陈规陋习、落后观念和陈腐经验以及积弊顽疾发起挑战的人，敢于尝试、勇于改革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比如叶澜、李希贵、朱永新等大力倡导或亲身力行教育改革的有识之士，以其坚韧不拔之志，坚守在教育改革之前线，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令人尊敬，但还是显得孤独、单薄，还不至于在短期内使整个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

多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要在教育这个领域做些改革，需要拿出极大的勇气，忍受很多委屈，做出很多牺牲。如同当下的社会经济改革，没有一点“壮士断腕”“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是无法获得成功的。

我校曾推行小班化课堂改革实践，要求教师尝试把课堂学习权还给学生，少教多学，少讲多练，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结果引来一片质疑和阻拦。有的来自内部，也有的来自家长。有一些家长在论坛发帖，还组队到学校来阻拦。我们坦率面对，主动邀请意见强烈的家长前来沟通。有家长质问说：“你们不是把我们的孩子当小白鼠吗？我们不允许孩子做你们课改的牺牲品。”有更多的家长则质疑：既然课改那么好，为什么其他学校不搞改革，为什么许多名校不搞改革？

我们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告诉他们，我们所借鉴的一些课改经验，都是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的。而且，之前我们不改，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相反，我们推行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恰恰是因为存在太多不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问题。我诚恳地告诉他们，如果以为上课就是讲课，讲课就是负责，讲过就是学会了，那么，教育是不是太简单？如果教师只顾自己讲课，不顾学生学得如何，孩子们在课堂上爱听不听，爱睡就睡，爱玩就玩，孩子们是不是连活的小白鼠都做不成，反倒被当成了死老鼠了？我还用乘车和开车的例子告诉他们，许多人为何乘车时会晕车，而一旦坐上驾驶室开车，就不会晕车，因为他成了主角，不再消极被动。我们的课改就是要努力让学生成为司机，而不是乘客。

听我此论，他们都笑了。我们又带他们去看了现场。当时，我们初一初二在推行课改，初三由于是大班，更主要的是由于家长顾虑太多，没有推行。家长们在初三传统的课堂里看到了不少趴在桌上或者东张西望、坐立不安的学生；而初一初二试行小班化课堂的教室里，老师努力组织学生学习，学生井然有序，人人参与，几乎看不到“神游于物外”的现象。眼见为实，他们看了之后，就不再反对了，并诚恳地说：“校长，我们理解你们的意图了，支持你们。”奇怪的是，之后的历届家长，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阻拦和质疑。

家长对学校的任何变革怀抱警惕或忧虑，可以理解，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成为“牺牲品”啊，而且他们中多数终究是“业”外人士啊。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往往能够通情达理，转变观念，一旦听你言之有理，看你做得踏实，也就立马放心了。

而我们教育者队伍中，转变思想、理念和作风，接受新的变化和革新，比起家长来，却要艰难和被动得多。不少学校的课改项目遭到了家长和社会反对，推行不下去，主要是一部分还没有想通的教师从中发挥了“作用”。还有的则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些领导顾虑重重，畏缩不前，导致校长和老师们不敢“轻举妄动”，不少地区的课改或者虎头蛇尾，或者中途夭折，或者徒有形式，就与此有关。

我所知道的一个县，课改实践一度蓬勃开展，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发展主动性，学校和课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即便是极为薄弱的学校，学生在课堂上也乐于学习，勇于展示，赢得了省内各地同行的高度敬重。但是，据说因为课改后连续两年该地区的中考成绩和高考成绩在本地区的排名中“不够理想”，有关部门和领导私下里就对课改紧急刹车，导致一些抱有教育理想与激情的课改先锋校长纷纷出走——被临近地区挖走。

始生之物，其形必丑。任何一种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经验的诞生，都会经历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逐步完善的过程。教育改革很多时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无论破旧，还是立新，都会有个艰难的过程——拆掉老房子和建造新房子，甚至仅仅是一个客厅或书房改造的过程，都会有一个看起来乱糟糟、尘土满地、不习惯、不方便的阶段。即便是借鉴他人已经成功的经验，也难免有邯郸学步的时候。有的人总希望找到一种毫无副作用、全无“疼痛”的秘方良药，无异于缘木求鱼。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之所以倡导教育改革，正是基于对教育现实中种种弊端的清醒认识和对教育乃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深切忧虑。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形势瞬息万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这个以“变革”为主旋律的信息时代，我们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当然，什么是教育的成功和失败？这也值得商榷。教育的成败评价涉及的内容是丰富复杂的，包含学生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学科知识、生活技能、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在许多人看来，判断成败的因素只有一个：成绩是否提高。在这种成功观的指导下，我们的教育改革，无疑将会寸步难行。我们的教育的现实失败感也必将持续更久，更久。

人类的教育历史证明，任何一种科学的教育理论和成功的教育经验的诞生，都是对现实的教育失败或缺陷的一种超越与完善，也同时伴随着许多相对损失较小的诸多新“失败”的积累与反思。从来没有无失败的教育和教育者，也从来没有无失败的教育改革和教育进步。

教育不改革，将无法走出低效的泥潭。但是，要改革，则必须先给教育松松绑，特别是在思想和理念上，要敢于突破原有的缺乏科学依据的禁区和樊笼，要特别注意那些以教育的名义设置的种种藩篱。教育的忌讳太多，教育改革就会举步维艰。没有教育思想的大胆解放，何来教育改革的百花齐放？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失败”，便裹足不前，以为裹足不前反倒好像就没有了失败，那委实是我们教育的失败，而且是“大失败”了。

2013年4月，上海市政府提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将依法保障改革创新，宽容失败。《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明确：“对依照本决定规定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谋取私利的，在政府绩效考核中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作负面评价，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抱着善良的愿望，积极实施改革创新的人们，可以允许失败。对此，新华社记者仇逸在《京华时报》中撰文指出，“给一次失败的机会，给一次纠错的尝试，相信改革之路会越走越宽。”

虽然对改革多一些包容，多一些耐心，是一个常理，但能够从法律层面提供保障，还是能够给那些愿为天下计、敢为天下先的有志之士一些切实的安慰和鼓励的。但愿这样的好事，在教育上，也能够多一些。只有当我们学会对教育改革多一些包容，教育成功才会越来越多，教育成功之路，也会越来越广阔和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