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照亮校园

奥斯勒的《行医的金科玉律》中有这么一句话：“在我的记忆里，每一位老师的言教与身教，无不真诚而鲜活，在黑暗中为我们点亮一盏明灯。”他还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跟大师接触，接其薪火，受其光照，或许从此茅塞顿开。

老协和对于进入本部学习的学生，实行的是“导师制”。因为学校规模小、学生少、师资力量雄厚，在学生初入临床打基础时，“导师制”的高度个体化教育形式，实现了“因材施教，精雕细刻”。据说在情况与“老协和”相仿的规模小、定位精英教育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本科生时期也实行导师制。那些“真诚而鲜活”的师道，照亮了这些名校的校园，是年轻人前行的明灯。

1942年毕业的须毓筹，在协和本部二年级的导师是谢少文，三年级的内科导师则是王叔威。谢少文早期攻内科，后改为细菌学，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又有渊博的基础医学知识，讲课深入浅出、易懂易记。“二年级时我学写医学论文，谢老师是我的导师，他教我查资料、记笔记、做卡片、列论文提纲，随时回答我的问题并对我指点……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猩红热的预防》。我查阅了许多参考资料，写了初稿，此时正值谢老师要出国考察。临行前，他逐字逐句地修改我的初稿，逐段地批示，最后给了一个启发性和鼓励性的评语。”

而她在三年级的导师王叔威，“博学多能，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经常带我去病房检查分配给我的病人，核对我写的病历，复查体征。发现问题时，让我进一步询问病史，重新写病历。核对体检时，仔细而严格地教我视、触、叩、听的正确方法，启发我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经常教导我要整体地看问题，通过现象分析内在的病理机制；在一个病人身上，最好用一种病解释所有的主要症状和体征，但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牵强附会。当他为病人做检查时，处处体现了对病人疾苦体贴入微的关心和严谨的医疗作风。他严肃而慈祥，鼓励我提问，他说：最好的学生，应该是最会提问的人，他希望我问得他答不出来。但当我提问后，他往往不是直接地解答，而是反过来问我几个启发性的问题，或给我指出一些参考文献，让我自己找答案。偶尔他会谦虚而坦率地说：抱歉，让我回去查查书，下次答复你”。

在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理念》中，提到大学中存在的三种教育模式：一是经院式，二是学徒式，三是苏格拉底式。

在学徒式中，学生感觉到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力量，师傅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他们施加着绝对的影响。

在苏格拉底式中，教育是一种“助产术”，帮助学生发掘他自身的潜能和力量。他被唤醒，意识到自身的潜力，他的前进动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源于自身。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浮现出真实的自我。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教授和学生之间的结合含有某种苏格拉底式的平等意味，双方所看重的是标准的一致，而非权威上的等级。真正决定一个人权威的，是非凡的才智，而非无知的平庸。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听命于一个共同的职责，彼此召唤以期达到思想与技巧的最高境界。我们的敌人是自鸣得意的满足和庸俗的姿态。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欲望，那就是接近那些为我们所崇拜的人。对那些以自身存在对我们产生巨大感召力的伟人的热爱，引领着我们飞升。”

他认为：在大学里，有两样东西从根本上将老师和学生整合为一体：一是共同的召唤，还有一种是持续不断的压力，要求人们不辜负这一召唤的期望，证明自身的能力。

协和的“导师制”，既有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式，也有“师傅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起作用的成分。

一位儿科教授曾这样指导一位协和三年级的学生。当时是春天，有位患儿有上呼吸道症状，高烧，呕吐，皮肤有散在淤点，白细胞达8000/mL，中性粒细胞占85％，涂片可见革兰氏阳性双球菌。

教授：患儿得的什么病？学生：化脓性脑膜炎。估计什么细菌引起的？肺炎双球菌引起的脑膜炎。为什么？春天发病，有上呼吸道前驱症状，皮肤有淤点。脑膜炎双球菌应该是革兰氏阳性还是阴性？阴性。但查到的是革兰氏阳性菌，如何解释？不知道。

