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最好的人，并让他们开心

香港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孔宪铎教授，曾在东西方的多所大学中学习、工作过。后来他记录了一本《东西象牙塔》，其中提到，“在我看来，西方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制定并执行详尽而完善的游戏规则；深具世界眼光”。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招聘最好的人，并让他们开心）”。

协和的“中西合璧”建筑群耸立起来了，有了当时亚洲第一的图书馆，也有了世界一流的设备，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招聘最好的人”，招聘一批优秀的创业人才。

美国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描述过医疗这个行业，“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一致性的行业就是医疗，无论走到哪里，医疗所遵循的规矩相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这种普世一致的同构性正是医疗最大的特色，它是律法所没有的，也是教会所没有的，即使有，其程度也有所差别”。

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协和的初期，可以招聘一群轻蹄健马的知识人才来到中国，专心投入，不拘于一时一地，所作所为大开大阖。准确地说，他们所效力的不是一国一族，他们是在医学这个领域里，竭尽所能探索钻研。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协和管理部门曾不得不提议，全校员工中的所有美国人，如果愿意听从美国国务院的劝告，应在条件还允许的时候，尽早考虑离开中国。但结果是——没有一个人选择这样做。

来自各国的师资力量在协和聚合。协和在选聘哪些人来任职时，突破了传统规则，用今日的语言来说，是不拘一格降“创业型人才”。协和建立之初，教学的老师大多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外国专家来担任，共招聘了一百五十一名员工，其中的二十八名中国人中有二十五人在国外受过教育。协和药理系曾试图招聘哈佛医学院药理系主任克来耶（Otto Krayer），后来因为哈佛医学生喜欢克来耶而抗议，使他未能离开哈佛来协和任教。而著名物理学家斯狄弗勒，则被聘为医预科的教务主任。

协和建立之初，教学老师是一支“多国部队”，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等，图中是1921—1922年的教职工合影

协和的教师分为六级：教授、襄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和助教。在医院，临床医师也分为六级：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总医师、第一助理住院医师、助理住院医师、实习医师。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从协和毕业或来协和工作的中国优秀人才，渐渐成为协和骨干，比如内科的张孝骞、李宗恩，外科的曾宪九、吴英恺，儿科的诸福棠，妇产科的林巧稚……美国《时代》周刊文章曾特别提到，协和办得如此成功，以至到了30年代，“这里的骨干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1927届协和毕业生胡传揆回忆自己“在本科学习期间，直接教过我的就有五名欧美专家，分布在病理、寄生虫、药理、解剖和外科方面；这些人不仅对于学生，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全校有着巨大的影响”。

以协和的解剖系为例，加拿大人考德里（Edmund Cowdry），早期在线粒体、高尔基体研究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1918年来协和任解剖学教授、第一任解剖系主任。考德里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他在协和第一个开展尸体解剖，收集胚胎标本，奠定了中国胚胎学的基础。鉴于当时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考德里研究鸦片瘾对血细胞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损害，制定出有鸦片瘾的人血象变化的标准。他在任职期间培养的马文昭，从芝加哥大学两次进修后，仍回到协和工作。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戒烟时，由马文昭为他检查血象，以确定身体是否恢复正常。

1919年，步达生（Davidson Black）应考德里的邀请来到协和，担任神经学和胚胎学教授，两年后，接替考德里任解剖系主任。1926年，协和的解剖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步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随后由于在同一地点发现了第一块中国猿人头盖骨而得以证实，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北京人”。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协和解剖系共同组成了“新生代研究室”，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协和医学院则提供研究实验室，步达生任荣誉主任。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成了全球人类学家关注的地方。

大约1926年至1927年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闻一传博士，来协和解剖系任教，他是闻一多的弟弟。他研究人耳廓的发生，澄清以往文献中的模糊叙述。他不仅是位胚胎学家，据说还多才多艺，颇有文学修养，画和字皆洒脱飘逸。

