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与助手

盛宣怀每办一事，都注重考究选人用人，以此为办事成败之关键。1884年他与日本学者冈千仞笔谈曰：“办国事不在用人上发端，则事必败；用人不在实效上考究，则人不出。”（注：《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光绪十年秋冬，1884年秋冬），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次年又在总结办理电报经验时说：“大约筹款尚易，用人最难，得一人则一事成矣。”（注：《盛宣怀拟节略》（光绪十一年，1885），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版，第225页。）办洋务如此，办理教育亦如此，在办学过程中，他多方延揽才识宏通、留心时务者主持校务，礼聘精通中西、乐于育才的中外学者执掌教务。不少有识之士也因办洋务、兴新学的抱负而投身于其所办教育活动，于是乎，逐渐聚拢了一批贤能精干之才，成为其办理教育的得力助手与推手，共同助推其所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前文论述了盛宣怀教育活动中的外部人际资源，这里专论实际参与盛宣怀教育活动的人员，包括学堂筹办者、校务经营者、教务负责人，还有文化机构的主持人，笔者将之统称为盛宣怀的教育“幕僚”。

“幕僚”指古代地方军政长官衙署中参谋、书记、顾问之类的辅助人员，一般是由幕主礼聘，在官署内协助幕主办理文案、刑名、钱谷等事务，“幕僚”制度尤盛于明清时期。但进入晚清这一新旧转型的过渡时期，无论是幕僚的来源、和幕主的关系、幕僚职责范围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如黎仁凯教授对晚清幕府的论述：“在晚清，随着政治、军事的变局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幕主在衙署内外设立了一系列的政务、军务、经济或文化机构，如创建军队、办实业、兴学堂等，延聘、奏调和札委一批幕僚在其中任职、办事，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为幕府的一员。”（注：黎仁凯：《晚清幕府制度及其嬗变》，《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据此，笔者将受聘参办盛宣怀教育活动的重要人员概称为教育“幕僚”。下面先将主要教育幕僚的简况列表如下（表3-2）。

表3-2　盛宣怀主要教育“幕僚”简况表

资料来源：马洪武主编：《中国近现代名人辞典》（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吴成平主编：《上海名人辞典（1840—199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陈华新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按：南洋公学译书院、东文学堂、特班建制相对独立，地位重要，故将主要主持者予以单独列出。

上表列举了盛宣怀教育幕僚共计32人。考察和分析这些教育幕僚的聘任薪酬、籍贯、身份背景及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宣怀教育活动实施与管理的具体细节，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新式教育兴办之初，新旧杂陈的时代特征。

（一）盛氏教育幕僚的聘任和薪酬

盛宣怀对教育幕僚的聘任方式多种多样，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特点。一方面，延续了传统幕僚的“礼聘”方式，即通过私人关系邀请并约定。这些幕僚的身份一般比较高，与幕主的关系密切且相对平等。例如，盛宣怀对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的聘任。1896年4月，盛宣怀筹设南洋公学之际，亲临故里武进何嗣焜家中，以“时局艰危，不当徒为洁身之士”（注：刘坤一、盛宣怀：《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年11月）。《愚斋存稿》第6卷，第3页。）等语，敦请退居乡野的何嗣焜协助其办理洋务和教育。何欣然应允，被盛宣怀聘为南洋公学首任总理、全国铁路总公司参赞。又如，张元济、蔡元培任职南洋公学，分别由李鸿章、刘树屏举荐，获盛宣怀礼聘而任公学译书院主事和特班总教习。

此外，还有“奏调”或“札委”等形式，由于是通过奏请朝廷调任，或是通过下属机构内部委任，带有“官方”色彩，因此不同于传统幕僚的“礼聘”方式。例如，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总办、提调等重要人选，皆先经盛宣怀择定，再禀明上级部门、奏请清廷派定的，如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总办伍廷芳、二等学堂总办蔡绍基、总教习丁家立，南洋公学总办沈曾植、汪凤藻等即是如此。盛宣怀还从其主管的电报、矿务、铁厂等实业部门选拔人才，札委其为实业学堂的总办、提调等，如谢家福、俞棣云等，幕主和幕僚之间就有了明确的上下级统属关系。

幕僚薪资由所办学堂、文化机构中公费支出，与传统幕僚主要由幕主个人的养廉银中划拨也不同。这些学堂和文化机构的费用多由盛宣怀掌握的洋务企业来支付。例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办学经费即由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按年捐付。由于盛宣怀经济财力雄厚，重视文教事业，给教育幕僚们开出不菲的薪酬。北洋大学堂总办、总教习月薪均银200两；南洋公学总理、提调月薪银200两，监院月薪高达银350两，译书院主事银140两，特班总教习月薪银100两。（注：《南洋公学的1902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座谈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6页。）清末辜鸿铭曾比较盛宣怀与张之洞身边属吏的经济状况：“张宫保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指盛宣怀——笔者注）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资，富雄一方。”（注：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分析盛宣怀教育幕僚的聘任和薪酬制度，可以发现其带有近代职官制度特色。聘任制度中，除了私人约定的“礼聘”外，“奏调”“札委”等方式则为官方性质，薪酬支付由“自掏腰包”改为由学堂等文化机构直接支付。这些类似近代职官制度的新型管理方式，无疑更加高效，适应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式教育机构对新型教育人才的大量需求。

