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议的协和育人模式

考入协和医学本部后，便开始了医学生的征途。协和的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年的重头戏，是解剖、生化、生理学。日后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形象地描绘了自己经历过的协和一年级医学生的作息时间表，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休息不足的情况：“早8点从宿舍到学校，12点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5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记得有一次，直到午夜1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6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以后才能休息。考试前更是紧张，有的同学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学生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还有一些同学得了结核病。学校方面为此提高了伙食标准，并补贴了伙食费。”

在上生理学时，讲课和实验操作的比例为1：3。一些以大组为单位的内分泌实验，如用蝌蚪观察甲状腺的功能，要求学生自己在实验室饲养蝌蚪，每天记录蝌蚪的生长情况。又比如在摘除狗的甲状腺后，观察它缺钙性痉挛的实验，不仅需要观察、记录和饲养动物，还要做定量测量以及在注入钙后观察缓解情况，最后写出实验报告向全班汇报。每次实验都必须经过老师认可，否则要在课余时间补做，直到通过。每次实验时，做一次就能通过的人数不多，多数都要用晚自习时间补做。

老协和流传的说法是：“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这里的及格线，不是六十分，而是七十五分。在评定成绩时，平时老师的考察和评估也占不少比重。一门学科的考试，除了进行笔试，还要口试和实验测验。考题不只重知识记忆，更看重融会贯通和思维能力。比如协和的生理学教授张锡钧、生化系的窦维廉、生理学家冯德培，每次讲课前会发给学生一张纸，上面写着问题，进行小测验。有的问题不是讲过的，也不是教授准备讲的，而是学生完全不熟悉的问题。1943年毕业的黄宛，在上细菌学课时，抽到了“病毒的物理化学性质”的问题。当时这门课还没开始，什么是病毒都不清楚，又怎么知道它的物理化学性质呢？他去问导师，导师就告诉他，到图书馆去使用文献资料。结果，他看了近十年的一百多篇文章，写出了一篇综述。

在病理解剖学这门课的成绩单上，除了考试成绩一栏外，还有一栏是分析能力的考核分：5，5－，4＋，4－等。在考试时有这么一道题：“线绳系在手指上会产生什么后果？”多数答：被绑住的手指发生淤血性坏死，结果他们都不及格。老师对这些学生说：只答对了三分之一，因为少答了两条。第一条可能是：当线绳松松地系在手指上，不压迫静脉也不压迫动脉，则没有任何后果；第二条可能是，如果线绳很紧地绑在手指上，既阻断了静脉，也阻断了动脉，则会发生手指的缺血性坏死，即干性坏疽。而大多数学生的回答，仅仅是第三条可能：压迫了静脉血管而不阻断动脉的情况。这个试题，其实是为了考查学生对于动脉压和静脉压的深入理解。

上完一年多的医学基础课，开始临床课程，进入各科学习。一开始平均每天授课四小时，其余时间为实验课或自学。到三年级时每天授课两小时，四年级一小时。有三分之二的讲课时间，采用的是临床示教。在三年级时，老师将住院病人带进课堂，用实例示范讲课。四年级时则采用门诊病人来进行示教。

三年级除听课外，要进病房当“临床见习生”。住院总医师给见习生分病例，见习生去问病史查体，写病历做出诊断后，老师进行讨论并做修改。病房的见习生可以参加每天早晨的教学查房和每周的教授查房。四年级时，上课之余，去门诊见习，在老师指导下看病。

协和医学生在听老师讲解剖学（1924年）

1942届医学生吴阶平在细菌学的实验课上

1942年毕业的须毓筹记得第一次实习诊断学时，钟惠澜教授自己当患者，让学生检查他的头、面部。须毓筹和另外两个同学轮流观察、检查，但谁也没说全“病情”。分明是从头发、前额，五官到下颏，都一一检查的，那么到底遗漏了什么呢？钟老师严肃地说：“我戴着眼镜，是提示我的眼睛有问题，但你们谁也没有注意，亦未问我为什么戴眼镜，戴的是什么眼镜。做医生就是要全面细致地观察病人！”内科的斯乃博教授，则形象地告诫学生：Don't depend too much on paraphernalia（不要过多地依赖设备）。他主张看病一定要仔细询问病史，精确地做体检和常规化验，得出比较正确的印象诊断，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心电图、脑电图、放射造影等辅助检查和特殊化验。

