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布尔什维克”

1．医学“布尔什维克”

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John B．Grant来到中国，他成了协和的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他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兰安生。他一生中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关的工作年头，加起来超过四十年。对他一生的经历，有一个精辟的评论：“集中了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流行的公共卫生关注点和意识形态。”

20世纪初，兰安生的父亲曾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当医院病床不够时，这位传教士会把病人带到自己家里，有一次，甚至把自己的睡床让给了病人。父亲对兰安生说：做医生不是单单为了赚钱和治好几个病人，医生也应多关心社会问题。但在当时贫穷、尚未发展的中国，他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价值。有一次他半带无奈地对儿子说：自己在中国的工作，有点像“下水道不停地往外溢水，而我在不停地拖地板”。

1916年，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兰安生，被招聘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他一开始就表示自己很想去中国工作，希望沿着父亲的脚印走，超越父亲，把“下水道”修好。但1916年，协和还只是一个渐渐露出雏形的计划而已。基金会给了兰安生两样东西：一个大愿景，如何把针对疾病的特异性行动，扩展成为整体的、有组织的、多目标的社区行为；一个机会，自己任选一个基金会即将开始的项目。那时基金会正在开展美国的钩虫病防治，于是他去了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参加防治运动，一个月后，他因为表现出色，开始和州卫生官员一起工作。这段北卡的工作经历，使他初步领悟到公共卫生的关键在哪里。

在完成了北卡实地工作的训练之后，兰安生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卫生和公共健康学院”学习，修得MPH学位。这位看上去高大、憔悴、高度近视以致游泳都得戴着近视眼镜的年轻人，睿智自信，有着不太爱说话的苏格兰人做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他沐浴了来自韦尔奇的光芒。当洛克菲勒基金会问及对兰安生的评价时，韦尔奇回答：“他能干，有激情，勤奋。”别的老师则补充说：“在做决定时，他像公鸡一样过分自信。”在这之后，1921年，三十出头的兰安生如愿以偿来到中国。他所接受的任务是，需要对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观察，开展中国的公共卫生学。他在中国待了十六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学刚刚起步，刚刚开始在医疗上发挥作用。英国在1919年设立了卫生部，建立了一套新系统：把那些基层的医疗中心和当地的医疗设施中心、区域里的教学医院相联系，一起提供预防和治疗的服务。兰安生打算把这些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大胆想法，应用在当时的中国。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去实现这些想法的基础元素：普遍贫穷、缺乏卫生设施、系统不健全、文盲泛滥、政府不稳定、没有任何现代的医疗保健系统……

兰安生到达北京协和医学院，带着一路风尘，直接去见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谈自己勾画的蓝图：一个全面的、由政府管理的医疗系统。他的急切，甚至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异议，说他太冒进，操之过急地想实现自己的职责，让他们感觉不太舒服。

兰安生调查了当时北京公共卫生的力量，最后得出的评价是——坐井观天。显然，这个国家没有完善的系统来对付主要的社区疾病，比如伤寒和天花，而婴儿的死亡率也相当惊人。面对落后、混乱的公共卫生现状，他开始了锲而不舍地为医学社会化努力的历程，而起点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课程，以及一座破庙改造的“卫生示范区”。兰安生的中国十六年，打上了深深的医学“布尔什维克”的印迹。

年轻时参加钩虫病防治的工作经历，让兰安生体会到公共卫生的关键之处首先是三个字——本土化，具体说来有两点：一是对本地情况的敏感性，哪怕是细微的差异。在北卡工作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和当地人的沟通、相处有多重要。在了解当地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处理反对意见。二是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一定要建立在本土化基础上。用兰安生的话说：“在州这一级别的卫生官员很多，但除非你深入到下面的社区，否则很难得到结果。”

他钻进中国图书馆，和中国人交朋友，进行着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深入勘探。后来，西方人评价兰安生时，这么描述：“当时很多西方人在中国工作，只在圈子里社交。但是兰安生常常和当地中国人共饮交谈。”他的女儿也回忆说：“时常有中国朋友来家里做客。他们亲切地叫我爸爸——大鼻子。”

1922年兰安生写道：“在中国的外国人，总是在中国用外国人的方式思考，并且认为这是唯一值得去做的事情”，“但其实在中国的外国人，在实质上，并没有任何行动能够让中国人采用他们的方法”。他认为，支持本土的卫生运动才是更好的选择，“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效率的西方运动”。这句话成为影响协和人对医学定位的“兰安生名言”之一。如同协和建筑群的“中西合璧”：扎根在中国基础上的西方医学。

在当时的中国，收集基本的死亡数据，是一个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解剖是被禁止的，尸检几乎不可能。兰安生没有像一些“水土不服”的外国人一样，浪费时间去抱怨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他想出的绝妙解决方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的高度“本土化”做法：他让那些做棺材的人提供死亡原因。这些做棺材的人用的是通俗的民间的叙述，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对照表，一边是民间叙述，一边是医学名词。比如民间说的“妖风”，医学上对应的名词则叫“肺炎”。

在一本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术书里，作者评价说兰安生有着“灿烂而综合的思想”，“体现了他非同寻常的智力弹性”。在20世纪20年代，兰安生创立的卫生事务所和农村卫生实验区，专为协和医学院的本科生和护士学生教学现代公共卫生学。其时，世界各地还没有人能去完整地、系统地实践这些。步着这一思想轨迹，40年代，兰安生去了印度，成立了印度卫生和公共卫生研究所；50年代，他去了巴黎，领导欧洲地区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健康部门。后来，他又参与了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后公共卫生建设格局重建。晚年的兰安生因为黄斑变性而失明，在临终前短暂的清醒时刻，他和他的妻子对话：

这位看上去高大、憔悴、高度近视以至游泳都戴近视镜的年轻人，有着不太爱说话的苏格兰人做派，日后是协和第一任公共卫生学教授

兰安生：“亲爱的，你在吗？”

妻子：“我在这儿。”

兰安生：“眼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服务，积极的服务。”

1962年，兰安生去世时，被授予美国公卫界的最高奖章，被誉为“伟大的有科学预见性和政治家风度的人物”。然而在今日公共卫生历史的名人堂中，兰安生这个名字并没有以足够的频率被人们提起，而“我们还在为他给予我们的想法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