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科学脑

林巧稚的医预科入学考试，后来经常有人提起。

1921年夏，林巧稚从厦门鼓浪屿动身，赴上海报考协和的医预科，那次只招二十五名学生。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过去急救，结果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没有考完，以为自己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称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表现出优秀的品行。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认为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于是决定录取她。

后来，协和医预科教育的大部分转入燕京大学时，入学考试的内容“有些像现在的智力测验的内容”，“题多，要求敏捷，英文要求较高”。协和毕业生张之南，回忆他1949年的英文考试内容之一是要求用英文写出《桃花源记》，“需会背原文，又要能译成英文，中英文都要好”。

从协和开创之时，就特别强调医生源质量，学生要先读完医预科。医预科是1910年著名的Flexner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医学生入学前要有至少两年的大学基础，学习过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到后来，美国医学生再入学前，基本都接受过本科教育，不论专业。

协和规定的医预科时间是三年，以保证学生在进入医本部学习前，打下扎实基础，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英语。这些课程如有可能，应在综合大学里完成。但在协和创办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综合大学还达不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科水平。为了从一开始就保证协和的高标准，协和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办医预科。

据说，协和在为医预科物色教授时，除了从国外聘请，还试图去找那些“受过很好的中文传统教育，同时兼有现代观点”的中国人。洛氏驻华医社的顾临推荐一位名叫胡适的人，他说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是哲学博士，中西兼通。胡适虽最终没有进入协和医预科教授的队伍，但后来却进了协和的董事会，参与决策协和的事务。

在总计二百零五名自办医预科招收的学生中，后来有一百名进了协和医学院，其中八十四名完成了协和五年医学课程，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严格的医预科教育，从一开始就成为协和办学的一大特点。

自办医预科毕竟是权宜之计。在此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拨款资助中国的十三所综合性大学，以提高这些大学的教学水平。八年之后，协和停止自办医预科，改从这些学校招生进入协和医学院。其中，燕京大学医预科成了协和医学生的主要来源，逐步占到协和每年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二。

这时的燕大校长是司徒雷登，他有着生长于一个双重世界的特殊生活经历：由父母和一小群讲卫生的白人长老会传教士所代表的小世界，以及由“可爱、愉快，但并不怎么讲卫生的中国人”组成的大世界。对他来说，这两者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燕大的大财东，便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6—1937年，基金会的资助占到燕大年度总预算的五分之一。

燕大的医预科一成立便成为校园的焦点，医预科学生“人数少、质量高”，被称为燕大“精华”。燕大对这些学医的学生有个规定：至少要选修人文科学的入门课程。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学生们有机会沐浴在大师们共聚一堂的浓重学术氛围中，比如听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讲《史记》，听聂崇岐讲《中国通史》，听沈乃璋讲《普通心理学》，听赵承信讲《社会学基础》……曾在燕大就读的雷洁琼，回忆燕大教授们的教学方法：“我选修的是东洋史。东洋史不讲课，按翁先生（翁独健）指导，自己到图书馆查阅和浏览书籍，作读书卡片，学期未上交评分。教学法与众不同，既传授知识，又教给做学问的方法，一举数得。”在生物学界享有盛名的胡经甫，在讲无脊椎动物时，不许学生们记笔记，要求学生全神贯注听讲。他一边嘴里说，一边画，既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听过课的学生，都印象极深。

这些在综合大学的学习经历，使得医预科学生耳濡目染大师们做学问的方法，沐浴在浓重的人文氛围中。那时的燕大校园是他们的精神殿堂。

当时学校规定：“医预科期间，学生必须读完中文、英文各一百九十二小时，生物三百八十四小时，数学九十六小时，化学五百四十四小时，物理三百八十四小时，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在结束医预科学习后，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并参考医预科的各门成绩和老师的推荐语，最后决定能否录取进协和医学院本部。张之南回忆，当年考试过关后“还要经过很特殊的面试，教授请考生到家吃饭，边吃边谈，谈家庭、志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等，一律用英语对答。在此过程中，了解考生的举止、言谈、表达和英语会话能力”。

燕大与协和的合作持续到1951年。20世纪30—50年代的协和毕业生，对中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剖析原因，与燕京大学的医预科教育是分不开的。

有人会问，在正式跨入医学院之前的医预科准备，究竟有多重要？也许对于医学生来说，在正式接触医学之前，非常重要的是——准备一颗人文心和一副科学脑。

本质上说，医学这一学科，试图理解的是一个与人类有关的永恒话题：“人的自然本性”。如同神学和法学一样，都指向科学研究的永恒话题，都需要逻辑学和哲学作为基础，这三个学科所指向的目标又都超越了科学本身。比如医学，它指向身体健康，它建立在对“人的自然本性”无所不包的知识基础之上。但在“人的自然本性”里，却总是存在着一些未知力量。对于这些力量的来龙去脉，人们可以无穷无尽地解释下去，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地理解，而恰恰就是这些不确定的力量，给医学研究赋予了丰富的实质和生命。

