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要著”

“一齐人傅，不如置诸庄岳，是以派遣出洋尤为要著。”（注：盛宣怀：《南洋高等商务学堂移交商部接管折》（光绪三十一年二月，1905年3月），《愚斋存稿》第11卷，第2页。）盛宣怀将派遣学生出洋历练视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甚至看作养成真才、实现自强的关键之举。早在1873年盛宣怀就向李鸿章建议，选派人员出洋学习枪炮技术。10年后的1883年秋冬，他与日本汉学家冈千仞进行笔谈时，就十分关切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后，派遣世家子弟、青年才俊负笈欧美的举措，一再追问：“贵国亲王游学英、普，系何年去？何年可归？……亲王为今王何人？岂世子乎？抑兄弟乎？”并清醒地告诉对方：“此一节已见贵国之自强，必在敝国之先。”（注：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在此前后，盛宣怀相继主持设立天津、上海电报学堂等技术实业学堂十余所，然鉴于人才培养的层次与自身条件，并无选派留学生的规划与行动。甲午后，盛宣怀筹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时，将选派毕业生出洋深造明确写入章程。1895年酌拟天津头等学堂章程规定：“头等学堂第一班学生择其最优者数名，送至外国游历二三年，川资薪水均由学堂禀请公中发给，以示鼓励。”（注：《总教习丁家立酌议天津头等学堂章程功课经费数目译折》（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档：026508。）1896年《南洋公学纲领》指出，上院四年学成后，“择其优异者，仿日本海外留学生之例，给官费就学外国或就试于各国大学堂，以扩见识而资大用。”（注：《南洋公学纲领》（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1896年8月11日），盛档：044964-2。）在办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实际过程中，盛宣怀筹措巨资，大力选派留学生先后赴东西各国深造。

1898年底，盛宣怀选派北洋大学堂金邦平等3名、南洋公学章宗祥等6名学生赴日本留学。这批学生是在日本政府邀请下，由北洋、南洋大臣敦请盛宣怀临时选派的，都未能在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完成规定年限的学业。1900年初，盛宣怀筹派北洋大学堂首届毕业生中成绩优异者10名，送往英美两国大学留学深造，因八国联军入侵而搁置。延至1901年，盛宣怀指令南洋公学将南下的北洋大学堂毕业生王宠惠、陈锦涛等9人资送赴美，学习法政、经济、工程；又选派公学师范生章宗元、中院生胡礽泰赴美学习。这批留学生可视为继幼童留美之后我国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成为20世纪初我国声势浩大的留美运动先导。同年，盛宣怀鉴于公学上院暂时难以办成，遂选送首届中院生李复几（李福基）等4人赴英学习财政、工程。1902年底，又选派公学英文教习吴健（吴治俭）前往英国学习钢铁制造。1904年6月，遴选公学政治班、中院毕（肄）业学生与教习程文勋等12人赴比利时留学，学习铁路机械，这是公学时期派遣留学人数最多的一批。同年，盛宣怀津贴南、北洋两学堂自费留学欧美生7名。1905年初，选派公学中院毕业生胡诒谷等7名赴美留学。不久公学改隶商部，选派学生留学的活动结束。此外，盛曾于1901年前后资送沈成鹄、金绍城等10名学生出洋留学，皆是“不由臣学堂出身而由臣招致咨送赴英国肄业高等学生”。（注：盛宣怀：《资送学生出洋游学片》（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愚斋存稿》第8卷，第36页。）综上，从1898年开始，到1905年南洋公学结束，盛宣怀先后主持、出资选派学生，分赴日本、欧美等国大学留学，被派学生以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为主，也有其他学校、其他类型的学生，总计约60名，成为20世纪初我国留学潮初起阶段一支重要的留学人群。

盛宣怀将留学教育视作本国学堂教育的接续，是养成桢干大才的必由之路。他用历史典故“一齐人傅，不如置诸庄岳”来表达对留学教育的理解，认为若要学成源于欧美的西学西艺，就必须让学生置身于科技先进、教育发达的西方环境之中，“学生必出洋游历，躬验目治，专门肄习，乃能窥西学之精，用其所长，补我之短。”（注：盛宣怀：《资送学生出洋游学片》（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愚斋存稿》第8卷，第36页。）如此，留学生方能学有所成，术有专攻，归国后任用于各要政部门，以达到“渐可不借材异地，授柄外人”之目标。盛宣怀原计划将头等学堂或上院优异毕业生选送出国深造，以形成国内普通中等、高等教育，外国高等专门教育（或近似研究生教育）的育才模式，北洋大学堂首届部分毕业生即被送往美国，但北洋大学堂停办后，南洋公学上院因故未能成立，选送资格降至“普通学已成或将成”的中院毕业生。从1901年至1904年，中院四届毕业生几乎全部选派出国，另择优选派了部分西文教习和师范生。中院毕业生程度较高，出国后能够就读于欧美各大学，逐渐形成以中学普通学为预备，欧美“上院”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诚如《清史稿》所言，南洋公学“优异者咨送出洋，就学于各国大学。意谓国内大学猝难设置，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最高学府”。（注：赵尔巽等：《清史稿》“志八十二·选举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32页。）由此，无论原先设计派送头等学堂、上院毕业生，还是实际选派以中学毕业生为主，都显现出盛宣怀以留学教育来提升本国学堂育才品质的意愿。这种留学方法的设计，显然优于早年留美幼童与根基较浅的军事技术留学生，能获得更好的留学效果。

从盛宣怀派遣学生出洋的大概情形，可知其派遣学生以欧美为主要目的地，以科技实业为主要学习专业。在留学管理上，盛宣怀讲求的是依限学成回国，且注重学理与实践相结合，留学期限往往长达五六年，甚至更长，历史地看，这些别具一格的观念和做法是超前的。辛亥革命前后直至民国时期，我国留学教育逐渐呈现出目的地由日本向欧美、留学科目从法政向实科、教育方法从速成向正规的过渡转换，盛宣怀主持的留学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学生直接派赴西方国家，经过规范的基础理论学习和广泛的社会历练，有利于培养出高端专门人才。盛宣怀对自己所派留学生也表示满意，充满了期待。1904年，他在给驻日公使杨枢的复函中，意味深长地说：

近年派赴日、英、美、比游学各生寄来课程，日有进步。区区之心，甚望匠成翘秀。国有人才，则朽腐无用之躯，他日乞恩归隐，庶非忘情也。（注：盛宣怀：《复杨枢函》，（光绪三十年二月十四日，1904年3月30日），盛档：001864。）

所派留学生日后成为翘楚者不乏其人，著名者有“中国矿藏之父”王宠佑、国际法学大家王宠惠、“钢铁冶金界的先驱”吴健、“中国合作运动之父”薛颂瀛、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李复几，等等。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少留学生在各自领域担任重要职位，有的成为近代中国风云一时的人物，如王宠惠位居国务总理，陈锦涛等4人曾任政府部长，章宗元等3人担任大学校长，雷奋等3人是省级司法部门负责人，他们在推动民族工业进步和科技发展、财政经济制度建设、外交司法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成功的留学教育，提升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教育效果与品质，同时也铸就了两校良好的办学声誉和社会影响。从成绩显著、人才辈出的实际效果来看，盛宣怀以留学教育来助推学校教育、培养高端人才的做法是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