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研究取向

创造性的研究取向，主要指在创造性研究领域，不同研究者所持有的基本研究信念、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等方面的综合体。它涉及创造性过程、产品、个体、环境多个方面，核心都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揭示创造性的实质，探索创造性的理论机制和实际应用。

一般而言，认知心理学是用信息加工的观点来解释人的认知过程的科学。认知心理学研究取向对创造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造性思维领域。

按思维的智力品质分类，思维可以粗略地分为再现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前者是一般性思维活动，后者是人类思维的高级过程。人们通常把创造性思维和发明、发现、创造、革新、写作、绘画、作曲等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创造性思维不仅具有一般思维的特点，同时也具有不同于一般思维的特点。只有了解这些特点，才能有的放矢地选择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索。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活动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产生具有社会意义或个人价值的新颖而独特的思维成果。因此，新颖性和独特性是研究设计的出发点。

其二，思维与想象的有机统一。创造性思维是在现实资料基础上，进行想象加构思才得以实现的。创造性想象构成了研究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三，在创造性思维的产生过程中，新形象和新假设带有突然性，于是对顿悟问题的探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其四，发散思维和辐合思维的结合。一题多解与一题一解是密不可分的，发散式加工研究是目前创造性研究中最常见的课题。

其五，分析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统一。它既具有逻辑性，也不排除直接的、突发的、领悟的认知。

按照常见的创造性思维研究与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创造性思维涉及四个方面的取向。

一是从发散性加工与辐合性加工入手研究创造性思维，特别是研究创造性问题的解决，这是创造性思维研究采用的最广泛的取向。较多的方法是采用心理测量学和实验法开展研究，我们团队也对此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例如，我们采用横断方法与纵向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设置实验组与控制组，研究了小学儿童运算过程中思维灵活性品质发展与培养问题（林崇德，1983）^[15]。我们团队还曾采用自编的《青少年创造性思维测验》，利用测验法对中国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开展研究（沃建中，王烨晖，刘彩梅，等，2009）^[16]。

二是利用计算机模拟系统探讨知识认知结构的创新结构特征。按图1-1进行研究，探讨知识经验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

图1-1 认知结构

国际上主要以此探讨创造力与知识的关系，我们团队的衷克定则在研究中小学物理教学与创造性关系中探讨了这个问题（衷克定，2002）^[17]。

三是研究顿悟问题解决。人面临复杂事物或问题解决情境时，对复杂关系豁然贯通的过程或阶段称为顿悟，这是创造性过程中灵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创造性问题的解决往往是突然发生的，可以理解为一个包含预期目的与整个问题情境在内的新的“格式塔”或结构突然出现在人的意识中。这是目前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研究的较多的一种途径。我国罗劲教授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他通过系列行为和脑成像研究揭示了创造性顿悟中“新颖性”和“有效性”特征的脑认知机制（Huang，Fan，& Luo，2015）^[18]和创造性顿悟过程中“破旧”和“立新”的脑认知机制（Zhao，Zhou，& Xu，et al.，2013）^[19]。

四是对创造性想象的研究，常常采用编创造性故事、绘制创造性图画、发散思维和远程联想等任务。通过对创造性想象的研究，来探讨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在国内外研究文献中这方面研究材料很多，我国中学、小学、幼儿园把它作为创造性培养的一种途径。

创造性是心智或智慧活动，研究创造性思维是研究创造性的最佳途径。在创造性思维研究中，既可以系统研究，也可以研究某种形式、某个内容和某些过程。尽管在心理学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令人满意的研究体系，但以点带面，获得的却是创造性的某些特质。当然，在认知心理学取向中，创造性思维加工与常规认知加工有什么区别，创造性思维与一般思维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在国内外心理学界是有争议的。它有待学术界去不断改进、完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创造性思维过程的信息生成、提取、选择与监控等加工过程，以揭示创造性的实质。当然，我们多次强调，智力是创造性或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不能与创造性画等号，不能成为创造性的充分条件，所以，研究创造性思维是研究创造性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却不是唯一途径，它的研究不能成为创造性研究的全部。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格。人格（personality）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人格心理学对创造性的研究取向，主要集中在创造性人格领域。

按人格的分类，其中有一种叫创造性人格的种类。常见的是高创造者的人格，但从历史延续来看，往往被称为天才的人格。创造性人格有哪些特点呢？从大量的文献综述来看（黄希庭，2002；Pervin & John，2003）^[20][21]，高水平创造力的个体与创造力较差的个体间似乎存在许多认知与性格特征上的差异，而这种独特的剖面图最为显著的整体特征是它的复杂性。创造性天才常常表现出一些很不稳定甚至有时自相矛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下面六方面。

