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时代的课堂与师生关系

美国最常见的学科教室

公元前495年，卫国的贵族端木子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孔丘，见面的过程颇具周折。这位商人世家的子弟天生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敏感，听说鲁国的国君与邾国的国君见面，便去打探动向，不小心知道了孔子正在卫国，子贡于是折返卫国成为孔子的学生。从此，每当孔子有难和没钱的时候，子贡总是能出现在孔子面前。作为商人的子贡，不但能为孔子化缘，还经常在孔子被围困的时候动用自己的商业资本为孔子搬来楚国军队护航，在孔子临终的时候，最盼望见到的也是子贡，子贡也不负所望，为孔子守孝6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民营私立学校的校长，孔子不同于官办学校，需要把自己姿态放低，不断地去游学收集学生用以弥补现金流的不足，在孔子的学校里，虽然孔子是一言堂，但却有教无类，颇具平民风格。至少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孔子是最早使用竹简这种文字工具进行教学的人。从考古的发现知道，孔子时代的竹简还没有中间的绳子相连不能称为书，但是孔子就是用这种工具，传播了他的知识。相比起孔子，子贡和他的同学们是幸运的，孔子当年向老子学礼制、向苌弘学乐、向郯子学仁、向师襄学琴，都是自己长途跋涉跑到老师那里去请教。不过便宜和易于传播的竹简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一个竹简只能完成140个左右的字符，与今天的微博无异，孔子的学生们拿着孔子的只言片语以为圣旨，往往曲解了孔子的真正含义。

孔子与他的弟子

苏格拉底的古希腊课堂

孔子的学生虽然拿着孔子的只言片语当作圣旨，孔子本人却没有这么看。相反，孔子本人非常谦逊、低调，孔子的课堂也受颠沛流离的影响，非常简陋和平，往往是学生问、老师答而已。

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比起孔子稍微幸运。古希腊草纸已经非常盛行，柏拉图可以非常有逻辑地记录苏格拉底的言论，相比起中国春秋的竹简，苏格拉底总是能非常系统地传播他的思想。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苏格拉底传播的与孔子正好相反，孔子师范学院的孔子一言堂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讲堂，被苏格拉底民主讲堂所替代，相比起子贡们的正襟危坐，柏拉图们的课堂更像一个俱乐部。

古罗马代替古希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文明的倒退，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是文明的进步，毕竟版图巨大的古罗马是需要严格的等级和残忍的暴行才能维持统治的。相比起古希腊的文明璀璨和教育发达，古罗马也并不是对后世没有贡献。古罗马的角斗场，非常便于巨大数量的学生同时学习知识，其音响和视觉效果远远超过孔子的课堂和苏格拉底的理想国。只不过，今天西方课堂继承而来的阶梯教室，也继承了古罗马角斗场的身份特征：相比起中国的师恩如父，阶梯教室的教师，更像是角斗士的演员，毫无高高在上的感觉。

角斗场可能是阶梯教室的原型。

西方社会的教育和中国古代教育一样，最早的教育一直不把教授儿童识字的基础教育当作教育，人们把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当老师至多从工业文明开始。韩愈的师说中，说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便是明证。韩愈甚至将老师比作伯乐、弟子比作千里马，可见师生关系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教授知识与学习知识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孔子和子贡的关系、还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关系，都隐含了在工业文明之前师生之间的另外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不包含至少在汉朝王莽时期就普及的乡村识字教育。发现天才、奖掖后生、亦师亦友、终身同道才是古代教师的最高追求，这种追求在欧阳修和司马光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体现得最为突出。

宋代的科举分为两种，一种是三年一次的固定形式，一种是特殊类型的专题科举。苏轼作为一个才子，非常有幸在当考之年碰到了两次这样的考试，更幸运的是碰到了欧阳修和司马光两位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苏东坡身上并不成立。先是欧阳修看到了苏轼的文章，苏东坡在文章中专门针对欧阳修对外宣称的历史典故无所不知杜撰了一个历史故事。欧阳修认为当今世界能够有自己不知道的典故和如此文风的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为避嫌，于是给了苏东坡第二名。等见面的时候，欧阳修第一句话就问苏东坡那个典故的来历，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苏东坡的调侃：“想当然的！”作为苏东坡的老师，从此师徒二人惺惺相惜，苏东坡的文风诗风继承了欧阳修的衣钵并发扬光大，而欧阳修对自己的孩子宣称30年后没人知道欧阳修只知道苏东坡。