内科的临床考试在三年级时候进行。考试时，老师现场给学生指定一名新病人，要求在一个小时内完成病历询问、体格检查和常规化验，写出病人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意见。范琪教授当年上学时，分到一名心脏病患者，心里暗喜。当她按时完成考试后，主考老师问了病情，要她说明鉴别诊断和处理意见，各种心脏病的可能性和特点。范琪对答如流，自我感觉很好。但主考老师并未就此打住，而是追问个不停：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她答不上来了。老师还是穷追不舍，她觉得脑子都掏空了。老师问：你是否也应该考虑甲状腺机能亢进的可能性？她当时因为紧张，在询问病情时，根本就忘了询问和甲亢有关的问题。这种经历，很多协和学生都有过。被逼急时，也有学生背后埋怨老师“卖弄知识”“故意为难学生”，给老师起各种各样的绰号。

医本科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医学院的第五年），就进入了实习医师阶段，在各专业科室进行一年轮转。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直接负责十个病人的诊疗工作，对病人实行“二十四小时负责制”。这是八年学习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真正开始“管理病人”。无论前一天收了多少新病人，实习医生都必须在第二天查房前完成大病历、拟诊讨论和三大常规。

著名的儿科专家周华康是1940年毕业的协和生，他曾经这么白描过在协和内科做实习医生的每日行程安排：“一清早到病房，把自己管的病人看一遍，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并抽空腹血做化验。在主治医师每天查房时，要简要地报告病历和病情，说明自己对诊断治疗的看法，解答主治医师提出的问题，并听取意见。结束后，即修改医嘱，填写特殊检查、化验和会诊单，并进行较急的治疗。午饭后在病人午休时，自己也争取时间做短时间休息。下午继续诊断治疗、操作和化验、收新病人和观察原有病人。白天有空闲时还参加一些业务学习活动。晚上饭后先抽时间看看报纸，再去病房将所有的病人都看一遍，并给一些对症治疗，如镇静安眠药等。然后写病历和病程记录，并读有关书籍。夜间，按病人情况需要，护士打电话到宿舍通知。”

每年6月30日晚，是协和实习生迁入与迁出的时间。整个宿舍楼两股人流，一股进一股出，紧张而有序。新来的实习生放下行李后，就立即换上工作服，开始熟悉自己的工作，并被分上一个信号灯的灯号。除了休假和请假外，实习生白天晚上都必须在医院，医院的各个地方都有明显的信号灯，每个实习生有一个灯号。如果不在岗位上，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总机要求打亮他的灯号。实习生看到灯亮时，会立即回到岗位。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实习生，既能在医院各处自由活动，又能随叫随到。如果半小时内找不到人，总机报告给院长办公室，第二天就被通知到院长办公室说明理由。

192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主任霍华德教授带领医学生、医生们进行病房大巡诊

王季午是协和1934届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传染病学家。抗战后他曾受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任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在《从医学生到内科总住院医师》中，他详尽地描述了自己从一位协和医学生开始成长，毕业后留在协和工作，担任住院医直至总住院医的过程。

王季午出身于书香门第，中学、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他先在苏州的东吴大学读过三年医预科，又读了一年大学预备班，1929年考进协和医学院。在他读书时，从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每周举行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由病理老师和临床老师一起办。三年级时他开始在病房和门诊见习。最后一年是实习，那时实习生要亲自检验病人的各种标本：痰、胸水、脑脊液……自己检验的结果，常常比化验室要快，能早诊断早治疗。王季午在当实习医师时，曾有多次为找到胸水、脑脊液内的结核杆菌或周围血液内的黑热病的利杜氏小体、疟原虫……花费很大气力，“经常要熬到深夜，但收获也很大”。他在协和医院实习期间，就有“活科赫”的美名（科赫，Koch，曾发现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病原菌）。有些疾病的病原体，别人找不到，他却能找到。他发现在推血片找疟原虫时，将推片推到载玻片一端，并将推片一端略提起，增大推片与载玻片之间的角度，就可使比重较高的疟原虫集中在载玻片的边缘，变得容易找到，提高了疟原虫的检出阳性率。做完这一年的实习，八年寒窗结束，回头望去，“自入学到毕业的五年中，我的同学中有的被淘汰退学，有的留级，有的从他校插班进来，到毕业时只有二十五人”。