其一，创造性个体几乎总是比一般人更加聪明，智力至少要高出一个标准差，但超过这一阈限水平，智力的增加可能对应也可能不对应更高程度的创造天才，如我们第二节所述，智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其二，创造力更多的是指一种认知风格而不是单独的智慧能力，创造性个体能够想象出完全不同的概念或刺激间的许多不寻常的联系。

其三，拥有知觉、认知的丰富性，表现为非凡的通才，能在多个成就领域做出贡献。

其四，创造者深爱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其所选择的创造事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精力和投入，或为“工作狂”，且能很好把握工作之间错综复杂的“事业网络”。

其五，创造性个体倾向于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自信性和自主性，常常无条件地拒绝顺从传统规范，而显示出一种断然的反叛气质。

其六，创造者，尤其是创造性天才，似乎比普通人表现出更高的神经质特质，甚至有更高的精神病发生率。但是奇怪的是，创造者似乎具有高水平的自我或其他心理资源，能够控制这些有害的力量。

研究创造性人格主要从以下三种取向入手：心理测量法、传记法和历史测量法。

一是通过心理测量法了解创造性人格的特征。常见的量表有16种人格因素问卷（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16PF）、形容词核查表（adjective check list，ACL）、发现才能的团体量表（group inventory for finding talent，GIFT）、发现兴趣的团体调查表（group inventory for finding interests，GIFI），以及你是哪种人（what kind of person are you，WKPY），等等。

二是通过传记法了解创造性人格。搜索和研究与创造性人物有关的传记资料，以分析其人格特征及其他创新特点和成长规律。传记资料可以是自述的或他人叙述的，也可以是原始性传记或研究性传记等。由于传记资料较系统地记载了创造性人物的行动与经历，对研究创造性人格发展规律很有帮助。但由于传记的内容多属追忆，难免有失实之处；而传记内容又受作者意图所支配，未必都如实而全面地反映创造性人物的人格特征，因此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三是通过历史测量法了解创造性人格。运用历史测量法研究创造性的开创者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历史测量法通常用在杰出创造性的发展心理学、超常创造性的差异心理学和杰出创造性的社会心理学中。从发展心理学去研究创造性人物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对创造性人物的人口学研究，如出生顺序、智力早慧、童年经历、家庭背景、教育训练、角色榜样和导师等；另一方面是对创造人物的创造性表现做分析，如职业生涯中创造性作品的量与质的关系、作品的写作或研究年龄、创造性与早慧智力、寿命和出生率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既可做定量分析，又可做定性分析，从而揭示创造性人物的人格发展特征。从超常创造性的差异心理研究创造性人物的个体差异，即人格特征。例如，为了描绘出杰出科学家的人格特征，将16种人格因素问卷应用于生平数据。从杰出创造性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创造性人格及其创造性产品，如通过揭示艺术作品对其他人的影响而获得信息。历史测量学家还从创造性人物的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四个更高水平的背景去揭示创造性人格特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

在创造性人物或人才的发展中，有时创造性人格比创造性思维还重要。因此，创造性人格研究在创造性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创造性人格的三种研究方法，即测量学取向、传记法取向和历史测量法取向是重要的研究取向。此外，我们还看到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例如，研究者从日常成就对杰出创造者人格进行分析；从儿童期的创造力对成人期的创造力的影响来探讨创造性人格的作用；从认知特征与性格特征的交互作用来揭示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效应；从科学创造力与艺术创造力的交互作用了解创造性人格在不同领域的表现；从创造力发展中的先天与后天发展的关系认识创造性人格的发展条件；从创造力的个体或人格因素对环境的决定作用来理解创造性人格与创造性环境如何统一，等等。由此可见，研究创造性人格的方法很多，然而，所有这些创造性人格的研究方法，都处于探索阶段，都不能说是成熟的研究手段。

心理测量是用心理测验作为测量工具的一种研究方法。心理测量，可用于了解个体差异。创造性是智力品质，所以心理测量学取向的对象应该是创造性的智力品质或创造性的个体差异。心理测量的工具是创造性研究采用的最普遍、最主要的手段。

心理测量的前提是数量。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等人曾提出，凡客观存在的事实都有其数量，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创造性水平有高低，能否数量化，能否测量呢？答案是能。从20世纪50年代，吉尔福特（Joy Paul Guilford，1897—1987）开始直到现在，创造性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靠心理测量技术来完成的。

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心理测量技术上，如何改进测量工具，使创造性测量能够有效，即准确地测量出个体的创造性。具体应考虑如下四方面。