亦师亦友的不仅仅是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师徒，苏轼在几年后的司马光主持的制科考试中得到了整个大宋王朝唯一一个最高奖，以至于皇帝也回到家激动不已：“我为大宋找到了栋梁之才！”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很难理解千里马常有和伯乐不常有，在造纸昂贵的古代，筛选好文章更多掌握在老师手中，面对着苏轼这样才华卓绝的人，得到的不仅仅是欣赏，事实上在苏轼的一生中得到的小鞋远比赏识多。苏轼就是苏轼，不仅不当回事，还给自己的老师起了一个外号：司马牛。

北宋的苏轼类型那种师生关系的传统到南宋的朱熹转了一个弯。活字印刷术的普及使得朱熹在书院里更加清闲，于是朱熹将图书馆与报告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大学的雏形。虽然陆九渊被朱熹引进书院，但师生关系开始疏远，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也是南宋孱弱的民风所带来的儒学的兴起后必然的师生关系的缩影。

朱熹书院所代表的标准儒学课堂

在朱熹的课堂上，中国的教室逐渐越来越像朝廷的缩影：教师就是皇帝，学生就是大臣，甚至到了后来教师的讲堂升高半尺以示威严。

苏联的工位课堂

朱熹的课堂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课堂和师生关系的变化是一场革命。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大量宗教教师的缺乏，以及印刷术和造纸的传播带来圣经的大量印刷，使得大学开始建立、课堂取消了等级。从中世纪结束到工业革命完成，课堂迅速实现了从教堂规格向工位规格的迅速转变。铃声、教案、班级、教师，师生之间的关系迅速瓦解成为工头和产业工人之间的关系。到了苏德战争以后，废墟上迅速建立的苏维埃，更加需要等级化、守纪律和懂规则的产业工人，于是苏式课堂和师生关系开始出现：班主任、党团教育等，这也是今天中国课堂的基本模板。

与苏联教育异曲同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纳粹教育。将教师的讲台升高体现威严，又为了学生能看到演讲者而组成的阶梯教室模式，在今天看来有点可笑，但是却不仅仅主宰了德国的课堂，还成为中国课堂模仿的样本。原本古罗马斗兽场将教师放低是为了学生听讲方便，中国人认为这样的布置不能体现师道尊严和皇帝的感觉，于是把阶梯教室的讲台升高一尺，形成了今天中国大课教室的普遍规制。

相对于私塾，明治维新后的课堂改革，是日本全盘西化后全面进步的标志。

面对着工业文明的恶果，在美国的20世纪初有两种教育理念争论了50年。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派认为教育的前途是回到生活和社区，于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杜威实验学校，这种将工厂机器和生活场景搬进课堂的做法，逐渐形成了学科教室和走班制的规制。而以哈钦斯为代表的通识教育学派认为教育应该回到经典、回到人文甚至回到中世纪，这也影响了美国很多文理学院精英教育的规制。杜威课堂演变出来的是：走班制、辅导员制、学工交替、社区学院、实习制度；通识教育演变出来的师生关系是：小班化、个性化、精英化的教育。

杜威的芝加哥实验课堂

欧美国家常见的阶梯教室

正当中国北京十一学校的李希贵在全国推广他的美式走班课堂和李振村为中关村某小学谁偷了谁的教学改革成果争论的时候，一个崭新的提法：创客课堂，迅速让人们将前面的探索遗忘，遗忘的还包括衡水中学的课堂和杜郎口的课堂。创客空间不仅需要人们遗忘教师、教育家，还需要以创造为中心。