“协和育人模式”的特色之一，在于医学生毕业了，学习之路仍没有终止，更确切地说是终身学习。毕业后，在协和医院实行的是临床住院医师制度，每年聘一次。三四年后有机会当上总住院医师。因名额有限，需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聘上。当时的协和医院崇尚先进的西方医院管理理念，包括“完善的招聘制”和“讲求效率的制度化管理”。毕业后在继续完成了三年的助理住院医师后，王季午被聘为内科住院总医师。这是个非常荣耀和锻炼人的职位，在他之前，已有十位担任过这个职位，其中有医学大家张孝骞、钟惠澜、刘士豪、邓家栋、谢少文。

王季午认为协和的八年制教育以及后来三年的住院医师制，强调的是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和实践经验。协和学生在整个八年学习期间，打好了普通理科基础、医学基础、临床实践基础。在毕业后的四五年，又接受了严格的临床实践，并开始用临床资料对一个医学课题进行观察与研究。所有这些在王季午看来，“是培养高级医务人员的必由之路”。

著名心脏病专家黄宛回忆起在协和的几年经历，深刻的磨难及喜获知识的乐趣兼而有之，“令我四十余年来未能丝毫忘怀”。1986年夏天，和黄宛同一班的1943届协和毕业生再聚。这些老协和人坐在一起，回忆自己的协和生涯，用的题目是“无限依恋忆协和”。在畅叙旧事时，他们提到许多协和的特色，比如上基础课时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小测验，临床见习导师制，以及协和传统的教学巡诊和病理讨论会。此外，一个少不了的主题是“激烈的竞争，无情的淘汰”。当时，协和为调剂学生生活，促进同学间的交际，每周六晚请几位教授夫人教跳交际舞。宋鸿钊说：“同学们因功课紧，去的不多，教授夫人便亲自到宿舍邀请。我和几位南方来的同学，因怕功课跟不上，不愿参加，为避免宿舍灯光外露，教授夫人们来叩门邀请，就把桌灯放在储藏间内，把自己关在里面念书。”

同是1943届学生、后来从事公共卫生营养学的范琪教授，她的父亲曾是当地有名气的开业医生，当时自己也觉得学医后，当开业医生很好，治病救人。不过她一到协和，就改变了。她“看到各位老师在从事教学和医疗的同时，都在进行专题研究，常常在实验室忙碌到深夜。他们联系各自的专业，经常去图书馆阅读新书刊，星期日上午也常去……他们的研究成果，明显地提高了医学理论和实践”。当时，做开业医生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比留在协和当教员的报酬肯定高得多，但她自述：“由于受老师们的影响和协和学术空气的熏陶，在学生时代就逐步明确：毕业后不能仅当一名开业医师。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学生中是很普遍的。”

有不少人概括过协和特色的育人方式。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英恺在2003年出版的《老协和》序言中提到：协和的特点是——小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打好基础，保证人才和事业的持续发展。“过去如此，今后也应如此。”对于如何培养医学人才，吴英恺最看好的是老协和的育才之道。晚年时，他曾几次将协和医院领导请到家中，探讨老协和的淘汰制、二十四小时住院医制、总住院医制。他说过去协和培养十个人，准能出两三个名医、名教授，中国需要“五星级”的名医，需要像协和那样的高质量人才的土壤。

在2001年出版的《协和育才之路》前言中，60年代曾任协和副校长的董炳琨这么写道：协和“学校历史悠久，几经沧桑，曾三次停办，三次复校，在大环境影响下有过很多变化。她在我国医学界和医学教育界作用最为突现的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其教学风格和特色的形成，也是在这段时间”。为了能把协和的育人模式提炼、传承下来，在召开第一次《协和育才之路》的编写讨论会时，九十三岁的邓家栋来了，八十九岁行动不便的吴英恺院士来了，八十多岁的章央芬、冯传汉也来了……总共十九位。到了第二次讨论时，增加到二十六位。究竟什么是协和育人之道？经过这些老协和人或是老协和管理者的讨论，除了学生少、条件好、要求严、教师一流、特定的历史环境之外，多年的协和教学形成了一套优良的教学传统，特点是：

强调能力培养，而非死啃书本；

强调基本功培养，未来发展才能厚积薄发；

强调科学严谨，养成认真求实的习性；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参与解决实际问题中成长，培养创新意识。