其一，心理测量的基础是心理测验。心理测验的种类及功能涉及面很广，因为心理测验是判定个体差异的工具。个体差异包括很多方面，并可在不同目的与不同情境下去研究。创造性个体差异的研究重点是测验创造性的人格和认知情感。

其二，心理测验是标准化测量的工具，测量的内容、步骤的规定、评分标准及测验分数数量化的方法都是根据创造性的特点来实施的，有关测量水平的四种量表，即命名量表、次序量表、等距量表和比率量表，也要根据创造性的具体研究内容加以修订。

其三，创造性心理测量依据创造性测验得分高低的差异，但分析这种差异时要格外慎重，不要轻易与创造性层次挂钩。

其四，创造性思维测验与智力测验的相关研究。创造性人格测验与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都是很重要的，但它们之间不能确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运用心理测量研究创造性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

一是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从吉尔福特开始人们就应用测验研究创造性认知加工过程，其中突出的测验是发散思维的测验。吉尔福特的弟子托兰斯（Torrance）的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被广泛应用。此外，发散性能力测验（the structure of intellect，SOI）、复合远程联想测验（compound remote associate problems，CRA）、完形闭合任务（gestult closure task，GCT）和线索积累任务（accumulated clues task，ACT）等都是较著名的创造性思维的测验方法，且效果不错。

二是对创造性人格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应用心理测量方法，通过比较被试的创造性测验得分高低，找出创造性高低人群之间不同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和行为特征一般用人格测验进行测量。当关注点是两者的关系时，可以考察人格与创造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寻求高创造性人格特征。我们团队的孙汉银2016年在其《创造性心理学》一书中提出高创造性人格的八个因素：好奇心、对经验的开放性、模糊容忍性、冒险性、意志力、独立性、自信、玩兴^[22]。

三是对创造性产品特性的研究。对创造性产品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探讨创造性产品与一般产品之间的异同点，更重要的是可以揭示创造性主体的特征。对创造性产品的测量，在方法上主要采用外部评定。例如，创造性产品语义量表（the creative product semanic scale，CPSS），要求评判者对作品的新颖性、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和精密性等特点加以评定，而评判等级指标严谨、客观，具有可靠性，是外部评定的重要基础。

四是对创造性环境属性的研究。对创造性环境属性的测量最早出现在管理领域，后来发展到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它们测量的是创造者对于所在的组织或集体环境的主观知觉，以确定影响个体创造性的环境变量，并探讨环境与创造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便证明环境因素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主体的创造性。主要的测量工具有西格尔的“支持创新量表”（Siegel scale of support of innovation）、艾克瓦的“创造性气氛问卷”（creative climate questionnaire）、阿玛贝尔（Amabile）的“创造性工作环境评价表”（work environment inventory）等。

用心理测量方法去研究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创造性产品、创造性环境及其与创造者的交互作用，是一种最为普遍也显得较为简便的创造性的研究手段，在国内外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我们团队也曾围绕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编制了中国式的量表（沃建中，蔡永红，韦小满，等，2009）^[23]。尤其是应用发散思维测验来寻求量化的创造性过程的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创造性最常见的方法。然而，大量创造性研究表明，心理测量学研究创造性取向，其结果的预测效度和区分效度并不高（斯腾伯格，2005）^[24]。不少获得很高测量分值的人，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并不一定有高创造的成就。这说明心理测量学研究创造性取向的真实性值得推敲。

实验心理学是指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实验心理学研究创造性，主要采用实验方法。

创造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果，它涉及创造性过程、产品和个性领域，包括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在环境中通过实践活动而得到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创造性的实验研究变得非常有用，因为实验法可以采用各种控制手段把复杂的过程变成可操作的状态。从实验方法的特征来分析，研究创造性的实验取向有如下四个特点。

其一，整个创造性研究体现了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四个基本功能，即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其中控制是创造性研究的最高目标。控制是指根据一定的科学理论操纵某些变量的决定条件或创设一定的情境，使创造性研究对象产生理论预期的改变或发展。

其二，操作特定的实验处理并观测影响创造性行为相关自变量与预测创造性行为的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变化，并控制所有与实验无关的干扰变量。

其三，创造性研究实验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验室实验法，另一种是自然实验法。为了对实验效果进行比较，实验过程中可以将被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后者又叫控制组，控制组不使用实验组的实验操作手段。

其四，在创造性实验研究过程中，为防止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在霍桑工厂做实验，被试期望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采用单盲研究（single blind study），即不让被试知道实验目的，或不让被试知道自己在实验组还是对照组，或双盲研究（double-blind study，主试、被试都不了解被试接受哪一种实验处理）。

