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看待可汗学院

加州是全球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的圣地。直到最近，这里的人们都没有踏足教育领域的意愿，认为教育不过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市场，不如留给非营利性组织去做。而如今，教育版图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从2011年以来，教育科技公司已经吸引了累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其中一些公司未来预计会取得成功，而大部分公司不过是将传统的背题卡、学习指导和学习管理系统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

可汗学院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在线教育机构，拥有数千万名用户。2006年，萨尔曼·可汗（Khan Acade）⁽⁴⁾在YouTube上录制了几段课程，用以帮他侄女辅导数学。侄女又将这些课程与自己的朋友分享，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流行了开来。可汗的教学法以简短的视频讲座和选择题小测验为基础，现在已经将课程范围拓展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计算机以及历史等多个学科。如果可汗学院是一家营利机构，那么现在的价值绝不会低于数十亿美元。但可汗真正的动力来源于他的使命感，而不是赚钱。

我第一次与可汗见面时，他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那时，比尔·盖茨给了他许多支持，还将可汗学院称为“教育的未来”。在可汗学院，在线讲座、笔记本电脑和选择题小测验取代了传统的教室、教师以及同学之间的互动。其背后是大数据在帮助学生在迷宫一般的个性化学习布局中不断前行。第一次聊天，我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这种学习方式的怀疑，因为我不确定，富有意义的学习是否真的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聊到了他的著作《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⁵⁾，讲到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上课听讲时的糟糕体验，以及他在教育方面的观点。后来我们聊天的主题又转到如何帮助可汗学院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这个问题上来。我们讲到，可以开设一家实验学校，让孩子们去承担富有意义的开放性挑战，偶尔利用可汗学院的教学资源实现“及时学习”，在可汗学院现有的以低水平解题步骤为基础的讲座之上，补充更多富有意义的数学挑战。我将这样一个全新的产品称为“可汗科学探索博物馆”，或者建立一个中心，将其定位为教育领域的贝尔实验室，并以此为据点，激发起全球范围的创新思潮。

为了将“科学探索博物馆”的理念解释得更加清楚，我讲到了自己亲眼见证过的最棒的课堂数学挑战。这源自我在一所初中的社会研究课上旁听的经历。课堂上，老师提出让学生通过各种办法来预测2100年的世界人口数量。学生可以独自进行研究，也可以组队共同研究。学生们也可以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资源。计算过程可以用纸笔，可以用计算器，可以用excel表格，也可以自己编写代码（有些学生真的会自己编写代码）。随后，学生要在全班同学面前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当有人在介绍他们的工作成果时，其他同学要负责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之上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给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之后，全班同学共同讨论每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预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当时班里同学预测的人口数从0到300亿都有。这个挑战与孩子们平时在学校里做的数学题完全不同，为了得出自己的答案，学生需要动用创造力。这道题没有正确答案，学生需要在面向未来的大背景下，逐个学习相关概念，如曲线拟合、外推法、本征值等。在这类学习过程中，以往的数学差生通常会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而那些被传统课堂视为天赋异禀的好学生却屡屡受挫。我们现有的数学教育体系，与培养孩子成长为一名伟大的数学家所需要的创造力和概念化能力没有半点关系。学生从来不会想着将学到的数学知识应用到真实世界的挑战之中。如果我们的K-12学校能够为孩子讲述那些真正有意义的数学知识，而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符号化代数运算的方法，那么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自那次谈话之后，我本以为不会再和可汗有什么联系，但他几个月之后还是主动找到我，与我讨论一项研发行动的计划。听罢，我当即决定解囊相助，还帮他从其他人那里筹集了一些款项。后来我发现，他的组织从没有在过分沟通方面出过错，而我也一直在期盼和等待来自可汗学院的信息更新。他在硅谷一带的“边走边聊”活动中曾说过，可汗学院的用户数量一直在持续增长，还提到了他们推出的全新的在线备考方案，以及让硅谷的孩子们沉浸于开放式挑战教学之中的实验学校。但是，除了完成一些法务工作之外，他们关于可汗实验学校的经验如何向全世界的学校推广的计划，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