与它们相近的另外一个版本则是——强调“三基三严”。三基是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三严是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密方法。但围绕着与“协和育人模式”相关联的残酷淘汰制、培养的学生少、学制长、全英文教学……这些在当时和今日看来仍属极端的做法，争议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心胸外科名医吴英恺，读的是沈阳的医学院，毕业后到协和，先实习，后当住院医生。他这样描写一个外省青年眼中的协和：“这里绿瓦顶白栏杆，找人打灯号，见面说英语，行路带小跑，办事死规矩。”初来乍到，每次查房前他都要一个人在厕所里对着镜子背诵病历，改正自己的英语发音。

在上世纪30年代前，中国没有统一的医学名词和医学教材。在办校后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协和教师队伍中，外国人占多数，不能用中文教学。除了这些原因外，协和当时认为，只有掌握好英语这一工具，才能学到最前沿的世界医学知识，进行国际交流。当时协和所用的教材、参考书，全是英文。图书馆中的绝大部分书籍和杂志，也是英文的。当时的协和课堂、实验室、病人病历、病房巡诊教学和学术讨论……全部用英文，即使是中国师生间的日常交谈，也用英文。

对于“完全用英文教学”，不断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中国人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和交流，不应让学生轻视自己国家的文化。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曾指示协和要纠正“忽视中文”的倾向。后来学校也决定要中英并重，但直至学校被日军关闭，这个想法也未能实现。一位协和医生，这样描述了林巧稚日后面对新一代医生查房时的情景：“最能让林大夫查房高兴的是陪伴她的高级医师必须有如下两个本领：第一，因为林大夫英语太好了，查房时会经常不自主地说出一些英语来，你必须能准确地、简要地帮助她老人家解释一下；第二，林大夫有时会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汉语词汇来表述自己的意思，而她又要求非常准确地找出这个词，你必须善于捕捉林大夫的思想脉络和表达方式。”

不过，今日的医学生，也许能更深切地理解“英文”对于能否跟上世界医学进展有多重要，虽然不必连病历书写、师生交谈也用英文。2006年一位协和的年轻大夫参加国际会议回来，写下了他的感触。最大的感触是中国的英文教育，“语言是工具，如果我们因为语言影响了和世界的沟通，那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本来他觉得自己的英文水平比中国大多数医生要好，但在参加国际会议时接触三十六个国家的医生后，却发现和他们的英文相比，要相差一大截。“且不说那些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的医生，菲律宾、南非、尼日利亚，这些国家的医生讲英文是非常的自然，其他一些国家的医生讲英文也比我要流利得多。表达的自然程度自愧不如。在马来西亚，从首相到医生，乃至到一个乡村分娩中心的医生，都可以用英文非常流利地表达。而那些来自于英语非母语的国家，譬如埃及、伊朗、泰国，也可以讲流利的英文，让我吃惊。”

他非常感谢90年代在协和所得到的八年制的医学教育，“我们在医学院上解剖、生化、生理、组胚、药理使用了大量的英文原版教材，虽说当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却使得我们在当时的两年内习惯了阅读英文，这也为我们后来的医学英语奠定了些基础。但是不利的是我们学习的都是哑巴英语”。他曾看过协和1952年前的病历，全是英文的。而那时的老协和，是完全用英文教学的，“但是到了解放以后，我们否定了一切，全改为中文的了”。

对于协和的“长学制”，也一直存在争议。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已不仅限于协和，但此前对八年制一直有反对意见，甚至1932届协和毕业生严镜清也说：“这八年制真是太长，比起别的学科和别的大学是加倍长，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这八年更是一个大的负担。”

一位日后进协和学习的医学生，他的学习生涯总共是二十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再加上大学八年。严镜清分解了他在协和读书时的八年制具体安排，“头三年是预科，后五年是医本科。三年预科主要是学数理化和生物学，还有人文科，包括文史、社会学、心理学等。医本科的头二年是基础科，后三年是临床科，末了一年是住院实习。如果去掉预科三年（这三年学的从表面看来都与医学无关），再去掉住院实习一年，只剩下四年，学习时间实际上跟专科制一样或相差很少”。

他建议中国“必须增设各类各级别的医学院校，有较长学制的，也有较短学制的，这样，才能满足我国各种类各层次医务工作的需要。至于将来是否有可能酌量缩短学制，而仍能保持教学质量不下降呢？我想，如果能大力充实设备，积极培训师资，用真正懂教育的人员来负责主持教育行政工作，缩短学制而又保证教育质量是可以做到的”。