斯腾伯格主编的《创造力手册》介绍了七个创造性的实验研究，这很好地说明了创造性的实验研究取向（斯腾伯格，2005）^[25]。我们将其归纳为四方面。

一是操控信息和策略的实验。控制了被试在看到开放式问题之前给他们的指导语和信息，影响了发散性思维（例如，要求被试列举出各种促进更多的欧洲人到美国去旅游的方式方法），以表明信息对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表现的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小学儿童运算思维灵活性的研究，即一题多解的发散思维的研究，就是类似的实验（林崇德，1983）^[26]。

二是问题操控的实验，创造性的成就往往来源于问题的发现而不仅是问题解决，而问题的发现往往需要问题界定。控制被试对某个问题的理解往往促使其对原问题进行重构。《创造力手册》中是这么介绍的，我们团队的刘春晖和林崇德2015年的研究也是这么做的^[27]。

三是情感与创造性的实验。《创造力手册》介绍了一些实验研究，以比较和对照特定情绪状态及其与创造力的关系。我们团队在中学语文教改实验中，收集了大量的材料，按照语文课文的内容，选择不同情绪乐曲加以配乐朗诵，以提高实验班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进而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四是动机与创造性发展的实验。长期以来，动机一直被认为是创造性人格最主要的特质之一。实验研究表明，内部动机不仅与创造性人格有关，也和创造性过程存在重要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内部动机和创造性活动之间存在逻辑上和功能上的联系，从经验上来说也存在这种联系。《创造力手册》介绍了把“合作”与“监督”作为内部动机的自变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合作和受人监督的效果远不如自觉“独创”的效果好。我们曾开展系统的自然实验，在我们的实验中，北京市通县（现北京市通州区）第一、第二和第六中学，1986年招收的新生入学考试分数，第一、第二中学为193分、180分，第六中学为121.5分（满分为200分），第六中学学生入学考试分数当时为全区最低；三所学校学生的智商平均分数分别为114.5、104.8和87.79（正常智商为90～110）。但第六中学狠抓以学生学习动机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经过三年努力，中考名列全区46所中学的第二名，仅次于第一中学。在思维品质，尤其是在语文和数学两科创造性得分上，第六中学提高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智商偏低的学生挤入智商110以上的学生行列。这项团体自然实验的结果，引起心理学界和教育界的重视。1994年，第六中学被评为北京市中学“特色校”。

《创造力手册》还介绍了“心智综合、意象和知觉实验”“唤醒和注意实验”和“操作性实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在研究创造性方面最大的特点在于控制。在研究中严格地进行实验控制，能有针对性地控制创造性的影响因素，同时有效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例如，我们团队的刘春晖采用实验方法考察了个体变量和材料变量对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为了有效控制个体变量（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等），课题组采用自编大学生信息素养问卷（刘春晖，林崇德，2015）^[28]、法乔恩（Facione）等人编制的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中文修订版）筛选出四类学生。同样，为了有效控制材料变量（信息量、批判情境等），课题组借鉴以往类似研究的经验，从近5年出版的科普书籍中初步选取了8篇文章，请30名大学生从难度、趣味性、引发思考性三个指标进行五点评分，筛选出引发思考性较强、趣味性较强、难度适中的四则文本材料，进而采用2（信息素养：高、低）×2（批判性思维倾向：强、弱）×2（信息量：高、低）×2（批判情境：有、无）四因素混合设计开展了研究。运用实验方法研究创造性的重要优点是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因果关系，而且通过使用“安慰剂”还能确定实验变量的真正效应。黄希庭教授在《心理学导论》中讲述了一个实验：咖啡因能使大脑兴奋，提高大脑功能，研究拟检验咖啡因能否提高数学成绩（成绩中也包含数学的创造性）。自变量是咖啡因，因变量是数学成绩，实验的所有条件是严加控制的。通过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成绩，证明立论成立，那么咖啡因就是因，数学成绩就是果。如果在实验中用与咖啡因色香味类似的代替品，同样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数学题，如果成绩不如之前的水平，反证咖啡因与数学成绩的因果关系，而代替品效应就是安慰剂效应。

实验法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过程操作复杂，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二是对实验的主观期望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这种期望可能来自被试，也可能来自主试，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出的霍桑效应、单盲效应和双盲效应；三是对对照组（控制组）的控制相当艰难。在我们提交的包括创造性在内的思维品质培养实验中，控制班不断学习实验班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验的效果。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不少心理学研究采取准实验的研究取向。

