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盛宣怀在天津主持架设津沪电线而筹建天津电报局时,以“学堂与本局相为表里”,(注:盛宣怀:《详定电报招股大略章程二十条》(光绪六年九月,1880年10月),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114页。)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在总局之下设立天津电报学堂,以培养发展电报所急需的收发电报及维修人才。李鸿章准允所请,并9月16日奏办电报事业同时,提请清廷设立电报学堂,“雇佣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弊。”(注:《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1880年9月16日),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336页。)奏折获得批准。在盛宣怀积极筹建下,天津电报学堂于当年10月6日正式成立开学,校址初设天津城东门外扒头街。(注:《电局近闻》,《申报》1882年12月8日。)盛宣怀自任总办,后由朱其诏、朱格仁等相继接任。学堂附于天津电报局内,初拟为临时性质,计划开办1年,候电报局所需电报学生满员后即行裁撤。后因电报事业逐年向全国推广,对电报人才有较大需求,盛宣怀遂禀请天津电报学堂不仅不应停办,且要续招、扩招,所培养学生并非仅为满足北洋辖地各电报局之需。电报学堂得以继续办理,且有所扩充。1886年又在法租界紫竹林(现今承德道一带)新建校舍,增聘教师,以适应日益扩展的电报事业需求,成为电报局常设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亦称电报学堂津堂、北洋电报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停办,前后共计20年。作为全国电报实业的长期主管者,盛宣怀既是该电报学堂的创建者,也是其行政主管人。
天津电报学堂筹设时,盛宣怀向李鸿章禀称,学堂“系为国家造就人才”,经费“应在军饷内开支”,(注:盛宣怀:《详定[电报招股]大略章程二十条》(光绪六年九月1880年10月),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114页。)而非由集商股而成的电报局拨发。盛宣怀拟《电报局招商章程》(1881)内载:“所有教习、学生各费,如学堂薪俸等项……均于本局禀请奏定,无论现设、续设几千万里,以上各费永远由官筹拨,各局具领给放,不动商资。”(注:盛宣怀:《电报局招商章程》(光绪七年十一月,1881年12月),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142页。)李鸿章批准办学经费“准免在商本内归还”,(注:李鸿章:《〈详定电报招股大略章程二十条〉批语》(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81年1月28日),引自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118页。)指定由其所管淮军饷内拨发。此后数年,电报学堂经费乃照案由淮军饷内拨给,学堂初办时,电报局代垫经费亦以公款归还。1887年盛宣怀批示:“天津电报学堂截止十三年年底为止,以后并归商局办理,不再开支公款。”(注:盛宣怀:《北洋电线分别归并代办章程》(约光绪十三年,1887),盛档:107853。)改变了先前“原各费永远由官筹拨”的主张。自1888年开始,该学堂经费改由电报局支出。学堂具体经费数量,自1880年开办至1882年3月底,共计湘平银19066两,按年计约12000两。1883年为8210.6237两,至1886年增至13949.6201两。(注:《天津电报学堂账单》(约光绪十三年,1887),盛档:026587。)此后经费正如盛宣怀所称:“电报学堂经费每年一万二千余两。”(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艺文印书馆1957年版,第262页。)从经费来源看,天津电报学堂在1888年前属官办性质,此后属官督商办性质。
至于天津电报学堂的培养目标,据该堂帮提调濮尔生(Care.H.O.Poulsen)称,是“教会中国学生电磁理论和电报技术,使他们能在电报网的各分局报房胜任工作”。(注:《毕乃德记天津电报学堂》,见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86页。)教习主要由电报局所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工程师兼任,丹麦籍濮尔生、克里钦生(B.F.Christiansen)、博来(Bobr H.),英国籍克伦西(V.Culmsee)先后担任教员,京师同文馆毕业生那三、庆常也曾为教员。至1900年停办时,教习全由中国人担任。
天津电报学堂学生数量一般在30至50名之间,1880年开办时,首次招生30名;1882年秋,学堂总办朱格仁报称“电报学堂现有学生三十二名”。(注:《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前大学士李鸿章奏)(1883年1月16日)。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338页。)1895年有50名学生,年龄在16岁到22岁不等。入学学生一般习过四五年不等的英文、数学。依据学生的学识能力和学业程度,分作头班、二班、三班、四班等从高到低4个班。学习课程初以打报技术为主,后渐扩至电学理论、电报技术、测量等课程,至1895年有17门之多,它们是:电报实习、基础电信问题、仪器规章、国际电报规约、电磁学、电测试、各种电报制度与仪器、铁路电报设备、陆上电线与水下电线的建筑、电报线路测量、材料学、电报地理学、数学、制图、电力照明、英文和中文。至此,学堂已具备近代专门技术教育的教学条件。采用的教材是濮尔生所著《电报学》等,多为英文教科书。学生结业后,派赴津沪线各分局实习,或依据各电报局所的业务需求随时派赴实习,依据班次及考分给予高低不同的薪水。该学堂前后共毕业学生约300名,遍布全国各地电报局所。
天津电报学堂是盛宣怀主持创办的第一所技术学堂。就天津而言,它是天津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从此揭开了天津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序幕。(注: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就全国而言,这是继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所设福州电报学堂(又称福州电气学塾)之后的第二所电报学堂,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技术性学堂之一。然福州电报学堂为临时性质,设立不久即行裁撤,而天津电报学堂则延续20余年,规模与影响要大于前者。它的成功创建与发展,说明随着盛宣怀的洋务事业日益扩展,已经实现了从洋务教育的提倡者到实践者的角色转化,标志着他正式投身于办理新式教育。
另有两个问题值得说明。一是盛宣怀之子盛同颐在《盛宣怀行述》中说,创设北洋大学堂“是为府君办理学堂之始”,(注: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愚斋存稿》卷首,第19页。此处学堂应指清末民初的新式教育机构,有别于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下的府、州、县学等学校。)此说似有不确,天津电报学堂应是盛宣怀创办学堂之始。而从1880年办理天津电报学堂至1895年创设北洋大学堂的15年间,盛宣怀还主持或参与创办过多所新式学堂。二是历来学术界一般认为,天津电报学堂为李鸿章创设或奏设,对于该堂实际创建者盛宣怀基本未予提及。如张心澄著《中国现代交通史》说:“光绪六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创办津沪电报,在未兴办之前,即设电报学堂于天津。”(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第427页。)又如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天津电报学堂”条称,该堂系“清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奏设”。(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增订合编本,下册,第1544页。)李鸿章奏设确属史实,对天津电报学堂长期必要的支持也是史实,且这些支持对于天津电报学堂的创设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作为天津电报局及中国电报总局的长期负责人,盛宣怀提议并具体筹建,长期主管天津电报学堂经费、学生分配等事宜,今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存有不少该电报学堂呈请盛宣怀批示以及盛的批文等。这些都说明盛宣怀应是天津电报学堂的实际创建人与主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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