在老协和的八年制学习中，还实行一种残酷的“淘汰制”。最明显的淘汰有两次。一次是投考协和的学生，先读完三年医预科，经过考试，结合医预科的各门功课成绩和老师评语，决定是否能够录取进协和本部，成为医学生；第二次是进入本部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因成绩差、身体差等被淘汰的常占入学时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期间，也有因兴趣转移、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和学习情况而退出医学领域的。

惊人的淘汰率，优中选优，随之伴行的是学习紧张和无形的竞争压力，许多毕业生后来在回忆时都有描述，甚至有人用了“磨难”这个词。药理学教授金荫昌在回忆录里说这甚至是一种无谓的紧张：“在协和，对学生的任何要求都是严格的，曾传说有某生因为考试时答错了用药剂量而被留级一年。为了显示课程水平之高，这种操之过严的措施，据传在协和各科之间大有‘你追我赶’的劲头，因而造成学生学习中无谓的紧张。”

在协和，还有一个名词用来形容协和人的紧张生活，这就是“协和脸”。因为协和人学习紧张，压力大，久不见天日。吴英恺初到协和医院，就描述了这张“协和脸”——“住院医师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四时及晚上十时半），质量很高，可惜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那时做住院医师，成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叫‘协和脸’”。

中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是家族中第三个进协和的人。他曾在传记中叙述，自己到协和学医完全是听从父亲的安排。思想开放、早早投身民族工业的父亲认为，社会腐败不能让儿女们从政，而做医生是一种既高尚又稳妥的职业，“要想当一个有本领的医生，必须进协和”。在吴阶平之前，先后被父亲动员进协和的有大姐夫陈舜名、哥哥吴瑞萍。在吴阶平之后，他的两个弟弟，吴蔚然、吴安然也相继进入了协和。吴家成为国内罕见的名医世家，包括吴瑞萍、吴阶平、吴蔚然、吴安然等，分别是儿科、泌尿科、外科、免疫学专家。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吴阶平家先后有十人在协和学习、工作。

在吴阶平的文章《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中第一节谈的就是惊人的淘汰率：“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他以自己的经历，描述了从进协和医预科开始到最后成为住院总医师的“宝塔尖”制度：“要想进协和，最好先进燕京大学，在医预科学习三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五十二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十五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十九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四人，留级的有四人。学校的意图是，对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及时转入其他专业。”在叶恭绍教授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一年级是个难过的关。这关就是生化学和生理学。有这两员‘哼’‘哈’二将把门，许多考上协和的同学，就是因为过不了这一关而留级或离开协和的”。

吴阶平还回忆说：“学校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从专业学习到言谈举止，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位教师手中有一份附有照片的学生名单，教师很快就熟识了每个同学。平时的实验报告、读书报告或病历记录，都要求记述准确，书写工整，交教师或上级医生批阅。考试制度更加严格，除平时考核笔试之外，有些课程要附加口试。学期终了，教师们要开会，认真评议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前途，并决定优秀生、留级生以及淘汰生名单。”而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同学们进取心很强，个个争先，力求学习好，有礼貌，准时，认真，信实可靠。学习再紧张，也注意仪表整齐地出现在教师面前”。

1929年林巧稚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并获毕业生最高荣誉“文海奖学金”四百美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助理住院医生一年的工资

林巧稚的毕业证书

协和的考试，七十五分是及格线，也是学生们的“生死线”。临床考试只有极少数能拿到九十分，八十五分就很优秀了，成绩不合格的就有可能留级或被退学。这种看上去无情、残酷的“淘汰制”，为的是尽可能筛选出可成为医学大家的精品，虽然淘汰标准也未必公允。

对于那些在“淘汰”中留下来的优秀生，协和的奖励倒也毫不吝惜，以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在医学生一、二、三年级结束时，每年评选出两名优秀生，免交下一年的学费一百元。每年毕业班中最优秀的学生，还能获一笔高达四百美元的“文海奖学金”。文海是早年协和医学堂的一位美籍教会医生Walter A．Hawley，他捐出全部财产，作为对协和最优秀毕业生的奖励。1933届的邓家栋，就用这笔奖金还清了上协和的欠债。1929年，林巧稚是那一届毕业生的“文海奖”获得者。在当时，这笔奖学金相当于一个助理住院医生一年的工资。