协和的医预科设置，是一段看似漫长，实则必须的了解“人”的过程。它的存在，除了教授单纯的事实和技巧之外，体现了一所真正大学里的教学，还应该有更多的追求。比如，塑造“整全的人”，实现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教育。真理的范围，远大于科学，科学家必须作为一个人，而不仅是作为一位专家，投身到探索真理的事业中。面对真理的追求，需要那种“整全的人”的认真投入。这一点对于医学尤其重要。就像曾经是神经学家的雅斯贝尔斯所说，自然科学的教育价值是培养精确观察的习惯，单纯就研究主题的教育价值来说，自然科学比人文科学要逊色很多。而人文科学的价值是：它允诺了一种对人类历史实质的领悟，一种对传统的参与，一种对人类潜能之广阔性的认识。

1957年，虽然未在协和求学但深受协和精神惠泽的张孝骞，在建议恢复协和八年制的上书信中如此写道：“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需要极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医学人才的培养是一桩艰巨复杂的工作。”他一再强调在复校之后，知识一定要学得宽一点，基础要打得扎实一点。他说，医学是同其他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在内）联系最多、最密切的一门科学。医学生在进入医学院之前，必须具备严格的基本功。

在张孝骞上书后两年，协和八年制终于在1959年恢复了招生，这时的校长是黄家驷。一开始，那些学生对于学医前花三年时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读医预科很不理解。每一届新生入学，黄家驷和其他校领导都要亲自去一趟北京大学，以亲身体会告诉学生们，医预科的基础对于一个高级医学人才的成长有多重要。副校长张孝骞鼓励医预科学生要充分利用北京大学作为综合大学的有利条件，扩大知识面，培养广泛兴趣，多修选修课，选修一些文科方面的课程。

作为中国第一所八年制的医学院，协和如何选择“真正适合学医”的医学生？从协和医预科的设置能看出八年中的前三年的作用：一是在进入医学院之前，为学习医学打下广泛、坚实的人文基础和自然学科基础，塑造“整全的人”，为日后造就优秀的医学生做准备。二是在医预科期间，协和学生实现了八年中的第二次“双向选择”。

关于协和八年制中的“双向选择”，张之南教授曾分析这样做的必要性：

“一个人决定学医，可能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有人是真正出于个人的兴趣和志向，有人则可能是由于家庭的意愿，也有可能是因为羡慕医生的社会地位等。有的学生抱着很大的热情进入医学领域，但是，经过几年学习以后，发现并不符合自己的兴趣和心愿，或是逐渐了解从事医疗工作需要较大的奉献精神，甚至会要求牺牲部分个人生活或家庭生活，要勤奋努力、刻苦敬业，而自己还没有这种心理准备；有的学生在学医四五年后看到同年进入大学的其他专业的同学中，不少已经毕业工作，有了收入，而自己还要继续学习；有人即使从八年制医学院毕业了，回想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同学已经工作了四年，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比自己高，也有些悔不当初。何况以协和为例，对医学生还要高进（高条件进入）、严出（以严格标准毕业出校），出入的门槛都较高。医学生在校期间会反复考虑以上这些实际问题。”

一次高考决定八年学习方向和终身职业，往往会让一些学生不是真正认同未来的医生职业，在学医过程中感到“夹生的”矛盾和痛苦。

而在过去的协和，这样的痛苦和矛盾会少很多，因为有三次“双向选择”。第一次双向选择是由高中考入综合大学医预科时。第二次是在第三年读完医预科之后，大部分同学考入协和，少部分同学因成绩或健康问题不能进入协和，就在原校继续读一年（多为生物系），然后毕业，获理学士学位。第三次是进入协和读完一年之后，有些学生同样因健康或成绩不良留级或退学，或由于个人意愿改变，另谋出路。

一所能够实践真正大学理念的大学，能将献身科学真理的探索和传播的人们集合在一起。在协和的办学理念中，体现了大学必须要做的三件事：教化“整全的人”、职业训练、科学研究。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协和医预科的设置，从20世纪初就实现了医学教育与综合大学相结合的设想。在医学院普遍“精神缺失”的当今，除了感慨、赞叹协和曾为实现高标准而自办医预科的决心，设置医预科的意义也许更值得我们思考。正如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的：“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