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学之基”

1898年6月12日，盛宣怀向清廷上呈《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并附《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片》，奏请在南洋公学内设立译书院一所，“翻译东西政学各书，以为成才之助。”（注：盛宣怀：《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折》（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年7月），《愚斋存稿》第5卷，第33页。）附片前大半段篇幅说明成立译书院的缘起，归纳起来，首要原因在于培养西学人才急需西学译本。附片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民西学素养的提高、教育程度的普及，皆得力于设局翻译西书。我国若要培养出具备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顾非能读西国之籍，不能周知西国之为”。然而“西国语言文字，殊非一蹴可几”，要求学生直接去读外国原版书是办不到的，最好的途径是仿照日本广译西学的做法，直接为他们提供西学中译本，作为参考书或课本。但当时译书机构为数寥寥，译书量极少，重要者如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西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且偏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书籍，极少有公学培养政治、外交人才所需的法政类书籍，自设译书院从事此类书籍的译印以供学生研读成为办学所需。（注：参见盛宣怀：《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片》（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12日），《愚斋存稿》第2卷，第27-28页。）此外，设立译书院也可为学生翻译课程提供训练和出版平台。这就是说，译书院是因公学的实际所需而设，是辅助学校教育的重要机构，诚如盛宣怀强调的：“兴学为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址。”（注：盛宣怀：《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书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日，1902年1月），《愚斋存稿》第6卷，第15页。）“译书一端与学堂相辅而行，诚属不磨之论。”（注：盛宣怀：《致任道榕函》（约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档：044310。）

同年7月7日，《附设译书院片》奉朱批“着照所拟办理”。8月，译书院正式成立，院址初设上海虹口邓脱路（今丹徒路）谦吉里，后迁至提篮桥。经费由公学经费内拨付，“每年定额一万两”，（注：张元济：《南洋公学译书院乙亥年总报告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盛档：044621。）实际每年支出要略低于额定数。译书院名为南洋公学附属机构，实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西学翻译机构，院址又设于虹口，而非南洋公学内。其主要职责并非如办院奏折所请，专为公学编译课本与参考书，而是在全国范围内译介新学、辅助兴学育才的机构。作为创始者，盛宣怀是译书院最高负责者，他对译书院创办与发展倾注很多精力和深思，举凡筹备设立、人员聘用、译书方针、译印书目、经费管理、版权交涉，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创办之初，他先派公学提调李维格兼管院务，1899年4月，又专聘维新人士、翰林院编修张元济担任总校兼代办院务事，（注：张元济：《南洋公学译书院乙亥年总报告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盛档：044621。按：张元济在译书院职务名称，各著述多称“院长”，然揆诸“盛档”、南洋公学史料文献，译书院负责人称管理译书院事务、总理、总办等名目，惟独不见称“院长”，当是后人误会。）后任主事，负责主持译书院。1901年春夏，张元济担任南洋公学代总理，主事由黄元吉暂代。6月张元济辞代总理，重回译书院专掌院务。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下诏兴学。盛宣怀鉴于实施新政、创设新学亟需设局翻译大量政治、法律诸书，“颇欲统筹全局，独任其难”，拟大举扩充译书院，以为全国译介新学之中心，“卒以经费未充，未敢遽图大举。”（注：盛宣怀：《致任道榕函》（约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档：044310。）乃奏《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折》，在将译书院刊印的翻译书籍呈览的同时，以“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向清廷建议：“各省官书局改为译印书局”，令出使各国大臣，购备东西文政学新理有用之书，拟订目录，“分饬各省克期翻译译印”。（注：《愚斋存稿》第5卷，第34页。）随即，他对译书院加以扩充，增调翰林院编修费念慈为总校，增聘译员。为了培养出诸如严复、伍光健之类的翻译人才，盛宣怀上奏《请专设东文学堂片》，奏准创设东文学堂，“考选成学高才之士”（注：《愚斋存稿》第5卷，第38页。）46名，学以3年，（注：《东文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档：044542。）聘罗振玉担任监督，王国维任执事，日本人藤田丰八等为教习，于1901年11月在虹口正式开学。学堂明定办学宗旨：“使学者习东国语言文字，通各国历史及政法之学，速成有用之才。”可见，东文学堂以培养具备近代法政知识的日文翻译人才为目标，类似于洋务学堂中的外国语学堂，这是盛宣怀主办的唯一一所语言类学堂。