教授让学生尽早亲自给患儿做一次脑液涂片检查。第二天，师生又开始讨论。

教授：有何发现？学生：查到革兰氏阴性双球菌。为什么革兰氏阴性菌能染成阳性？为什么会出错？如何证实？临床上像不像肺炎双球菌脑膜炎？

学生无语。

教授最后告诉学生：这个患儿得的确实是双球菌性脑膜炎，必须用磺胺嘧啶治疗。

整个对话中，老师问得少，讲得少，但这种启发式的教学，生动活泼，使学生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而思考得来的知识比灌输得到的要真切得多。这位教授就是著名的儿科专家周华康教授。

关于协和医学生的导师，一件常被学生们提起的事情就是初写病历时，连改十几次才能通过，最后常常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张安教授是1943届毕业生，他对当年写的第一份病历记忆犹新：写完后，交给导师钟惠澜。钟惠澜用红笔批阅，最后，通篇已经没有几个字是原来的了。但三份病历下来，钟教授的批改越来越少。

1953年秋，胡天圣在协和医院内科见习，邓家栋是他的导师。每两周，内科总住院医师交给他一个病人，他问病史、体格检查、化验检查、写好病历后，交给导师，然后由导师安排时间进行个别辅导。第一份病历完成后，他应约来到邓家栋办公室。邓家栋说：“你的病历写得很好，我们到病房看病人去。”在床边，导师向病人询问出了一些胡天圣没问出来的病史。当时这个病人有两个重要阳性体征：脾大及心前区有杂音。这令胡天圣的脸上火辣辣的。

邓家栋对病人体检后说：“脾刚可触及，你作为医学生，就能摸到，这很好。请你听听心前区有杂音，形容给我听。”

胡天圣听了三次，没能听准确。

邓家栋鼓励道：“再听听，我相信你能听出来。”

听完第五次后，胡天圣说：“这是二尖瓣闭锁不全吹风性辘辘样杂音。”

邓家栋说：“对啦，回办公室去。”回到办公室后，他表扬胡天圣：“今天对你来说是个良好的开端，我看了表，不到五分钟，你终于听对了杂音，这比叫你跟着我听十个不同病人的杂音还强，因为这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希望你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胡天圣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眼科专家。

吴阶平在上协和本部四年级时，内科学习以看门诊为主。一般要求每上午看三名病人，包括必要的化验。诊断之后要请教师复核。有一次，他看了一名肺结核病人，从病史、体征到病程，都很典型，他自以为认真记录了病史，查明了体征就够了，便去请教师复核。那天负责复核的教师是朱宪彝副教授。朱教授审阅了病史，复核了体征之后，问他有没有查痰，曾否查到抗酸杆菌。吴阶平回答没有查痰。

朱教授严厉地说：“你现在是四年级学生，就想简单化。明年做实习医生，一定更简单了。做了住院医生，还要再简单。到主治医生，自然更加简单了。”

吴阶平回忆说：“这顿劈头盖脸的批评使我无地自容。也正是这次，使我开始懂得了一个医生的主观分析不能代替客观实际的道理。直到今天，每当我谈到医生的成长道路时，总是再三地提醒青年们，要认真区别主观分析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差别，并把它看成能否自觉成长的要点之一。”

在奥斯勒看来，一个高等学府的关键要素，“依我的看法，全在于人，在于人所珍视并传授的理想”。协和实行的“导师制”，折射的是这个学校期望提倡的师道。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在真正的大学里，大师云集，老师拥有着强有力的灵魂、令人追随的风范，他们结成对抗那些来自社会的庸俗力量的堡垒，开创着新声音，成为一个社会的精神制高点。学生在与老师一对一的对话、交流中，渐渐被触动、唤醒、成形。

