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商的办学概况

由于晚清绅商的类型、财力、处境、思想意识等各具差异，决定了他们参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办学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总体而言，晚清绅商的办学实践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自行创设经营新式学堂

绅商在经营近代工商企业过程中，认识到兴学育才之于实业发展的重要性，利用所办实业的盈利作为办学经费，创设并经营新式学堂。盛宣怀是自创、经办新式学堂的典型绅商。他在长期督办、经营各类洋务企业的同时，主持创办了电报学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轮船驾驶学堂等一批技术实业学堂；又于甲午战争之后，仿照西方学校制度，提出了体系较完备的全国捐设学堂规划，主持创建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正规系统的普通教育机构，并亲自督办，著有实效，成为同期我国新式教育的重要机构，具有较高的影响和地位。

张謇是继盛宣怀之后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典型人物。他以家乡南通为实践基地，本着先实业、后教育、再及于慈善、公益的次序，循序渐进、城乡并重地推行其发展地方社会经济的宏大理想。用他自己的话，即是：“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注：张謇：《谢绝参观南通者之启事》，《张季子九录·自治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他在清末民初所办的实业，包括纺织、轮船、垦务、榨油、面粉、钢铁、银行等方面，达15家以上。同时，他利用办理工厂所得资金和其他渠道获得的经费，1902年设立通州师范学堂。从1902年至1926年逝世，他陆续兴办数十所学校，涵括师范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等各级教育，且与实业发展相辅相成，效果显著，使得南通成为近代教育最发达的一个区域。张謇也因此在当时教育界著有声望，被推举为江苏学务总会总理、江苏教育会会长、中央教育会会长等职，后人尊其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注：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关于张謇教育实践和思想的研究，可参阅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瞿立鹤：《张謇的教育思想》（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版）等。）“近代中国倡导职业教育的先驱”。（注：陈学恂主编，田正平分卷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20世纪初年，有着“北洋实业权师”之称的周学熙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下，大力筹办近代工商实业，创办了直隶工艺局、启新洋灰公司、北洋银元局、滦州煤矿公司等，与张謇并称“北周南张”，共倡实业救国，成为继盛宣怀之后又一颇有影响的官僚型绅商。周学熙主张“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注：周学熙：《直隶工艺总局酌拟教育陈列馆试办章程并约估经费详文并批》（光绪三十年九月，1904年10月），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倡导实业发展与学堂教育并举。1901年至1902年，他受袁世凯之聘，担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校长），后以天津为中心，陆续开设了北洋工艺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初等工业学堂、艺徒学堂、秋浦商业传习所等，为兴办实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人才。其中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培养出来的化学和机器制造技师有153人，艺徒学堂培养出来的织科、染科、皂科、窑科等工徒有700余人。（注：淳夫：《周学熙与北洋实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8）。）周学熙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

其他身体力行创设新式教育的绅商不胜枚举。沪上绅商经元善于1893年创设经正书院，又于1898年在上海首开我国第一所女子学堂——中国女学堂，他为这两所学堂倾注了大量精力。宁波籍巨绅严信厚在上海经商发达后，曾在家乡举办养正学堂、芝秀义塾、芝田义塾等义学，使族人和姻亲邻里的贫寒子弟得以免费就学。1898年又与宁波知府程云俶等创设中西储才学堂，成为宁波最早的中国人创办的新式教育。买办出身的无锡绅商周廷弼，1904年创办裕昌丝厂，1906年创设我国第一家商业储蓄银行——信成银行，曾任无锡锡金商会首任会长。他在无锡热心办学，1903年开办廷弼商业学堂，这是无锡第一家商业职业学校。1905年又创办私立廷弼学堂。总之，自行出资并负责办理新式学堂是绅商从事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

（二）捐设、资助各类学堂

拥有厚资且重视办学的绅商还通过向其他学堂捐助部分经费、地产的方式参与教育活动。1874年，徐寿、傅兰雅等中外人士在上海筹建格致书院时，得到了中外官绅的积极响应，纷纷支持和捐助。据当时报载，“上自李伯相（鸿章）与李雨亭（宗义）制府，以及各官皆嘉之，首捐重赀，倡行其事。下则在沪之绅商亦乐此有益之举，均量力捐资，以助其成。”（注：《申报》，光绪二年正月三十日，1876年2月24日。）绅商是格致书院最重要的捐助者，除盛宣怀捐助开办费、常年费外，沪上绅商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各捐助开办费银200元，唐廷枢、徐润各捐助开办费银100元；朱其昂、朱其诏、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每年各认捐常年费银6元。唐廷枢还被推举为华人董事之一，盛宣怀、郑观应受邀为格致书院命题数次，实际参与了书院的管理和教学活动。这是绅商集体捐助新式教育较早的行动。后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创办的上海中西书院、经元善倡办的中国女学堂等，均得到绅商人士的捐助。