准实验设计是指在实验情境中不能用真正的实验设计来控制无关变量，但可以使用真正实验设计的某些方法来对创造性研究计划收集资料，获得结果。在对实验点中小学生培养创造性在内的思维品质实验中，条件控制不如实验法严格，它是在不可能进行严格实验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我们就让实验点教师对那些影响结果的无关变量，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由于我们所运用的是现代学生群体，其主要的特点是被试不是被随机地安排到不同条件之中的，因此，我们不设控制班，而较多地使用已经形成并可作为研究对象组合的比较组。在创造性或思维品质的培养实验中，我们严格贯彻教学要求与教学方法，严格处理实验点的前测、后测，通过间隔时间序列设计、重复处理实验设计和循环法（轮组）设计等方法，最后在26个省市的3 000多个实验点取得较多圆满的实验结果。

神经生物学是以动物机体神经系统的生物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与心理学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认知神经科学，即关于心智的生物学（Gazzaniga，Ivry，& Mangun，2011）^[29]。近20年来，从神经生物学角度研究创造性，探索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与分子遗传机制，已成为创造性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一个新视角。

对创造性的深入研究必然要揭示其生物学的基础或神经机制，但神经机制最大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近20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许多借助于新科学技术、手段来探讨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与分子遗传机制的研究涌现。其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创造性研究者从过去只是在行为层面上研究创造性转向强调将行为与创造性活动的神经机制联系起来，开始共同关注创造性内在的生物学基础。

其二，对于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的研究主要探讨神经系统的有关结构和功能对创造性的作用，现在较多的研究集中在创造性脑结构成像研究和创造性脑功能成像研究。

其三，在研究创造性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经机制或神经系统活动时，可以在体表或者神经元上记录到电信号，这种电信号为我们推知个体创造性活动的生理机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脑电图、脑磁图及生理多导仪是记录电生理信号的有效技术。

其四，更深层的创造性高低差异研究，个体有无脑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研究，可以用无损的磁共振成像（MRI）或近红外成像（FNIRS）进行研究，前者可从功能性磁共振研究、结构性磁共振研究、纤维追踪三个方面揭示不同创造性水平大脑差异的特征；后者可以检测高创造性与低创造性个体差异的大脑皮层功能活动的特征。

其五，随着人类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完善，研究者开始关注创造力的遗传机制，而创造力神经机制的揭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影响创造力候选基因的搜寻。创造力神经机制研究经常可以揭示与创造力加工过程或个体能力差异相关的脑区，而对这些脑区认知功能发挥重要作用的神经递质通路相关的基因就成为影响创造力的候选基因。

《创造力手册》介绍了多种“创造力的生物基础”取向的研究：创造力与大脑皮层的激活、诱导性皮层激活、唤醒的静息水平、唤醒水平的可变性，创造性认知和皮层唤醒、皮层唤醒的自我控制、创造力去抑制和反应性、创造力过度敏感和习惯化，创造力和对新奇与刺激的需要、创造力与大脑扫描、创造力与大脑半球的不对称、诱导性右半球激活、非创造性任务的个体差异、创造性活动中的半球不对称性、创造力与额叶的激活、生理学差异的基础，等等。这16项创造性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在探索创造性的神经机制。

这里，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我们团队在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取向的四项系列研究做些介绍。刘嘉、邱江等教授基于结构性磁共振研究，对创造力特质的神经基础做了研究（Li，Li，& Huang，et al.，2015）^[30]。他们用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测验对246名大学生的创造力特质进行测量，这246名被试同时参加磁共振扫描，获取其大脑结构成像，经过系列处理后，得到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参数（灰质总量）。之后研究者以每一个体体素的灰质总量为因变量，以被试创造力的得分为自变量建立一般线性模型，来定位与创造力特质相关的脑区。研究发现，右侧颞中回后侧与创造力有关，右侧颞中回后侧的灰质总量越大，创造力越高。基于开放性与创造力行为数据的高相关，研究者还进一步探讨了开放性在创造力与右侧颞中回中的中介作用，检验发现开放性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与刘嘉、邱江等人用结构性磁共振研究创造力神经基础不同，罗劲教授等人则用功能性磁共振研究创造力加工过程中的神经机制（Huang，Fan，& Luo，2015）^[31]。他们以汉字组块破解型顿悟为例，对人在创造中所包含的新颖性和有效性特征如何在头脑中表征的问题开展了研究，这也是首次从脑科学角度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汉字组块破解的基本原理是部首水平的拆字具有常规思维的特点（如拆掉“学”上面的学字头使之成为“子”），而笔画水平的拆字则具有顿悟的特点（如拆掉“学”上面的左右两点使之成为“字”）。通过操纵汉字组块破解的新颖性（新颖的笔画水平的拆字与常规的部首水平的拆字）和有效性（能拆解出真字的有效拆解与不能拆解出真字的无效拆解），就可以分离创造性顿悟中负责表征新颖性和有效性的脑认知成分。研究发现，新颖性成分由程序性记忆系统（基底节）表征，并可激活中脑奖赏系统；而有效性成分由情节记忆系统（海马）来表征，并伴随情绪中枢的激活。这一发现更新了以往认为顿悟过程主要涉及情节记忆的看法，揭示了顿悟需要程序性记忆和情节记忆的协同作用才能完成，它提示了新颖性特征与人们头脑中的技能和习惯系统的修改和保持有关，而有效性则与长时情节记忆的形成有关。