在去往萨克拉曼多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可汗学院这个如此优秀的团队会将应试教育作为工作重点，而没有将真正的教育创新放在重要位置上？我想起了第一次和可汗聊天时的经过，我问他：“为什么要用数百节课程的内容来教孩子怎么用纸笔进行积分运算？现在孩子们的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完全可以在一瞬间准确无误地完成这些运算。为什么不将这些机械化的工作交给计算机来做，然后教孩子们如何利用数学知识去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这种学习才是我们如今的传统学校所做不到的。我们应该帮助孩子们学会利用技术，而不是与技术去竞争。”说到这里，可汗学院的一位员工回答道：“我们需要将关注点集中在现有市场上。”对于一家将提升教育水平作为自身使命的非营利性组织来说，在我看来，这样的工作重点很是古怪。

我与柯契拉谷联合学校学区督学达里尔·亚当斯博士（Darryl Adams）见面时，他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地说：“从贫富的角度来看，我的学区在全美排倒数第二。”我问他，那最穷的学区是哪一个？他答道：“我不知道，但不是我的学区，我深感欣慰。”亚当斯的人生从音乐起步，至今他依然会在俱乐部和教育主题活动上登台表演。

大学毕业之后，我一直活跃在音乐创意领域。当时，我加入了曼菲斯一个名叫“沙维亚”的乐队，我们这个乐队由6个贫穷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出身的男孩子组成。我们很幸运，拿到了一个录制唱片的合约，这让我们在随后的五六年间吃喝不愁，远近闻名。我们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叫《伤心》。Hall & Oates乐队全国巡演时，我们还作为特邀嘉宾出场支持。我们过了一段这样的摇滚人生，但没过多久乐队就解散了。后来，我来到洛杉矶，想继续在音乐之路上追寻名气和财富，但并没有成功。而我在音乐方面的文凭却给了我教书的机会。踏入教育行业之后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行当。

亚当斯的学区距离奢华的棕榈泉只有48公里的距离，而其中的学生却全部生活于贫困线之下，无一例外。许多孩子都住在房车里，被遗弃的火车厢里，甚至无家可归。两万名学生，每日都要为生计发愁。这些孩子的家庭月收入都不到1 000美元，他们连食物都买不起，更别提电脑了。这个学区的面积比罗德岛还要大，而孩子们走出学校就根本没有互联网可用。亚当斯提议，学校应该为所有学生配备平板电脑，并为他们提供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持续WiFi接入服务。如何做到这一点？

亚当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路由器安装在学区内100辆校车的车顶上，然后在晚间将这些校车停在孩子们的居住区内？一开始，人们听到我的提议都觉得我是脑子进水了，但后来，他们也都同意了。”亚当斯笑着补充道：“如果能帮上我的学生，让我给鸽子身上安一个WiFi路由器都行。”在经历了漫长的申请和力排众议的坚持之后，这个学区于2012年批准了价值4 500万美元的教育公债，为“移动学习行动”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校车每天晚上都会停在孩子们的集中居住区附近，这样学生们放学后也能利用在线资源，帮助他们在家学习。之前曾有人提出过对蓄意破坏公共财物的担忧，但直至今日还没有出现过这类问题。

亚当斯的学区充满了各种以扎实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活动，其中一项名为“全力前进”的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活动，致力于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我们将关注点集中在有实际需求的职业领域。我们是在提高教育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相关性。现在，学生们都在学习航空学、环境科学、健康医疗、无人机、建筑、电子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亚当斯在争取当地企业为学校提供支持时很有办法，他甚至说服一家公司为他的航空学院捐赠了一架湾流II公务机。他的学生现在可以在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亚当斯感慨道：“真希望哪天我也可以驾驶一把飞机。”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帮助教师明白一件事的重要性，那就是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利用这些设备，并将其视作创造新事物的工具，文章、电影、音乐、博客和科学实验都在创作范围之内。我们希望教师能够帮助学生去破解、去分析、去解剖、去创造、去研究，去获取所需信息，去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考试，亚当斯的态度直击要害：“仅凭借一个指标去决定一所学校是好是坏，简直是愚蠢至极。我们都知道，有些学生虽然考试成绩不理想，但他们极具创造力，或是非常具有说服力。而且，学生们现在学的东西是他们真正想要学习的东西吗？为什么我们要针对那些和他们的生活完全无关的知识进行考试呢？”亚当斯指出，共同核心标准被一股脑地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学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实现更高效的考试和排名。“我们这么做就是在给自己埋下祸根。还有许多其他的技能急需我们这些教育者去培养，比如人生技能、性格、公民责任等。”他还补充道：“这辈子我就要顽抗到底，我才不要掉进他们设的局里。”

