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艺而艺政兼学

在创办新式洋务企业过程中，盛宣怀对西方科技、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西学观。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势下，盛宣怀对于西学认识的内涵与深度是不一样的，大体循着由西艺而艺政兼学的思想路线。与时渐变的西学观念直接影响着他的教育活动的方向与内容，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教育活动的方向与内容的变化，是其西学观演变的一种体现。

从1870年代初投身洋务运动之后，盛宣怀在经营近代工商业过程中，认识到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于是率先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经营管理方式，开创了轮船、电报、采矿、纺织等一大批近代实业。尽管此时他也曾发出我国“将才”“使才”“理财之才”不如西方之叹，但此种突破单纯技术人才局限的意识并非主流思想，也并未予以特别关注。他坚信在恪守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基础上，辅以西方自强之术，一定能够实现自强求富的目的。1885年，当洋务事业处于鼎盛阶段时，盛宣怀自信地宣称：

惟守吾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孔孟、程朱之道而不变不易，以用彼西洋气学、化学、算学、重学、电学之器而精益求精，天下之大，谁能御我哉！（注：《盛宣怀拟节略》（光绪十一年，1885），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这段话典型地反映出他对西学的认识大体局限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器物层面。与之相配合，盛宣怀从输入器物技艺而亟需洋务人才出发，不遗余力地办起了各类技术学堂，形成实业与教育并举的求富求强之理路。

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盛宣怀痛定思痛，对比中日一败一成的师法西方之路，他对西学有了更加深切的体认，觉悟到西学不仅止于军事、技术两端，而是事事有学问，都是有用之学，“昔之所谓洋务，在互市通商。今之所谓洋务，在典章制度。”（注：盛宣怀：《设立东文学堂招考肄业诸生告白》（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档：045021-2。）提倡将学习西学的范围领域从军事、技术等“西艺”，扩展至西方政治、法律、财政、教育等“西政”，也就是从器物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形成西艺、西政兼备且西政高于西艺的西学观念，成为甲午之后他从事教育活动的思想基础。此点与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倡言的“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的主张极为相似，又与梁启超鼓吹的“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注：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2页。）的言论大体一致。盛宣怀曾奏请清廷，“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注：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96年10月31日），《愚斋存稿》第1卷，第9页。）意在全国范围推广工程、法政学堂。同时依赖自身的经济实力与人际网络，很快就将此种理念转化为办学实践。1895年设立北洋大学堂，自称“分教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注：盛宣怀：《请设学堂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96年10月31日），《愚斋存稿》第1卷，第11页。）实际在头等学堂曾设律例即法律专科，专重西艺的同时，兼备西政教育。继而又设专攻“内政、外交、理财”的南洋公学，重点已放到法政教育上。1897年筹备南洋公学达成馆时，他函请《湘学报》馆举荐有志青年入馆专习法政，函中说：

政法交涉所当研求，异国衔使命来者，莫不精心结撰，知己知彼，春秋已重为命，近日何独不然。衡湘之气不衰，如有杰士肯入达成馆者，能否导引数人进馆，专习政教公法，必能蔚成大器，所谓置之庄岳间也。（注：《督办铁路大臣盛复允湘学院捐助湖南算学生员赴顺天乡试书》，《湘学报》（第5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

1901年9月，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内设立“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注：盛宣怀：《南洋公学添设特班是为应经济特科之选》（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卅日，1901年9月12日），上交档：ls3-001。）的特班，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1902年10月，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中说，上院即“视西国专门学校，肄业政治、经济、法律诸科”。（注：盛宣怀：《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愚斋存稿》第6卷，第31页。）同年在上院设立政治班。此外，1902年前派赴日本、欧美的公学留学生共有12名，除2名习工程外，其余10名分习政治、法律、经济、商务专业。很显然，南洋公学在1902年前是以培养法政人才为宗旨的。又从南、北洋两学堂有组织、有系统的办学形式来看，盛宣怀已意识到学习西方文化教育制度的重要性并很快加以实施。这些都是盛宣怀西学观的变化在教育实践中的反映。

然而，南洋公学1902年底“墨水瓶事件”发生后，盛宣怀对于西方法政教育的认识产生了动摇，使得公学办学方向由“政学”重新转向“艺学”。其具体转变过程及原因，前章第二节已有述论，此处从略。但盛宣怀对于西政及其教育的实效性功能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只是暂时潜伏起来。一旦政治风气发生变化，这种思想便会再次抬头。1905年，清廷为抵制革命风潮，维护统治，宣布预备立宪，助推了法政教育的兴起。盛宣怀也参加其中，1908年赴日时，专程考察早稻田大学，准备回国仿办。民国建立后不久，又资助在上海设立专教法政学的神州大学。同时，对于与其实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西艺教育始终予以重视。他曾在赴日期间日记里写道：“余此次到东，历观彼邦各项实业，无不用本国之人，不特薪费可省，而办事亦肯实心。中国专门学堂之设，诚不可须臾缓也。”（注：盛宣怀：《东游日记》上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58页。）在此前后，曾办过铁路法文学堂、医学堂、商船学堂等。

由此可见，盛宣怀的西学观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西艺、艺政兼备两个时段。西学观的深化与转型，始终影响着其教育活动的方向及办学内容。当他对西学的认识从器物层面扩展至制度层面，办学重点便由技术实业教育转向技术教育与法政教育并行，且后者略重于前者。当对西方法政学教育的尝试受挫后，他又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办学目标，转向他一贯主张的实业教育；此后又施行艺政兼备的教育方针。

在如何引进、吸收西学的问题上，盛宣怀有着一系列新颖独立的主张，对其甲午后的具体办学过程产生了诸多影响。鉴于数十年来洋务学堂在学习西学课程时“悉以洋文施教”，“成材极少，而致用维艰”的教训，又参照日本等国学校教育中“专科亦从未有弃其方言，而尽以外国文字传习者”，（注：盛宣怀：《致任道榕函》（约1901—1902），盛档：044310。）他提出学习西学“皆当与中国本有之文学、政事融会贯通”的主张，就是要立足于本国文化传统与国情政制，运用本国文字阐发西学，去伪存精，为我所用，“方能得其要领，而不为所囿”。（注：盛宣怀：《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折》（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年7月），《愚斋存稿》第5卷，第33页。）他还认为，学习西学固然需要很好地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但文字只是通向西学的手段，仅仅娴熟语言文字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学习语言耗费年月，“若必待先通西文而后能课西学，则人才辈出至速须在十数年之后”，“若必使通晓方言而后可当大任，恐将置外国文字于本国文字之上，专固不通，非知政理者矣”。因此，他认为，以外语施教西学而全然放弃本国文字，或者先通晓外语而后习西学的学习路径，都是不符合现实的，影响人才培养的速度与质量。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译书机构，聘请中西兼通的中外翻译人才，大量翻译西学书籍，“务使东西文得中文阐发而无偏弊，则中学得东西学辅翼而益昌明。”（注：盛宣怀：《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折》（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年7月），《愚斋存稿》第5卷，第33页。）由此，盛宣怀形成了“译书尤为兴学之基址”的教育观念。1898年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继而又于1901年设立培养翻译人才的东文学堂，便是这种教育观念的直接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