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历史的素描》中说：“师道的影响力在于某些方面可以使一所高等学府形同多余，但无论如何，学校绝不能少了师道的影响力。有师道才有生命，若没有，也就一无所有了。师道对学生的影响力如果失去了应有的地位，用不着其他的因素，学校也就形同支离破碎，陷入危殆，遭到淘汰。少了师道的影响力，一所学校也就进入了北极之冬，只会沦为一所冰封、石化、铁铸的大学。”

协和的“师道”不仅限于导师，还有许多其他的老师，有时他们的一句话或一次讲座，就能将年轻人的火点燃。在吴阶平的协和回忆文章中，有一节叫作“有准备的头脑”，讲述的是协和内科教授斯乃博、外科主任娄克斯对他的影响：

斯乃博教授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他知识渊博，善于表达。他讲话和分析病例时，总是中心突出，层次清晰，逻辑性强。他那篇题为《有准备的头脑》的演讲，紧密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说服力很强，至今我都记得，可以说是终生受用。联想到自己四年级当“器械员”时的一次实践，更是体会深刻。

1940年我在四年级时，曾担任“外科代理实习医师”，这个职务可以极大地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手术台上，实习医师做“器械员”，也就是位于手术者、第一助手、第二助手之后，职责是术前准备器械，术中为手术者及助手递送器械。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一次外科主任娄克斯做一个大手术，患者正是我分管的病人，所以由我来担任“器械员”。为此，我做了认真准备，不仅参阅了《外科手术学》的有关篇章，还到病案室翻阅了主任过去做同样手术的所有记录。我认为只有熟悉手术的步骤和术者当时的意图，才能及时递出需要的器械。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我这个“器械员”配合得也很默契。最后，做手术切口缝合时，主任回过头来问我：“大夫，你以后准备专修哪一科？”我回答说：“准备修外科。”他和蔼地说：“我意识到你应该学外科。”这是对我的嘉奖，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听了斯乃博的演讲，更深化了对“有准备的头脑”的理解。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处处要做有心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毕业五年后，一定要超过一般毕业十年的医生的水平。

协和妇产科专家杨秀玉曾说，影响她做出一生中职业选择的，是林巧稚第一次给她们上课的第一句话：“受精卵比米粒还小得多，在母体内遨游一周，就长成一个孩子出来，这里面有多少奥秘需要探索。”这一句话，激起了一个女医学生对生命的好奇。就在那一瞬间，杨秀玉决定了，要去妇产科。那时的杨秀玉，是协和医大八年制的六年级学生。

据说，林巧稚从美国芝加哥访问回来，在老协和的阶梯教室10号楼223室讲演，用英文演说近两小时，却唯独没有一个“我”字。1964年来协和的妇产科大夫郎景和感慨道：“何止是讲演，她的八十二年生命历程，也只有妇女和儿童，唯独没有她自己。”

有一次，钟惠澜教授巡视张乃峥管的一位斑疹伤寒患者，“他突然问我：传播斑疹伤寒的虱子的学名是什么？我无言以对，众目睽睽之下感觉非常窘。他申斥说：‘你就满足做一个能开处方的医生吗？你不该有点预防观点，知道点流行病学吗？怎么才是一个真正好的内科医生呢？’钟惠澜教授的严厉是出名的，那次我虽冒了一头汗，但那虱子的学名终身不忘，也使我知道了一个好的内科医生该是怎样的。”张乃峥回忆说。

1933年来到协和医院实习、后来成为院士的吴英恺，多次谈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功，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名牌学校，二是名师指导，三是个人努力。在协和，在每一代人的努力下，师道的真诚和鲜活，一方面在于传承，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它相对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重视教学的气氛。