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尸体解剖学的教学，用的是英美医学院比较流行的方法，完全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影响的启发式教育，“以尸体解剖为重点，学生按实习指导，逐一解剖。一边清理器官，一边读教本中的叙述。老师讲课时间很少，只是系统总结和联系临床讲讲。实习室备有大量图片，并有X线机供透视学习用”。解剖学老师对学生们说，尸体就是你们的课本。解剖室从星期一早上开到星期六晚上，学生们可以问老师问题，和老师讨论。

再看协和外科。担任第一任外科主任的是“美国现代外科之父”的弟子。这位“美国现代外科之父”霍尔斯特德（William S．Halsted）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四巨人”之一，是美国住院医师制的最早倡导者。他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泰勒介绍到协和担任外科主任。泰勒把师傅提倡的外科手术中用丝线缝合无菌伤口，在协和广泛应用，甚至可以这么说：“把丝线介绍到美国外科界的，主要是协和医院手术室。”不仅如此，许多其他的“霍氏先进技术”也在协和得到推广，比如采用新发明的卡——达氏溶液治疗伤口感染，比如建立动物手术室，为开展科研和教学提供条件；配备机械车间，制作骨科手术后装假肢和研究手术所需的器械。他还督促韦伯斯特（Jerome Webster）在协和建立了正规的外科住院医师制度。韦伯斯特在协和时，研制成功了肠管对端吻合所需的器械，回美国后，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成型外科主任。

美国泌尿外科的创始人杨汉普顿（Hugh Hampton Young），是霍尔斯特德的助教，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内创办了美国第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而协和的谢元甫，则是杨汉普顿的门生。1921年，谢元甫回国，来协和担任泌尿外科主任，培训了后来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施锡恩。他还引进了用红汞代替碘酒，手术时消毒皮肤以减少刺激。

毕业于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刘瑞恒，1919年到协和外科担任讲师，后来他去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学习，两年后回国，再次进入协和外科，后晋升为外科襄教授。他在提倡尸体解剖上曾做过不少努力，但据称也是著名的“梁启超割错肾”事件的主刀医生。他后来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卫生署署长。1929—1938年，他是名义上的协和医学院的校长。

生理学系的林可胜教授，是协和医学院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位出生在新加坡、早期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华人，是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当上系主任的华人教授。他创立的《中国生理学杂志》质量之高，令当时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埃科斯（John Eccles，196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翘首以盼每期的出刊。林可胜还培养了中国生命科学的创立者冯德培。

192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年轻的施米特（Carl Schmidt）来协和，建立药理系和开设药理学课程。随后，年轻的陈克恢（K．K．Chen）从美国回国，受聘于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任助教。他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药学系，又进入医学院学了两年，获生理学博士学位。来到协和之后，陈克恢得到施米特的支持，从数百种常用中药里，选出麻黄为研究对象。结果，几周内即从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然后他发现，给麻醉了的狗或毁脑脊髓猫静脉注射麻黄碱1—5毫克可使颈动脉压长时间升高，心肌收缩力增强；使血管收缩，支气管舒张；使离体子宫很快收缩，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滴入眼内引起瞳孔散大……这些作用都与肾上腺素相同，所不同的是口服有效，作用时间长，毒性较低。1924年，陈克恢发表了关于麻黄碱药理作用的第一篇论文，完成了世界著名的“麻黄素研究”。这个研究成果，成为研究中草药成功的典范，可与美国艾贝尔的肾上腺素研究、英国戴尔的拟交感胺类物质的研究齐名。

再来看看这些被聘人才的日后发展轨迹，也能从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协和曾拥有的世界水平的师资力量：

协和解剖系第一任系主任考德里，回美国后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细胞系和解剖系主任；

外科的韦伯斯特，回美国后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成型外科主任；

生理系主任林可胜，后来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最早为世界科学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协和生物系的两位教授，一位回美国后的职务是海洋生物实验室的主任，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内科外科医生学院的副主任；