绅商独立捐设学堂者，有盛宣怀、叶澄衷、虞洽卿等人。盛宣怀捐设的学堂有上海三等公学堂、苏州中西学堂、常州正则两等小学堂等。叶澄衷（1840—1899），上海宁波商帮的先驱，经销五金致富后，热心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在家乡和上海设立慈善救助机构，多次出资赈济浙、鲁、豫、直等省灾民，受清廷嘉奖，并捐得候选道员加二品顶戴。1899年，他在病重时念及少时失学之痛，决定捐地契25亩、现银10万两，兴建一所私立新式学校。是年10月快要落成时，叶氏病故，遗命对学校事须有久远规划。后其子又捐款10多万两继办，取名澄衷学堂。初办时曾聘蔡元培任校长，培养了四万余学子，其中有李四光、胡适、竺可桢等一大批杰出人士。另一买办出身的绅商虞洽卿，也是上海宁波商帮的重要人物，曾捐纳为候补道台，发达致富后捐资在家乡开设龙山学堂。

与自创学堂不一样，绅商于所捐学堂，一般不直接参与具体管理和教学事务，只是担当捐助者的角色，甚至将之视作社会慈善事业和回报乡里的一种方式，是绅商慈善公益意识的反映。如盛宣怀捐设上海三等公学堂、苏州中西学堂、常州正则两等小学堂等，并不直接参与学堂的具体管理，而是分别将其交与钟天纬、谢家福、章宗宪等人具体办理。

（三）大力倡导兴办新式教育

晚清绅商经工营商，多穿梭于通商口岸，广泛结交中外官商势力，沟通中西，熟悉内外情势。他们站在我国近代工业化的前沿，有宽广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我国社会的危机和发展趋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思想更为接近的见解和主张，带有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主张深入学习西方，推进各个社会领域的改革，以图存救亡。在文化教育上，他们大力倡导借鉴西方，广兴新式教育，其中以郑观应最知名，其在《盛世危言》中明确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将发展教育提高到关系民族存亡的高度。他认为我国传统教育只为举业，不屑讲求农工商等实学，已有的洋务学堂只习技艺与语言，且孤立分散，而西方教育则“无事不学，无人不学”，具有多样化、职业化和普及化的特征。因此提出我国应仿行西方学校制度，设立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系统，“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鉴于当时的教育现状，将科举制度下的进士、举人、秀才三级科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对应，又提出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这是我国最早提出的仿行西方三级学制的设想，也是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主张。这些倡议和主张在当时影响并不大，然而到20世纪初年施行新政颁行学制时，其基本思想得到了贯彻落实。郑观应还是我国倡导义务教育、女子教育的先驱者，主张“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又撰《女教》一文，集中讨论女子教育问题，建议清廷“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经元善也是积极倡导女子教育并率先创办女学的人。在《中国女学堂缘起》一文中，他痛切指陈女学不开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女学不兴，无补于生民，无益于民教，无裨于子女，无利于国家兴盛。在国家被列强瓜分之际，他大声疾呼“欲保吾国，保吾类，必须自女学始，欲求自强之源头，舍此之外，无他道也”。（注：经元善：《中国女学堂之缘起》，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将女子教育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他抱着“舍身饲虎，亦无所难”的决心，创办了中国女学堂，并吁请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疆臣予以支持。当然，类似郑观应、经元善等在近代教育思想领域有所创议者，在绅商群体中比较少见，绅商参与近代教育主要以办学实践活动为主。

（四）参与兴办其他教育活动

这里的“其他教育活动”是指创办、捐助新式学堂之外的辅助性教育事业，如资助留学生，开设翻译西学机构、图书馆、报馆及创建教育团体等活动，从更广泛意义上推进新式教育和西方文明在我国的传播。盛宣怀的教育活动中，遣派北、南洋学堂学生出洋留学深造，设立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学馆，创建上海图书馆（愚斋图书馆）等便是。再如徐润，曾参与留美幼童的选拔事宜，1871年，他受曾国藩之请，协助容闳办理挑选幼童，从1872—1875年，容闳、徐润选定四批，先到上海考试、预习，然后由徐润等人作担保，送至美国留学。1881年，清廷中止留学计划，召回尚在美国的学生。徐润又出资担保，才使这些留美生被陆续分派到政府部门和电报、轮船、矿务等近代企业服务，后来这批学生中，涌现出了詹天佑、唐绍仪、梁如浩等知名人物。1882年，徐润与从弟徐宏普等创建同文书局，从国外引进机器，陆续影印了《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等典籍，数量不下十万册。他还创设广百宋斋书局，担任育才书馆的董事，还投资合办香港的《循环日报》。李鸿章为祝贺徐润六十大寿所作的寿文中对此特别褒扬，称其“彰显中西新学”。

经元善、张謇也非常重视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的社会教育，认为“学堂为根本，报馆为枝叶，二者不可偏废”，（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于1898年在浙江余姚、上虞两县设立“劝善看报会”，订定《万国公报》《农学报》《新闻报》等书刊，供人免费阅览。1905年，张謇创建南通博物苑，收藏自然、历史、美术等藏品2000余件；1912年，又建南通图书馆，意在开通民智，提高国民素养。此外，张謇还积极创设教育团体，于1904年创设“通州五属学务处”，后又在江宁创立学务公所，参与管理地方教育事务，推进地方兴办新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