1939年的吴英恺，已经是人人艳羡的协和医院的外科总住院医师，他被挑选参加了食管癌治疗研究组。在查阅了三十年来有关食管癌外科治疗的所有文献后，他认为最新成就当数美国芝加哥大学报道的“经左胸腔切除食管癌并在胸内做食管胃吻合术”。当时的外科主任娄克斯，同意他的观点，他们选择了一位食管下段癌患者，准备进行这一手术。手术前夕，娄克斯患了重伤风，他对吴英恺说：“我相信你能胜任这一手术！”年仅三十岁的吴英恺，鼓起勇气接受了这一安排，并参照文献里描述的做法，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第一例这种类型的手术。

后来吴英恺也成为协和的老师。早年与吴英恺一起工作过的老大夫，都会说到查房时他那出了名的“严”：病床必须是洁白平展的，小桌布必是重新换过的，外科病人皮肤上不能有胶布的痕迹，住院总医师对于自己管理的几十个病人从年龄到红血球、白血球计数等必须对答如流。他要求年轻的外科大夫切皮是一条完整的直线，缝合每一针和每一针必须均匀流畅。

王爱霞1956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来协和医院工作。那时的严师中，张孝骞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张主任查房的严厉会让学生吓得直哆嗦。他常就某一个疑难病例或他感兴趣的病例突然发问。在张老手下做总住院医是一点都不能偷懒的，内科所有病床的疑难病例情况都必须了如指掌，对各项化验检查结果倒背如流，这样才有可能不被张主任问倒”。

王爱霞那时“虽然经常挨老主任骂，但感觉那个阶段是自己成长进步最快的”。她有空就到病房看病人，仔细查体不漏过任何细节，拿证据说话，语言简约精练……王爱霞的这些好习惯就是在那时的严格要求下形成的。她是在年轻时就受到张孝骞欣赏的为数不多的几位才女之一。王爱霞后来也成了一位让学生又怕又爱的严师，她给学生上的第一课是“要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最重”。在她管理协和内科期间的一些住院医、总住院医，现在都已成为协和内科的各专科骨干，他们有的当年看见王爱霞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绕道走，有的现在提起来还总说“真可怕”。

现在已是普通内科主任的曾学军说过：“她有敏锐的临床观察力，总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然后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她会透彻地讲清楚整个事情的过程，即使没有犯错误的同学也能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曾学军清楚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夜，王爱霞带来面粉和馅儿，在感染内科的实验室桌上铺了张白单子，和住院医们一起包饺子。除了严厉，王老师其实还很慈爱。

在老协和，不论医学院还是在医院，医疗、科研和教学的结合，是一个至高无上而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则。最好的医疗、科学研究人员同时也应是首选的教师。这位教师或许在教学上并不特别优秀，但他能引导学生接触到真实的求知过程，引导学生接触到科学精神，而不只是接触仅凭记忆就可传授的僵死结果。对于学生来说，教师是生动的医学科学探索的精神所在。在和他一对一的沟通过程中，学生可以看到求索精神和知识存在的朴素形态。

林巧稚特别重视教学。她每天早晨和总住院医师巡视产科病房时都要问，昨天生了几个？叫了实习医生没有？为什么没有叫？如果在查房时看不见实习医生，就要问实习医生去哪儿了。有一次，她甚至亲自拿了一个手术标本去找已经由妇产科转到内科实习的学生，让他看他管过的病人的手术标本。那时的协和教师选择很严，讲课的大部分是教授，少数是高年讲师。新教师要预讲，有的人讲几次才通过，有的高年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因为讲得不好不能上讲台。

在1957年张孝骞上书建议恢复协和长学制的信中，有一段提到教学相长：“有人问，恢复医学院会不会妨碍研究工作？从教师的时间上来说，教学诚然是个负担。但只要安排得当，并且多发挥讲助人员的力量，教授在主持教学的同时，应当能够用很大一部分时间从事研究。过去‘协和’不就这样做过吗？从教师本身提高来说，通过备课、授课及与青年学生的接触，一切教学人员都可以收得教学相长之效，这对于研究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能相得益彰。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都乐于在高等学校义务任教，就是这个缘故。科学家的修养应当建立在‘博’与‘渊’的基础上，而这样的基础，不是仅仅通过比较局限的研究就可以打好的。”1959年恢复八年学制后，身为副校长的张孝骞，他所领导的协和内科特别重视教学，他要求给每个学生选一名副主任医师作为“导师”。