金花教授等人采用功能性近红外光学脑成像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对创造力的神经机制开展了系列研究，在一项个体执行创造性认知任务时的神经活动与创造性特质之间关系的fNIRS研究中，金花教授等人修订徐芝君等人编制的《〈报纸的不寻常用途〉测验》将其作为概念扩展诱发任务，选取前额和颞叶皮层为功能检测区，以氧合血红蛋白（Oxy）为评定指标，对概念扩展中脑额—颞位置神经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与特质创造性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右颞在概念扩展过程中显著激活，研究还发现了双侧额极（BA10）和右背外侧前额叶的显著去激活。这些结果对于揭示概念扩展神经基础具有特殊意义。该研究还采用个体在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测验的得分作为被试的特质创造性指标，结果发现，想象性维度与右FA（BA10）、眶额（BA11）等呈负相关；冒险性维度与右FA（BA10）、眶额（BA11）呈负相关；挑战性维度与双侧FA（BA10）、左DPFC（BA46）、右DPFC（BA9/46）呈正相关。该实验结果为右半球在创造性中的作用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依据。

张景焕教授等人采用分子遗传学研究方法，对创造性的遗传机制开展了研究。她及其团队选取了DDR2（discoidin domain receptor 2，盘状构造域受体2）和COMT（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内的多个多态性位点，来考察这两个基因与一般创造力的关系，发现DRD2rs6277、COMTrs4680、DRD2rs1800497、COMTrs174697等位点多态性与一般创造力相关。除进行单位点作用关联分析外，她们还对多位点的联合效应进行了考察。她们发现，DRD2（dopamine receptor D2，多巴胺受体D2型基因）基因的TTGTACAGTT和CTGGCCGCGC单体型（rs 4648319-s4436578-rs7122246-rs2283265-rs1076560-rs6277-rs6276-rs6279-rs6278-rs1800497）与言语任务的流畅性显著相关。此外，她们还发现COMT基因的TCT和CCT单体型分别与图形任务的独创性显著相关，TATGCAG和CGCGGGA单体型分别与图形任务的独创性和言语任务的灵活性显著相关。上述研究尤其是多位点的联合效应分析，为今后的创造力分子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的研究，包括我们团队努力探究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的研究，都是初步的或有争议的。《创造力手册》之所以介绍了16种创造性的生物学研究，是为了说明国际上从多方面、多角度、多样化地探讨了不同被试、不同创造性范围、不同神经生物学领域，目的都是一致的，即揭示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为培养创造性人才服务。

从众多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取向研究中，我们看到课题还是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创造性认知，特别是发散思维、创造性想象和顿悟问题解决的神经机制；二是创造性人格，对照不同创造性的人群，即高创造性者与低创造性者的脑机制的区别来证明大脑某结构部位是创造性的中心；三是探讨语言创造的脑机制，如创造性语言生成、理解、发展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我们认为应该在这些领域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为研究方法，尽管研究创造性的脑机制的手段很多，上边我们也提及了这些手段，但仔细分析研究报告，包括我们团队的研究，就会发现在技术上主要只采用某一种仪器。我们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同时采用时间精度高的脑电、生理多导仪和近红外成像技术来提高创造性认知或创造性人格的研究，甚至可以与行为研究、分子遗传学研究联合取向进行研究，将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结构、功能与外部行为以及遗传机制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通基础，也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人类智慧活动或心智活动的创造性，起源于实践，实践是创造性的基础和动力，也是检验创造性水平的唯一标准。

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形式是生产活动，还有阶级斗争、经济活动、政治生活、科学试验、文学、艺术、教育等多种形式。人们在生活活动与政治、经济、科学、文艺、教育等一切实践中，都有所发现、创造、发明和发展，创造性心理学有义务对其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且积极推广，这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