（二）盛氏教育幕僚之籍贯分布

盛宣怀的教育幕僚中，中国籍幕僚27人，外国籍幕僚5人。中国籍幕僚全部来自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其中江苏籍16人、浙江籍7人、广东籍4人。出现这样的地缘特征，与这三省得新风气之先、人才盛出等地理文化因素有关，也与盛宣怀本人籍隶江苏、为江浙洋务集团首领有密切关系。盛宣怀在办学过程中，特别倾向于启用武进和苏州同乡亲属，他是江苏武进人，在江苏籍16人中，武进一县多达5人，而盛自称“侨居数十年”的苏州有3人。当时有英文报道也注意到此，曾报道说：“在他（盛宣怀——引者注）的掌权时期内——绝不是官僚集团中的唯一例子——把所有赚钱的职位都授予他的亲戚、门徒和常州同乡。”（注：《北华捷报》1908年3月13日，第620-621页。转引自［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123页。）这种热衷于任用同乡门徒等私人关系的倾向，与传统幕府的典型特征也是一致的。黎仁凯曾指出：“幕府中人员不纳入国家正式行政机构之中，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由幕主的私人关系网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具有极强的私家性质和人情味。”（注：黎仁凯：《晚清幕府制度及其嬗变》，《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不过，传统幕府的私人关系网络特征，容易导致派系和人事斗争的多发。例如，1901年南洋公学总理、武进人何嗣焜病逝后，浙江籍沈曾植受盛之奏调代行总理职位，但到校后他发现：“梅生一席，近似盛氏私人，常州人希觑者甚多。”决意“止愿与孝章为寻常宾主，不愿为亲密朋友。”（注：沈曾植：《海日楼家书·第二十七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七日，1901年5月24日），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6页。“梅生”系何嗣焜字，“孝章”即盛宣怀。）半年后，沈曾植挂职离去。

5名外籍幕僚中，有丹麦籍2人，英国籍1人，美国籍2人。特别是盛宣怀所办最主要的两所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总教习（监院）丁家立、福开森均聘自美国，对两所学堂的起步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些人员的选择反映了盛宣怀办学以欧美，特别是美国学校为仿照对象，这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兴起的学习日本风潮不同。1903年，他在致商部尚书载振的信函中，曾说到对学习日本和学习欧美孰优孰劣的认识：“论者谓取材日本或较泰西为易，不知求东文普通亦须二三年，且通商不止一国，何如竟讲西文西学更为直接。”（注：盛宣怀：《致载振函》（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1903年9月14日），盛档：044187。）这表明盛宣怀认为学习欧美更为直接的判断和认识。外籍人士在统计表中占16%，也反映了在国门洞开的教育新格局下，晚清幕府出现的时代特色。

（三）盛氏教育幕僚之知识背景

考察这些教育幕僚的求学与职业经历，又可以把他们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比较深入认识西学的新式知识分子。此类人物西学根基较厚实，后来多出掌学堂的教学事务。具体而言，有在西方学校中接受系统教育的，如伍廷芳（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后留学英国，获伦敦学院法学博士）、蔡绍基（留美幼童，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也包括外国来华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濮而生、博怡生，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传教士傅兰雅、丁家立、福开森；有出身洋务学堂者，如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的朱格仁、汪凤藻，或在洋务学堂学习后留学外洋者，如伍光建（北洋水师学堂，留学英国）、李维格（上海格致书院，留学英国）；还有游历过欧美或参加过编译西学的人员，他们虽未直接接受西方教育，但多年游历欧美或编译西学，对西方文明和教育制度有较深领悟，游历欧美者有张美翊、钱恂，参加上海制造局翻译馆编译工作的有钟天纬、赵元益。

第二类是长期从事洋务企业经营管理的实业人士。如轮船招商局参与创办者朱其诏，长期经办上海电报局的谢家福、俞棣云，招商局、电报局、汉阳铁厂主持者郑观应。他们多未有科举功名，长期追随盛宣怀创办经营洋务事业，同外国实际接触较多，对近代西方科技与文明感同身受，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以富国强民。他们多从办理实业的亲身体验出发，倡议并积极办理技术实业学堂。盛宣怀前期所办技术学堂多归功于他们的倡导主持，他们是盛宣怀前期教育活动的中坚力量。郑观应、谢家福由实业出发，萌发、形成维新改良思想，对盛宣怀办理新式教育多有影响。

第三类是出身旧学又倾向新学的新型知识分子。有从小饱读经史、获得过较高科举功名者，如进士功名者9人：王修植、沈曾植、刘树屏、张元济、蔡元培、张鹤龄、费念慈、缪荃孙、劳乃宣；有淡于功名、留心经世之学的何嗣焜、张焕纶、罗振玉。他们参与盛宣怀教育活动时虽未出国，不识外文，然胸怀传统士大夫的经世抱负，感于内忧外患，通过西学译作、报刊等途径，主动吸纳西方新知，成为融汇中西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少人又在中央、地方任过职，熟悉政务民情，是盛宣怀后期教育活动所倚重的中坚力量。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时，奉“中体西用”为办学方针，以培养精通中西的法政人才为目标，于是多延揽此类人才作为主体管理者，以适应办学所需。

这三类教育幕僚，尽管知识背景有差异，身份多元，但其共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均或多或少吸收了西学，有志于通过引进西学，实现教育体系的革新和新式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有别于传统幕僚的新型士人群体。

综观盛宣怀的教育幕僚，他们具有新旧杂陈的鲜明时代特征。从聘任和薪酬制度上看，盛宣怀根据新式教育机构的需要，与教育幕僚间建立了超越传统私人约定的更加官方化和社会化的关系。从出生籍贯考察，一方面，这一群体的籍贯仍然体现出传统幕府的地缘特征；另一方面，有外籍人士加入，为这一群体补充了不同于传统幕僚的新鲜血液。从身份上考察，尽管他们知识背景有差异，但是均或多或少吸收了西学，是一个热心引进西学的新型士人群体。他们是中国近代教育大变革中具有革新性、创造性的力量，共同促成了盛宣怀教育计划的实施落实和办学活动的开展，推动盛宣怀教育理念与实践的不断前行，是其文化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推手与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