历史上的“协和导师制”在一对一的教育中，发挥了“催产式”和人格力量的双重教育作用。协和医大从2005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本科生导师制，为所有进入临床阶段的医学生指定了导师，指导不仅限于学术范围内。类似的导师项目（mentorship program）在哈佛医学院也可见到。如今，“导师制”是否仍能够弘扬“真诚而鲜活的师道”，是否仍能照亮协和校园？在2005年第一期的《协和院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希望重新建立一个有协和特色、协和水平的导师制，而不是建立一个随便什么学校都能轻易做到的形式上的导师制。文中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协和医大的导师究竟要“导”什么？

导师制就是要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把协和的优良传统点点滴滴地渗透到医学生的血脉和心灵中，成为指导他们终身医学实践的基石和准则，使他们成为具有协和特有作风和气质的人。

导师究竟要“导”什么？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导人生的追求和价值观，导精神和品德，导工作作风，导思维模式，导对科学对事物的洞察力，并通过对学生的指导，使学生看到导师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风范，引为终身的榜样。给导师一个学生，就像是给雕刻家一块玉石，让他把玉石雕琢成一件精致的艺术品。因此，导师制的成败，不仅受导师经验和技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导师对自己职责的认识以及对协和传统理念的理解。

……

现在时代不同了，教学模式改变了，学生人数和思想状况改变了，教师的组成和价值观也在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协和的导师制究竟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协和导师制的主要任务仍然应该是把协和的教育理论、文化传统、作风精神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传给年轻一代，使协和的生命得以延续并永葆青春。

像身处的这个大环境的每一种演变一样，今天的协和师道已与往日很难相比。不过，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仍然在协和被感动、被触动、被提升，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为那么好的医生。比如，一位刚来协和的年轻人，参加了一次协和消化内科的大查房后在博客上大发感慨：

下午专业组查房，消化科真的是大牛云集，而且美女云集。虽然15号楼来报病历的研究生被骂得很惨，但当时我怀着“不要对挨骂抱有偏见”的思想认真听取了教授们的训话，深切感受是：真的是句句在理，让人心服口服。心想这样的骂多挨挨，进步会很快的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是在骂我的缘故，抑或是对大牛们的敬仰如滔滔江水，挨骂的难受早就冲走啦。

给我们上UGIB的那个老奶奶，当时老是拖堂的，今天去才觉得好厉害啊，实在很仰视她。反应巨快，思路巨清晰，分析病历的特点，抓住一个很复杂的病的关键点，一说我就觉得一个没头脑的病例就豁然开朗了……然后对那些国际上最新的进展、动态都了解得很清楚，一直讲到别的教授都问她：“你在哪去学的这些新东西啊？”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对病人也很负责任。有一个病理，病理科不愿意出报告，她就一直教育主治们，把病人的病情搞清楚，治好才是最重要的，还自己去把那个病理拿来要亲自去找病理科看。结果最后发现其实病理科已经看过了，然后继续教育我们照顾病人要仔细……当时感觉他们真的好为病人着想，那么忙的专家还要亲自跑病理。实在是，高山仰止啊。

还有号称协和四大美女的Kmm，那个温柔啊。给病人查体好标准，而且特别体贴病人。我还看到她先查完一个怀疑有肝炎的病人以后专门洗了手才去查下一个病人。如果医生都是这么好的，估计病人都会喜欢我们去查体的……难怪人家是专家呢。

还有好多专家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不一一说了。进医院之前，总是听好多人说进了医院会好失望，会和想象的差异很大，都会对以后要不要当医生很动摇。结果自己一来分到消化科，就觉得超乎想象的好啊。好想好想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那么好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