被儒学精神改造后中国最常见的阶梯教室

中国高考教室

创客教室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美国每个私立中小学校平均班级规模是15人左右，而公立学校也小于25人。由于学科教室的普遍应用再加上远程和互联网教育所带来的课程平台、微课、慕课，优质教育资源迅速集中。在可汗学院的一项实验中，创始人发现在网络教育的翻转课堂中，原本是每15个孩子一个老师，由于网络的自主性不足和翻转课堂的问题，需要每15个孩子两个老师，也就是说托夫勒所说的多师同堂。互联网教育不是对老师要求更低了而是更高了，正如电脑的普及纸不是更少了而是用得更多了。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在互联网大师尼古拉庞蒂的支持下创始了新媒体实验室，而华盛顿大学建立了拥有全球连锁的FABLAB创客实验室。这类的学习场所，教师更像老板，学习资源更多在网络，而围绕学生创新不少赞助商提供了大量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加工设备。

麻省理工学院新媒体实验室智能创新工坊

未来的教室往哪里走呢？是不是像今天的席卷全国的智慧教室那样将电脑和录播以及物联网布满传统教室就是未来教室了呢？完全不是。

未来的教室是需要在在线教育后未来的教师和未来的学生转型后新的行为学而组成的崭新空间。1994年出生的詹宇立是网络的土著，18岁的时候编程经验就已经达到2万行，树莓派、志愿者和创新，是90后的他们这一代思考的内容。詹宇立认为云时代下的师生关系，最重要的是其“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特征。原先在课堂里，教师是知识的唯一代理人，拥有对知识的生杀大权：学什么、怎么学、怎么解释，全都凭老师一张嘴。而到了云时代，“教师”这一身份被去中心化了：你面对着屏幕，今天是A老师做的课件，明天是B老师讲课，网上答疑的又是C老师。单个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取而代之的是网络上的知识源源不断地通过一群老师传递到学生面前，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就是带宽更大。更重要的是，教师在“知识”和“学生”之间扮演的“桥梁”式的角色越来越弱，知识跟学生间的距离越变越短。在通讯领域中我们都知道一条常识：信号传递过程中经过的设备越多，信号衰减的幅度越大。知识其实也是同理。云时代下的学习，弱化了教师的参与，实际上学生接收到的知识会更加凝练、更好理解，也就是性价比更高。而教师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再是以前的教书匠、录音机，而是真正地成为了学生的“领路人”：筛选、介绍网络上优质的课程，给学生介绍团队合作、信息检索的工具和方法，给学生的创意作品作评价。教师这个职业，自孔孟盛行的两千多年以来，将第一次摆脱枯燥的重复，变得极其地富有创造性和活力，带来不可比拟的巨大成就感。

针对詹宇立这样的年轻人，中国最大的在线学习社区沪江网在网络学习的设计中不仅对动辄数千人的在线学习平台配备了大量的助教解决学生的问题，更为每位学生增加了同桌这样的社交功能。沪江的“同桌”其实是一种“弱同桌”关系：两人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能彼此看到对方的动态：学了什么课、背了多少单词等等。像这样模拟现实学校的设定，其实是营造一种现实中的熟悉的感觉，关键在于改变用户的心理认知：让用户对于屏幕里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学校多几分熟悉的亲近。这也可以模糊地理解为一种产品层面上的“拟物设计”（Skeuomorph）。

沪江网的同桌

目前依托沪江社区，沪江网用户数已经超过8000万，而员工还不足1000人。远远少于新东方拥有的教师4万名。

相比起沪江，互联网+让新东方感到了危机，而有趣的是，10年前新东方作为革命者，刚刚革了传统应试英语教室的命。作为新东方留学的升级版，厚仁教育的陈航建立了留美学生的家长群，其家长与留学顾问之间的联系比学生更加紧密，这种家校关系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师生关系。无独有偶，著名网络英文学习的创始人耶鲁大学博士薛勇，不为应试在网络空间建立的远程针对性辅导，其挑选学生和针对性辅导，也成为另外一种师生的样板，其“薛勇说”也建立了另外一种家长、学生、教师的新型关系。

被技术解放后的课堂将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断言还为时过早，然而趋势却是明了的。无论是作为基础教育、儿童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社区教育，其走向可能也是不同的。今后的课堂肯定的方向是教师要做的更多了不是更少了。而针对创造为主的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也许回归“发现天才、奖掖后生、亦师亦友、终身同道”的教育本真，才是正道。周有光针对精英教育和教育家情节的一段评论，也非常有利于我们探讨创客时代的教育：“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