在毕业典礼时，还会在毕业班的下一届——四年级的医学生中，选拔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任毕业典礼的司仪。这也是一种极高荣誉，他的名字会刻在每任学生司仪手持的纪念牌的金箍上。学校原计划当纪念牌上套满金箍、成为一块亮灿灿的金牌时，保留在学校，作为永久性纪念。遗憾当抗日战争胜利、协和医学院复校后，那块套有九个金箍的纪念牌，再也难寻踪影。吴阶平就曾经担任过司仪，他参加的是1941年的毕业典礼，名字刻在第九道金箍上。他的姐夫陈舜名也曾担任过学生司仪，姓名刻在第二道金箍上。

1941年毕业仪式中，同学们身着博士服自礼堂走出，吴阶平作为“学生司仪”走在最前面，手持金箍环绕纪念牌

老协和的“淘汰制”，对很多学生是一种无形压力，对那些能在压力下生存的学生来说，激发的则是竞争，激发的是向上的气氛。在吴阶平上到五年级时，“班上公认，黄国安和我学习成绩最好，我俩相比，黄国安成绩稳定，一、二年级时，名次比我高；我的优势从三年级才开始，提高较快，被认为是突出的。我主动找黄国安，邀他同住一间寝室，他欣然同意。彼此都明白，这一年我俩要认真竞争一下，看毕业时谁能获得优秀生的桂冠。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学习上，互相都得益不少。这场竞争后来未见分晓，因为珍珠港事件后，医学院被迫停办，无法按照常规进行评比”。竞争不只表现在学生、青年医师中间，教授之间亦不例外。一些教授继续留任，另一些聘期满则离开了协和。抗战初期的妇产科主任惠特克，不把门诊和住院病人放在心上，只顾在实验室搞研究，还挖苦林巧稚：“你以为拉拉病人的手，给病人擦擦汗，就能当教授吗？”当他任职期满，协和没有再续签聘约，而遭惠特克讥讽的林巧稚在这一年被聘为妇产科主任。

在协和，学习负担很重，可学习条件也很好，在生活细节上堪称爱护备至。这爱护，从新生入学上路的那一刻就开始了。1924年的秋天，十八岁的严镜清被协和录取，从上海绕道武汉到北京，到了协和的学生宿舍文海楼，“门房工人带我去看一个布告牌，其中有一张是宿舍房间分配名单，这牌上布告都是英文的。我很快找到我的英文拼音名字，就顺利地住下。二人一间，很宽敞、讲究、舒适”。

宋鸿钊入学时是1937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毕业考上协和，正值抗日战争，南北交通中断。直到1938年，他才上了路，但也是绕道上海，坐船到天津塘沽，再去北京。第一次出远门的宋鸿钊正忐忑时，船到塘沽，有人上船来告诉他，岸上有人接。一问才知是协和派来的，怕他上岸遇到困难，帮他办理登岸手续。他被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报到后，注册主任安排宿舍工友组长接他到学生宿舍，房间里的物品一应俱全。第二天，校医通知他检查身体，还准他休息一天以缓解旅途的劳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来自南方的同学，由于当时汇兑不通，失去了经济来源，学校知道后就借给每人每年一百元。

老协和学生会文娱组的成员在演戏。自左起：程玉麟、聂毓禅、荣独山、钟惠澜、朱章赓

老协和人回忆上学时“衣服自己不用洗，由洗衣房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起来拔腿就走”。学生宿舍有一个相当大的休息室，有地毯、沙发和几张桥牌桌，有一部很好的留声机和一台很大的两波段收音机。“书架上有当日的报纸、很多英文小说和美国《生活》画报、《时代》杂志等。晚饭后，大家都愿到这里玩一会儿。另有一个健身房，有许多锻炼身体的器械，不过，同学们功课太紧张了，去的人不多”。

入学时及上学期间，有定期健康检查、x光透视照片等，诊断治疗及住院都免费。身体瘦弱者可免费供应鱼肝油。学校提倡体育活动，有课间操，缺操的或出操不认真的要被低声问姓名。学校里有网球场和篮球场，冬天有溜冰场，但事实上，大多数学生平时很少进行体育活动。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二三十年代，到了周末假日，学校还派车送学生去郊外风景区郊游，以增强体质。