创造性的实践取向研究由于是基于生产实践研究的创造性，因此，与前面几种创造力研究取向具有诸多不同的特点，其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回溯性特点。在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中，创造性研究者关心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实践或实践产品是如何产生出来的，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规律和可以借鉴的经验，并希望可以将之上升到理论。这个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者必须要去寻找已经产生出来的、符合研究要求的实践或实践产品，并且通过查找各种已有资料、访谈亲身实践者，回溯总结出实践活动被创造出的过程和关键经验，并基于此开展研究，因此，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往往具有回溯性特点。

其二，重视案例研究。人类社会中一切包含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都可以成为创造性研究者的关注对象，而这一个个的实践活动就是一个个案例。由于典型案例比一般案例往往更能凸显问题的实质，其示范意义也更大，因此，一些社会影响巨大、创造性水平高的案例往往成为创造性研究者的潜在研究对象，如北京奥运会场馆中，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鸟巢（国家体育场），世界上首个基于“气泡理论”建造的多面体钢架结构建筑——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国量子卫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等。这些案例研究既包含单案例研究，也包含多案例比较研究。当前心理学越来越重视案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早在几年前就专门成立了中国应用心理学案例中心，推动案例研究与教学，这里面也包含创造力实践取向的案例研究。

其三，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由于实践活动往往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现实中某一需要，特别是国家重大需求，因此，它们并不基于某一具体学科，如奥运场馆、具有“超级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神舟”飞船、北斗导航系统、歼-20隐形战斗机、高铁等，这些都呈现出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全方位且动态的一体化、系统化特征，是多学科交叉、跨学科融合的产物，即使是人文社会学科里面的具有重大创新的实践活动，如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重大意义的改革方案、广受好评的影视剧等，也都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对这些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活动进行创造力实践取向的研究时，必须对这些实践活动涉及的多学科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尊重多个学科的特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些实践活动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与蕴含的规律，因此，创造力实践取向研究自身具有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

其四，重视创造过程中的管理创新。很多具有重大创新、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实践活动，往往都是由大量人员一起努力完成的。例如，2015年物理学领域顶级杂志《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曾发表了一篇估算希格斯玻色子质量的论文。这类研究必须要有大型探测器才能完成，需要大量团队一起攻关，这篇论文共有5 154名署名作者，以致33页的论文中，只有9页是真正描述研究本身的，其余24页列出了所有的署名作者及其所属机构。我们上面举到的多个例子也都具有这种参与人员众多的特征。那么，以这类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创造力研究者，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是如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高效管理与运转、多环节紧密连接才能完成这些实践活动，这就涉及创造过程中的管理创新问题。

以往大量研究针对各类实践活动，尤其是具有重大创新、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实践活动，并从多角度进行创造性分析，可以说这些都是创造性的实践取向研究。在这里，我们选择几个典型的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进行介绍。

图1-2 教育经验总结方法

对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即经验总结法，是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中采用比较多的一种方法。而韩进之、张奇两位教授基于此方法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提出了教育经验总结方法（见图1-2），对于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很有启发意义。著名特级教师、语文教育专家李吉林老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情境教育理论体系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不断进行经验总结与提炼，进而上升到理论的例子，也是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吉林老师是一名小学语文教育专家，在语文教育教学中基于自己的摸索和思考，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这种教育教学效果取得的经验是什么呢？李吉林老师不断对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经验总结（李吉林，1997）^[32]，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作为一个实际工作者，主要在实践中研究，又在研究中进一步实践，边做边研究，边研究边做，到一个阶段，再努力上升到理论上加以概括。”这种方法为广大一线教师开展教科研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借鉴。

除了经验总结法之外，研究者还大量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开展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例如，聂继凯、危怀安（2015）^[33]利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中国原子弹制造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等大科学工程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课题组花了近两年时间收集了大量与两项工程相关的论文、书籍、报纸、史料档案和参加研究的课题组内部资料等，对于证据链进行较为充分的三角验证，对两个大科学工程的缘起、决策路径和实施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较，基于对这两个大科学工程的系统分析，得到了对当前大科学工程和专项的三方面建议：①集成与发扬大科学工程实现路径中的选择、支撑与修正策略；②充分发挥大科学工程实现路径中的政府多角色集成效能；③激发大科学工程实现路径中的协同创新机能。这三方面建议的核心都是希望将以往成功大科学工程产生重大创造性的经验和规律提炼出来，指导新的实践。

“著名专家是如何创作出杰出作品的？”这也是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最近几年，北京师范大学采取一种新的方式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并与创作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并邀请莫言出任中心主任。该中心主要职责就是不定期邀请世界级的作家或诗人来中心交流、创作和讲学，邀请国内知名作家或诗人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来中心开展写作、研究、讲学与交流工作，旨在通过这些形式的活动，邀请真正创作出杰出作品的作家在一起研讨与交流，探索杰出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并将这些经验展示给他人。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很好的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因为杰出作品创作者可以直接通过研讨与激发，一起去发现创造性发生的机制与影响因素，只不过是在文学创作这个特殊领域罢了。