而协和寄生虫系的两位教授，一位回美国后任图兰大学热带医学的教授，另一位回美国后成了纽约大学预防医学的教授。

在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中，有这样一个不可缺的元素：充分实现知识的“杂交”和“充电”。注重补充教学队伍，让它丰富多彩、千姿百态，避免知识的单一和局限。从开办之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协和除了“招聘最好的人才并让他们开心”之外，还有一种国际知名学者“最好的人才”的流动机制。

老协和每年有一些来自哈佛、约翰斯·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学者，担任基础或临床各科的教课和研究，聘为客座教授。这些客座教授的到来，不仅加强了教学力量，同时也能带来各门学科的最新进展，传授最新技术，培养协和年轻的教师，开展新兴领域的科学研究，促进了协和更好地形成学术气氛和风格。

那些来到协和的短期客座教授，一般会待一两年，这使得“当年协和的师资阵容，是当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包括综合性大学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国际上“最好的人才”的流动，不但在教学恒流之中注入新鲜元素，等他们回到西方，又能扩大协和的影响，把协和的办学目标和项目传播得更远。那时的协和，是东方的科学活动和兴趣中心。

1922年，曾参加过1914年考察团的著名哈佛医学教授Dr．Francis W．Peabody，来到协和内科担任客座教授。同年，Donald D．Van Slyke也来到协和，担任物理化学客座教授。他不仅教授了六个星期的糖尿病代谢课程，还参与了系里的教学活动。在协和期间，他研究了Gibbs-Donnan效应，以及一个完整的马血图，这成为他一生中参与的“最重要研究之一”。之所以能有这项研究结果，他认为和“我的两个同行（吴宪、麦克林）的工作热情有关”。吴宪1920年来协和教生物化学，他原来在麻省理工学造船工程，后改学化学。在哈佛医学院读研究生时，因提出的一种血液成分的测定方法为国际生物化学界广泛采用，当时被誉为国际血液分析的权威。

1922年来到协和访问的还有来自维也纳的眼科学家、来自哈佛的药理学家、美国西北大学的妇产科学家，而一位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客座教授，则在这一年代职暂时休假的协和耳鼻喉系主任。

1923年，荷兰中央研究所所长艾里斯·卡佩斯被协和聘为客座教授。这位举世闻名的神经解剖学家，创立了神经细胞趋生物性学说。他领衔编著的《脊椎动物以及人的神经系统比较解剖学》，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一年后他回荷兰，又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学生来中国，担任协和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教授。

那时协和的客座教授，并非今日的走马观花，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有的甚至奠定了中国一些学科的基础。比如，协和儿科的发展，来自于1924年到协和的客座教授豪特的贡献。豪特是美国儿科权威，他的《婴儿和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美国通用儿科教材，《育婴指南》则是美国母亲们的必备手册。在协和时，他每天参与教学、查房、免费诊疗特约病人。每个月他都在大礼堂做专题讲座。由于他的影响，使得原归在内科的儿科得以独立成科。豪特教授在协和工作了半年，因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导致肾功能和心功能衰竭而病逝在协和。临终前，他提出遗体供医学解剖用。

哈佛医学院细菌科的主任津瑟教授，在哈佛时就培养出了四名中国学者。他和魏曦一起，发明了可以培养出大量立克次体的组织培养法，并制出疫苗，为墨西哥预防斑疹伤寒运动提供了有力武器。1938年津瑟来协和后，发现在中国这种病也很流行，连门诊的医生、护士也常被感染，他把预防技术传授给了协和细菌科人员，并制备了几千份疫苗。

除了来自外部的“知识杂交”，老协和还有内部发动的“知识充电”。优秀的年轻人在协和工作三到五年后，可去欧美进修一到二年。学校和洛氏驻华医社预先联系好国外学府，在已有的专业基础上，请名师指导，学习新知识和技术。这些人返校后多成为骨干，升为讲师或副教授。继续工作五年后，还有机会利用一年休假，再次出国深造。而这些出国充电的中国人才，也让世界知道了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