1924年协和医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梁宝平、刘绍光、侯祥川（自左起）

关于协和的宽进严出、培养人数少，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从1914年着手准备到1917年开始招收医预科学生，协和坚持“优中选优”，选出真正立志从医的学生。前后大约十年的艰辛努力，换来的第一届协和毕业生只有三人。这并没有让洛克菲勒基金会感到回报无着，相反在压力面前，坚持的仍然是精品打造。到了后来，即使招收学生增多，整个学校的学生总数加起来也常不足一百人。校园里的老师比学生多，是一个稀松平常的现象。协和老师们，已经习惯去带领这支以一当千的精锐之师。

最初当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在远东建立一所协和这样的医学院时，设想是：小规模、高水平。在1914年考察团的报告《中国的医学》中，反复权衡了“求质还是求量”的问题。协和医学院在规划时，按每班二十五人、最多五十人设计，医院设计的床位是二百五十张。按照这样的数字，规划了协和医学院、医院的建筑和设备。但在协和办学过程中，不断有人提出，中国人口多，医学人才严重缺乏，以协和的人力财力，应招收更多学生，尽早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

在1932年，协和的生物化学教授吴宪估算，中国需八十年才能达到每一千人一名医生。当时的卫生署副署长沈克非也算过，中国需一百年才能培养足够的医生。在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中，也提到中国需最少一个世纪才能达每两千人有一名医生。

要求协和扩招的压力一直存在。曾在协和教生理学的林可胜，对每班只招收二十五名学生的限额也有意见，他建议根据协和的条件和设备，每班应接收四十名学生，甚至可增收到五十名。在30年代，国际联盟的医学顾问也提出这个问题。1939年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曾同意每年招生增加到四十人。1948年考虑重建协和时，亦决定每年招生至多不超过四十人。今天的协和，则未能免受“大学的膨胀”的影响，不得不为争取更多经费而多次增加每年招生名额。

从1924年第一班毕业到1943年，协和共毕业了三百一十八人，平均下来每年十六人。此外培养了高级护士约一百七十名。然而这平均每年十六人的精品产出，意义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协和”，他们真正具备了协和的“发散意义”。

这发散意义之一在于，提高中国民众的健康，除了培养坐堂医生之外，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措施也很举足轻重。老协和很重视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创，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人才，他们的发散意义已非简单的坐堂医生数目所能相比。最著名的当数1929年毕业的陈志潜创建的定县模式，打造了中国最初的“三级卫生保健网”，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

老协和的另一个发散意义还在于，培养了两千多名进修人才，相当于本校毕业生的七倍。在1921—1933年，共有约九百名医师、护士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来到协和进修。甚至在上世纪30年代，教育部正式指示协和建立“医学进修学院”，后因卢沟桥战争爆发而搁置。

解放后，许多重要的医学院、大医院的负责人，都来自协和。仅举北京为例，几家著名医院的院长都是协和毕业生担任：阜外医院的吴英恺、儿童医院的诸福棠、皮肤性病研究所的胡传揆、妇产医院的林巧稚、积水潭医院的孟继懋等。中华医学会中的许多专家，也来自协和。中国的主要医学杂志，多由协和创办主编。许多医学专科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也与协和有关。一些重大的科研成果，出自协和。而公共卫生和卫生行政部门，也有协和人的身影。解放后从协和抽调的骨干，在中国组建了新的医疗机构，现在都成了骨干医疗单位。

不仅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些在协和成长的医学人才们，开始对中国医学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1959年时，一所在老协和基础上的学校重新复校，名叫“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是1933届协和毕业生黄家驷，学校课程仍按照协和八年制的设计。在开幕式上，中国卫生部官员强调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仍旧要设计八年制：“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归类我们的医学教育，建立更多的医学院校，培养各种医疗工作者。这是不可缺的一条腿……但同时也要注意提高水平……高等医学院校，要提供四年制和八年制的课程。如果忽视了这另一条腿，将会限制医学水平的提高。”

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的曹钟梁教授，1935年至193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后来任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他曾如此评价协和的育人模式：“我离开协和八年后的抗战胜利前夕，曾到北美洲进修内科、传染病学两年。在国内曾听说协和主要是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模式加以改进组成的，因此，我专门申请到霍普金斯内科参观学习三个月，着重了解它的设备条件与教学方法。对比之下，我认识到：小而精的特殊条件下，八年前协和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与取得的教学效果，不仅不亚于霍普金斯医学院，而且在某些医学理论、实践操作和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可能是高于霍普金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