当前，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丰富多彩、多种多样，这些研究为揭示、传播和运用各类生产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创造性经验与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由于这些经验与规律来源于生产实践活动，与实验室研究或单纯基于学术的研究发现相比，具有更好的生态效度。但是总体而言，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寻求更大突破：第一，当前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方法论和具体操作规范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科学性与专业化水平，当前研究还处在比较粗放的状态；第二，当前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理论性水平也需要提高，很多研究只停留在了经验总结层面，而不能进一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第三，当前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重大创新、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实践活动中，让更多普通人掌握一定的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方法，如请广大一线教师利用这些方法对生活工作中更为普通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开展探索，并将发现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这可能是这些人开展教科研，提升自身水平的有效途径。

[1] 在国际心理学界，创新（innovation）与创造性或创造力（creativity）被视为同义语，在我们这本著作里，也同样把其看作同义语。

[2] 林崇德：《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

[3] 1丈≈3.33米。

[4] 1里≈500米。

[5] 下面的材料来自2017年2月7日和3月14日《人民日报》网站资料或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改写。

[6] 噪声（noise）、振动（vibration）、声振粗糙度（harshness）。

[7] Brown，R.T.，“Creativity：What are we to measure？”In Glover，J.A.，Ronning，R.R.，& Reynolds，C.R.（Eds.），Handbook of creativity，New York，Plenum Press，1989，pp.3-32.

[8] Simonton，D.K.，Age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What do we know after a century of research？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8，104（2），pp.251-267.

[9] Sternberg，R.J.& Lubart，T.I.，An 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 and its development，Human Development，1991，34（1），pp.1-31.

[10] Sternberg，R.J.& Lubart，T.I.，Defying the crowd：Cultivating creativity in a culture of conformity，New York，Free Press，1995.

[11] 林崇德：《学习与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2] Bronfenbrenner，U.& Morris，P.A.，“The ecology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es，”In Damon，W.& Lerner，R.M.，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Hoboken，NS，John Wiley & Sons Inc.，1998，pp.993-1028.

[13] 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4] 林崇德：《教育与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5] 林崇德：《小学儿童运算思惟灵活性发展的研究》，载《心理学报》，第15卷，第4期，1983。

[16] 沃建中，王烨晖，刘彩梅，等：《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研究》，载《心理科学》，第3期，2009。

[17] 衷克定：《教师策略性知识的成分与结构特征研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2002。

[18] Huang，F.，Fan J.，& Luo，J.，The neural basis of novelty and appropriateness in processing of creative chunk decomposition，NeuroImage，2015，113，pp.122-132.

[19] Zhao，Q.，Zhou，Z.，& Xu，H.，et al.，Dynamic neural network of insight：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on solving chinese‘chengyu’riddles，Plos One，2013，8（3），e59351.

[20] 黄希庭：《人格心理学》，北京，东华分局，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21] Pervin，L.A.& John，O.P.：《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黄希庭，主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2] 孙汉银：《创造性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3] 沃建中，蔡永红，韦小满，等：《创新人才测量工具的编制》，见林崇德：《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4] 斯腾伯格：《创造力手册》，施建农，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25] 斯腾伯格：《创造力手册》，施建农，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26] 林崇德：《小学儿童运算思惟灵活性发展的研究》，载《心理学报》，第15卷，第6期，1983。

[27] 刘春晖，林崇德：《个体变量、材料变量对大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载《心理发展与教育》，第31卷，第5期，2015。

[28] 刘春晖、林崇德：《个体变量、材料变量对大学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载《心理发展》，第31卷，第5期，2015。

[29] Gazzaniga，M.S.，Ivry，R.B.，& Mangun，G.R.：《认知神经科学》，周晓林，高定国，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30] Li，W.，Li，X.，& Huang，L.，et al.，Brain structure links trait creativity to openness to experience，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2015，10（2），pp.191-198.

[31] Huang，F.，Fan，J.，& Luo，J.，The neural basis of novelty and appropriateness in processing of creative chunk decomposition，NeuroImage，2015，113，pp.122-132.

[32] 李吉林：《为全面提高儿童素质探索一条有效途径——从情境教学到情境教育的探索与思考（上）》，载《教育研究》，第3期，1997.

[33] 聂继凯，危怀安：《大科学工程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原子弹制造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的案例剖析》，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36卷，第9期，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