1937年，1933届毕业生邓家栋被派往美国哈佛医学院。在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上，对一位患者的死因，大多数人认为是急性阑尾炎导致穿孔及腹膜炎致死，邓家栋却认为死因是伤寒病肠穿孔。最后的病理解剖结果证明：邓家栋正确。这让在场的医生们非常惊讶和钦佩。邓家栋解释说：因为病人曾先有数天发热、腹泻，然后突发剧烈腹痛及高热，而不是先有腹痛的病史。也是这一年，邓家栋与血液病学专家富克纳（Forkner）教授报道了中国第一例嗜酸细胞白血病病历。他在美国哈佛医学院Thorndike医学研究所留学时，在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迈诺特（Minot）的指导下，研究红细胞的破坏溶血机制。

1942年，吴英恺（第二排左二）在美国圣路易郭霍医院（Robert Koch Hospital）进修，与胸内外科医生合影

1941年，吴英恺被派到美国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巴恩医院，进修胸部外科。他的一份关于食管癌手术治疗的报告，在圣路易外科学会引起了注意，当时他的导师也曾做过食管癌切除手术，却无一例存活，而吴英恺与协和医院外科同事共同完成的十一例，有六例较长期生存。1942年，吴英恺转去圣路易的郭霍医院进修。有一次，医院来了个急性腹痛病人，吴英恺诊断是急性阑尾炎，报告院长要求手术。院长看了病人说：“我看他不是阑尾炎，但做手术我不反对。”吴英恺没有犹豫，立即开刀，发现病人的阑尾已濒临穿孔。医院的几百名病人，一下子都知道了这位来自中国协和的吴大夫。在十个月的进修期间，吴英恺还改进了无菌操作，和同事们创造了二百例胸廓成形术无一例化脓感染的成绩。

1948年，吴阶平在芝加哥大学进修时，他的导师、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后来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哈金斯教授（Charles B．Huggins）说：“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

当时协和专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基本与西方相近，也保证了可以招到很好的人才，“并让他们开心”。让我们看看当时在协和的“洋教授”的生活状况。

当时的北京生活费用是：二十美分可在一月内包租一辆人力车；煤十美分一吨，在冬季，起居室用煤平均每月四吨，厨房用一吨；电费每月十美分左右。在1919年2月的北京，牛肉二十美分一斤，嫩牛肉三十美分一斤，鸡蛋二十美分一斤，苹果六美分一斤。对于一对美国夫妇来讲，一年有五千美元的薪水再加上可观的住房津贴，在北平的生活会很舒适，不比美国的中产阶级差。他们一年的工资，可抵当时中国一个中等商人的全部资产。

刚来北平的洋教授，可选择住在旅店里，一套不错的房间，不会超过八美元一天。一个月花上一百五十美元可包下一套宽敞和设施齐全的公寓。多数外籍教员都选择了住协和的房子，一套典型的住房包括餐厅、客厅和起居室，家具齐全。主人每月付保姆费用五十五美元，可以照顾小孩、整理房间、做饭。

当时大约有两千名外国人生活在北平。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商人、军官、政府驻华代表，更多的是从事教学和传教活动的人员，生活相当中国化，在北京的生活也丰富多彩，一个月交上十美元就可加入北平俱乐部，提供网球场地、溜冰场。20世纪初的北京，报业也比较发达，仅英语报纸就有《北平领导者》《北中国之星》《北平和天津时报》。协和医学院很关心长期住在北京的外籍子女的教育，在协和有一所北平英语学校，来自协和的教工子女学杂费减半。北方语言学校还专门教外国人学习汉语，为美国人学汉语创造了条件。

协和的成就，和这一切是有关系的。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吧：“在特定的职业境况下，大学里的教授会努力实现并且十全十美地实现某一个既定的职业理想。当一个人从生活的燃眉之急的斤斤计较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闲暇有条不紊地用于思索内在价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