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与浅学习

2009年11月26日，我从上海的临港新城坐班车回市区。在车上看到了一个试图让司机尽快停车的人，这个小伙子是法学院的辅导员，刚刚得到消息，一个研究生在学校自杀，他要紧急赶回去。后来我知道这个自杀的研究生叫杨元元，而这个自杀事件，将上海海事大学推向了风口浪尖。

在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铺天盖地的网友的评论指向上海海事大学，指向中国教育，带母上学、蚁居、毕业即失业、读书无用、知识难改变命运、大学生自杀……不难想见，透过这些关键词，网民自然而然就能拼凑事件的经过。在这里，杨元元事件被“碎片化”了，不追求深度的读者完全可以在这里停止阅读。

2009年，正是我研究电子商务舆情起劲的时候，常识告诉我，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稍作调查，我发表了一篇博文，不认同多数网民的观点。没想到一时间，我成了靶子，直到今天，谷歌和百度的搜索，还把我当成杨元元的导师，因为当初有网站贴出：“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导师认为……”结果在网络上我就一直成为了杨元元的导师，不仅收到长篇的质问邮件，我的博客也一天之内达到10万访问量，吓得我很快关闭了评论和访问。

事情过去6年，我再分析这件事情，在更加清楚的事实情况下可以告诉网民几个非常简单的结论：这根本不是一个关于贫困生的故事，事情也和蚁居毫无关系，也根本不是带母上学，还与失业毫无关系，读书在上海海事大学也很有前途。网民们铺天盖地的舆情所表现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碎片化的情绪，与事实毫无关系，我更和杨元元毫无交集。那些愿意写几千字发邮件反驳和辱骂我的网友，根本不愿意花3分钟调查一下我的背景。事实上，在这件事上，碎片化的网民表达的情绪是他们自己的感觉，和杨元元毫无关系。

这就是很典型的、网络世界的“碎片化”。

对碎片化的研究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研究文献中。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传输技术的大量应用，大大强化了受众作为传播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碎片化现象不但让受众群体细分呈现为碎片化现象，也引发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碎片化语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碎片化是受众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必然发展，是传播者从事传播活动的主要依据。

杨元元这件事能够迅速发酵，除了网民自己追求个性的自我感觉外，杨元元事件背后的推手非常会借用网络语境的力量，达到了专业的水准，其关键词的使用，多写短句、断句，增强现场感，减少描述性的语句、过程性的句子。非常多的评论者，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评论者仅凭几个关键词就发散性地进行分析，不仅很少甚至根本没几个人到上海海事大学进行实地调查，甚至网民参与讨论的时候，也根本不会去看前面的报道，对于网民来说，“中断阅读、发表评论”是典型的事件特征。我收到了几封数千字的声讨文章，一直在质问我作为杨元元的导师为什么不对杨元元进行施救。文章很长，作者花了很长时间进行写作，但却根本没有搞清楚一个很容易搞清楚的事实：我和杨元元在毫无关系的两个学科、两个学院。

这也就是网络学习以及云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碎片化、浅学习的问题。

1998年，谷歌的两个创始人决定做一个新型的搜索引擎。在他们之前的搜索引擎，例如雅虎的搜索，是按照人工和严密的学科门类的逻辑进行搜索的。这种搜索就像调查杨元元事件通过上海教委，再通过上海海事大学，再通过法学院去调查一样，虽然严密具有逻辑，然而却不符合网络世界的行为特征，效率还很慢。斯坦佛大学的两位博士，在老师的10万美金的资助下，用了100多块硬盘拼接起来一个云文件系统，分布式和按照爬虫方式去收集变化了的动态网页，很快就能得到搜索结论，形成了第二代的搜索技术。在第二代的搜索技术中，谷歌公司极大地满足了普通网民碎片化知识搜索的瘾，用户随便想到什么关键词，就会有相关的和不相关的网页跳到用户面前。谷歌根本不会对这些搜索结果的真伪负责，搜索者也根据自己历史知识的判断来接受碎片知识。

谷歌的巨大进步，使得全世界不需要老师的学生，按照自己的想象收集知识；也带来一个负面问题，在信息非常发达的网络世界，碎片化和浅学习根本无法纠正原本就存在搜索者头脑中的偏见，从这个角度上讲，信息加大了偏见。这些年我们看到，没有深度学习的指导，关于转基因、关于PX、关于养生、关于历史，朋友圈中的谣言和知识，比20年前更加荒谬和离谱，人们长篇累牍地写、长篇累牍地读，和知识和科学无关，人们只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知识。信息过载，负面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

与此同时，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开始渗透人们碎片化的时间，从好的方面，过去浪费的垃圾时间，例如上厕所的几分钟，能够通过微信得到几分钟的沟通与知识，从坏的方面，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中断的时代”，随时被打断，时间的碎片化越来越强。科学家发现，处于这种多任务切换状态的人，其智商的下降比吸大麻还厉害。