科切拉学区的努力成果令人备受鼓舞，学生毕业率从2011年亚当斯就任督学时的69%增长到了如今的84%。40%的学生进入了四年制大学深造，40%的学生进入了社区大学，还有20%的学生直接就业。亚当斯讲道：“我们将辍学率降低了一半。你可以去跟孩子们聊聊天，他们是真的在学习、成长和创造，他们身上的这股动力是我之前从没见到过的。”亚当斯非常感激科切拉学区对他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公仆风格领导力”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时值2016年，我问亚当斯，如果有一天就任美国教育部部长，他会有什么样的计划。亚当斯回答说：“我会在全国复制我们在此地获得的经验。从普及阅读和写作能力开始，之后将关注点集中在学生们的职业兴趣和热情上。我会设立各类职业学院，帮助学生们创造出之前社会上不曾存在过的全新工作机会。我会对学生性格的培养和公民责任的树立给予更多的关注。”他还补充道：“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政策里，官员们十分关注特许学校。相反，我没看到有多少代表公立学校利益的人。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向世人证明，公立学校同样可以取得非凡的成绩。总有一些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人因为政策上的守旧而受到限制，我们应该创造出一套全新的体系来为他们提供支持。”

教育长征途中，我总是时不时会回想到有关技术、课程、人的潜能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可汗学院致力于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资源，而无论他们的出身如何，但是走遍美国，我并没有在中低收入社区的学校中看到可汗学院的身影。绝大多数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孩子连可汗学院的名字都没听说过，而许多衣食无忧的孩子却在利用可汗学院为自己的大学申请增加优势。

硅谷聚集着美国最顶尖的1%的人群，他们手里掌握着真正的权力和影响力。通过创造、创新和整合各类资源的能力，他们时刻不停地大赚其钱。走进硅谷的咖啡厅，你总能听到人们激情四射地讨论着人工智能对未来的影响。这些人本应最先认识到，无所不在的智能手机将对孩子们的学习方式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尔后，我们又遇到了达里尔·亚当斯这样的人。谈到学术传承、净值、委员会席位和政治影响力，亚当斯说，什么也比不了硅谷的那些大佬。而在有关技术的问题上，这位身处穷困到一无所有的科切拉学区的音乐家出身的教育者，却拥有比硅谷那些全球思想领袖更先进、更全面的观点。

也许，那些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脱离贫困的孩子的需求，与那些衣食无忧、安全感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富裕家庭的孩子的需求完全不同。但问题就在于，亚当斯并不能决定美国的教育政策，他的想法根本不可能传达到政治领导者的耳边。在国家政策和数学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他的意见更无人参考。而美国的富人阶层不仅能影响到自己的孩子接受的一对一辅导内容，也会影响到亚当斯的孩子为了拿到毕业文凭而必须学习的内容，影响到亚当斯的教师获得评价的方式，影响到贫穷学区之中的孩子们究竟应该拼搏出一条什么样的出路，才能逃离食不果腹的命运，为自己争取到更加美好的人生。

对于硅谷的大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帮助孩子们掌握那些他们这辈子再也用不上的数学知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在大学招生负责人的面前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还是应该为硅谷文化所代表的精神而不断奋斗？这种精神意味着创造、胆魄、利用技术力量的能力以及拥抱未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