经过扩充整理，译书院管理得法，译员队伍整齐，发展渐入佳境。然至1903年初，公学两大供款部门轮船、电报两局被袁世凯所夺，对公学拨款大幅削减。盛宣怀不得已将译书院、东文学堂裁撤，张元济离院，就任商务印书馆。此时，“商务印书馆拟盘译书”，盛宣怀以“译书院暂行归并，并非停办”为由，“始终未允”。（注：张美翊：《致张元济函》（约1903年夏），西交档：2312。）译书院归并公学继续办理，直到1903年底正式停办。1909年初，东游日本归国的盛宣怀“于兴学、译书二端，尤殷殷致意”，（注：但焘：《致盛宣怀函》（约宣统元年，1909），盛档：045026。）又筹款在上海开设译学馆，编译日本财政、法律诸书，尽管收效甚微，影响远不如前，但反映了盛宣怀对于兴学、译书的执着。

译书院翻译人员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是专职译员，如稻村新六、细田谦藏、郑孝柽、卢永铭、樊炳清、葛胜芳等相继聘为译员，都是术有专攻的饱学之士；一类是兼职的公学师生，如提调李维格、伍光建，教员陈诸藻、黄国英，师范生孟森、杨志询等；三是少数“包译”者和投稿者，包译者如叶瀚，外来投稿者有吴文聪、王鸿年及日人古城贞吉、山根虎之助等人。（注：杨耀文：《本校四十年来之重要变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1936）。）专职译员是译书队伍的主体，设立初期以日本译员为主，本国译员为辅，后来基本使用精通中外文的本国译员，译员数一般保持在5—11名之间。

从1898年到1903年译书院存在期间，共译书约60余种，刊行至少30种，涉及军事、经济、史地、法政、教育、社会、宗教等门类，可以说选题范围广泛且注重实用性。设立初期，主要译印对象是“兵书”，即日文军事类书籍，后期转入“政书”，以东西方经济、商务、法律等西学图书为多，社会影响逐渐扩大，比较出名的译作有《原富》《支那教案论》《计学评议》《英国文明史》《日本法规大全》等。它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法律制度、教育文化和学术领域影响颇大，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我国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对于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单就文化教育而言，译书院及其所刊印图书不仅对南洋公学，而且对其他新式学校乃至知识阶层影响颇大。译书院设院主旨在于“专译东西国政治教育诸书，以应时需及课本之用”，（注：盛宣怀：《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愚斋存稿》第8卷，第31页。）翻译课本以供南洋公学等校教学之用是其功能之一。译书院曾组织公学教员、师范生为主的翻译队伍，翻译《科学教育讲义》《几何》《代数设问》《化学》《格致读本》等数种，部分满足了师范院、中院西学教科书之需。教员、师范生在翻译过程中，于所教所学课程内容得到了强化巩固，有助于他们扩增新知，提高译技。课本而外，译书院刊印其他门类许多图书也受到师生广泛关注，成为公学师生课内外必读的西学参考书。张元济代理公学校务时，鼓励学生读译书院所出《原富》《万国通商史》等新书，公学也将译印佳作选为学期大考成绩优异者的奖品，盛宣怀亲临公学授奖。可见，译书院对于公学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贡献不小。

译书院刊印图书的影响远远超出公学一校，各省各地新式学校，如京师大学堂、三江师范学堂先后来函来人索取译书。1902年8月13日，译书院总校费念慈致盛宣怀函，称京师大学堂来函，“索新译书，为编课本书之用。”（注：费念慈：《致函盛宣怀》（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日，1902年8月13日），盛档：044651-1。）可见，译书院的服务范围已经扩大，非仅为公学一校服务，而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兴学育才的译书机构。而且，盛宣怀“译书尤为兴学之基址”的观念，创设译书院辅助学校教育的成功做法，被之后的新式学堂所接受，广为效仿。稍后建校的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都曾于1902年附设译书院（局），译介所需课本及各类西学新书，以至学堂兼办译书机构成为我国近代教育早期阶段的一个办学特点，这也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萌芽之时译书与学校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