在2004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信息学教授格洛里亚·马克（Gloria Mark）带着她的研究生在美国的两个科技公司对那里的员工做了1千小时的观察。他们发现，办公室里的员工平均每11分钟就会被电话、电子邮件或同事打扰一次，而他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早先的任务上则需要25分钟之久。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拉斯·波德瑞克（Russ Poldrack）在实验中发现，人们在做多任务时所吸收的新信息会被储存到错误的脑区。比如边看电视边学习，学业上的信息会被储存到大脑的纹状体，而不是通常的海马体。前者主要负责记忆人的行动技巧，后者才是记忆事实和想法的脑区。记忆在海马体中的信息更容易被回忆起来。

公元前361年，在外漂泊了20年的鬼谷子回到了河南的云梦山。他发现通晓天下事并不能使他决策千里之外，他累了，他不再需要知道外面的世界，他要用自己头脑好好做一个深度的模型。这个模型能够指导通用的事件，他开始了反信息化的旅程。在之后的40年，他收了4个徒弟：孙膑、庞涓、张仪、苏秦，那个时候，兵家和纵横家开始知道有一种美丽，叫做：静静。

谷歌一年中的搜索引擎关键词排名：性、色情、天气等永远排在前面，没有学习。

人类对世界的信号加工后的信息，大家认为是知识。我在大专院校教课时发现学生们加工信息的模型是Hao123，本科院校的学生加工模型是百度，研究生的加工模型是学术知网，博士生的加工模型是EI、SCI。信息社会，是头脑被高度格式化的社会，只不过以上的模型有深有浅，我发现只要让大家进化一种模式，思维水平就能进步一个层次，搜索，改变了思维。

建构理论认为，学生学习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建构。正如鬼谷子教会孙膑和苏秦的不是现实社会，而是被高度抽象的分析现实社会的模型。从这个角度，这种模型比现实社会更加真实就像人的骨骼，比皮肤更接近人体。

那么，深入骨髓的学习，在网络和云的世界，又如何进行教育和指导呢？

记得7年以前，刚刚进入大学的一个博士后同事王君，由于考评全院倒数，我们成了一对一的互助小组。王君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就是说不出来。更为可怕的是，这位王君总是控制不好上课的节奏，有时候50分钟的课上了35分钟，待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那个时候，我就教他将与课程相关的案例准备几十个，时间从5分钟到15分钟不等。王君从此不怕上课没东西讲了，看时间还富裕不少，总是挑选我给他准备的不少有趣的片子，却也能引起学生下课前的惊喜。

就是那一年，我受到这个启发，将我一门《网络工程管理》课程的视频，让研究生切成数十个小操作指南。当初是为了避免备课的麻烦，放到实验室的36台电脑中，学生在进行实验的时候，有不会的东西，就查这些短小的视频，以至于一个班36个实验工位，确实省了我不少劲。再往后来，我把实验仪器和设备贴上二维码，将所有的仪器使用指南拍成视频，给学生们布置一个“寻宝”游戏，让学生用手机看完35个视频并回答完问题，紧密地将实验场景和知识点结合在一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今这种模式还有一个意外的成果，那就是原先博物馆的导航仪市场随着二维码＋手机的普及而寿终正寝了。

这两年在线教育和教育信息技术革新深入人心，我发现主流的微课应用还真的不像我这些年做的，我发现绝大多数学校和老师，拿微课干什么呢？比赛！于是，就有了很多为了技术而技术的探讨，也就是这篇文章比较典型的探讨。可贵之处在于，老师很认真，非常想做好这件事，然而，刨去了围绕教学的应用，这种围绕技术方式的应用，就像前些年PPT大赛一样，其实和教学没有什么关系。大赛的获奖者与PPT大赛的获奖者一样，和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一堂课45分钟，如果说教师认为有自己精彩的教学实践片段，“偷取”或者裁剪给学生使用，这在西方的教学中是惯常的做法，也是微课应用的常态。然而，教学之所以需要老师，是因为人的学习行为是情景化的，是需要社交和人指导的，更是需要体系化的，这也是学校和课程存在的意义，指望学生能够在公交车上打开手机学习8分钟课程，上帝也会笑的。

倒是去年，我在美国读高中的女儿在英国文学课上，老师要求每组3个学生做8分钟的视频、音乐、戏剧、演讲录像，以上方式选择一种，模块教学“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业作业中，要求学生用微课形式，说明“什么是美国梦”。美国的课堂，倒是老师不做什么微课，学生没少做。

如果这算给微课泼盆冷水的话，从碎片化学习的角度，我确实觉得单纯的微课应该降降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