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病人以温情的社会服务

也许会让今人惊讶的是，在历史上，协和医学院曾与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有过密切的关系。

在燕大有个规定，医预系和护预系的学生选修课中，必须要修一门社会科学。当时，协和医预系的主任鼓励学生们选修社会学，所以，由燕京大学升入协和读书的医生和护士，不少都学过社会学。而那些在燕京大学社会系的学生，居然毕业后可以在协和医院找到工作，他们工作的部门就是：社会服务部。

奥斯勒在1905年对医学生的演讲中说：做一个研究“人”的学生，要培养自己的能力，还需要走出去——到不同的环境里去了解人，了解他们的习惯、性格、生活与行为模式，以及他们的缺点、长处和特性。协和医院自1921年就建立的社会服务部，密切联系着医院和社会。一些大学社会学系的培训实习，也会来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那时，已意识到“医疗”行为不是单纯的过程，而必须置身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互动中，才能真正完成。社会治疗，是医学综合治疗的一部分。而在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工作的社工，好比是医生伸向病人家庭的触角。

20世纪30年代，“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在美国有了很大发展。以至于任何一个医院如果只是设备精良、管理先进、医疗水平高，而没有社会服务部的设置，就不能称为第一流的医院。这呼应了现代医学的全面观点，认为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显然受心理、情感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疾病的治疗，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见病不见人，而要进行综合治疗。社会治疗就是综合治理的一个方面，说的是——治人而不仅仅是治病。

“中国女儿”浦爱德（Ida Pruitt）出生在山东，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到协和创立了独特的“社会服务部”，连接了医院与社会、医学与社会学

192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选派了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这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名叫浦爱德（Ida Pruitt），她此行的任务是在协和医院筹建一个新部门。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美国传教士是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而那些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比如赛珍珠、司徒雷登、兰安生，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

和兰安生一样，浦爱德的童年也是在中国度过，有人为她作传，起名叫《中国的美国女儿》。她的父亲是在山东黄县传教的美国南浸信会的浦其维。她的父母在黄县办过学校，浦爱德出生在那里。后来她用英文写成了两本和中国有关的书，一本是《汉族女儿》，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宁老太太的自述；一本是关于她自己的《在中国的童年》。其中描述到甲午炮击蓬莱事件，当时浦爱德只有几岁，目睹老百姓从蓬莱逃到六十里之外的黄县避难。

长大后，浦爱德去美国学习，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麻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学习，成绩优异，“个案工作”尤其出色，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榜上人选，被派来协和医院筹备社会服务部。过了而立之年的浦爱德再次来到中国，带来了她在西方接触的社会学观念。经过一年筹备，1921年在协和医院成立了社会服务部，培训了中国第一批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简称社工），开辟了中国的医学社会服务的新天地。燕大社会学系每年都会请浦爱德去讲“个案调查”，如何进行社会服务工作。每年燕大则至少会送一两名社会学系毕业生，到协和的社会服务部工作。比如曾任社会服务部的副主任和主任的于汝麒和张中堂，都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张中堂是1932年第一批被聘用的社会学系的大学生，当时的每月工资是七十五元，如果工作成绩好，每年月工资可加五元，每年可以休假四个星期。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二十年。在协和医院，社工人员的院内地位相当于医生，可以在医生食堂用餐，有下午茶，有病可住头等病房。

张中堂在回忆时说：协和的社工人员也穿医院的白大褂，为跟大夫区别，在白大褂左方小口袋上绣有“S．S．”，是“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的英文缩写。所以社会部既要讲social，即社会交往，搞好和其他部门的关系，又要讲service，为病人服务。社会服务部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项特殊的职业，结合了医学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医学，必须经过社会学的本科教育，学习过社会医学的管理知识、工作方法，还要有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个合格的社工首先是帮助病人与医生合作，接受医嘱和治疗方案。病人到医院来看病是不是简单地看完病就走了？医院是否了解病人家庭经济状况有没有困难？能不能交费？病人能不能和医生配合？他信不信医生？吃不吃药？……了解这些情况后，治疗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在1936年左右，协和医院的神经精神科主任为提高治疗精神病的质量，曾聘用了四五名社工人员及心理学工作人员，他自己支付两位社工人员的工资。

对经济上有困难的病人，社工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减免费用；对思想上有疑虑的病人，可以做思想工作以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如果病人住院治疗结束后，出院需要长期休养，或者需要经常去门诊但又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病人家属不耐心、不合作、不愿伺候病人……这些问题，都不是医生能解决的，这时医生可以去找社会服务部。社工们会对病人进行个案调查，和病人谈话、做家庭访问，用英文写病人社会历史记录，写完后交给病案室装订在病历后面。社工经调查后，决定给予病人以什么样的医药、社会福利，比如减费、免费、分期付款，资助衣物、给予营养、给路费……为病人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克服治疗上的困难，所以不少病人把社工人员比作“再生父母”，后来也有人说“协和有个帮穷部”。

最使医生感到有帮助的是随访。有时信访，由大夫写出几个让病人回答的问题，由社工寄给病人，寄回后转交大夫。有时，社工则进行家访。需要病愈出院的病人做教学示范时，也是由社工把病人请来。

协和医院建筑群的面积大，房子多，机构分类复杂，病人初次来常找不到该去什么地方。那时的协和，在楼门口设一个门诊服务台，由一位社工专门回答病人就诊的问题。

这种连接医院和病人的部门设置，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一大特点。在社会服务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有时会请各科的大夫讲医学课，或是请专家讲社会学和社会服务理论。每周还进行一次个案分析讨论会。1934年至1941年在社会服务部工作的吴桢回忆说，他自己曾经接手一个自杀者的案例。案主是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中年农妇，因丈夫抛弃她，儿子不肯赡养，愤而则颈自杀。在医院耳鼻喉科住院手术后，失音不能说话，丧失自谋生活的能力，又无家可归。经过大量工作，医院为她配了银制的人造气管，能讲话了，并帮她找了个临时工作。这一切，自始至终都是在社会服务部主任浦爱德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话说老协和——社会服务部二十年》的文章中，张中堂描述如何为一个叫尹仲的二十九岁病人安排装假肢。这个病人因患慢性化脓性骨髓炎，曾在协和住过十二次院，两腿都做过截肢。尹仲在病前曾做过小生意，母亲五十岁，做保姆为生，每月工资仅三元，无力供给儿子的生活费。

我接管这个病人，我们曾访问过病人的两门亲戚，希望他们提供帮助，但他们都没有力量，因此社会服务部就把病人安置在男调养院居住。孟继懋大夫建议给病人装假肢，以便行走。于是，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带病人到本院假肢科请莱门技师查看，经查看后说可做假肢，但最便宜的也要七十元。

2．找病人母亲的雇主张佩泉先生，请他帮助解决假肢的费用。张佩泉是本院庶务科主任，工资较高，他很同情病人，愿意付一半假肢的费用（三十五元）。

经向社会服务部主任报告，主任同意由社会服务部专款支付另一半假肢费。这样就于6月21日给病人安装了假肢。给病人一副拐，并用一元二角钱给他买了一双鞋。

1936年病人能拄着拐走路了，就送他到本院职业治疗处学习做编织品，系半日工作，每月给一元酬劳金，以后可得到三元工资。他本人对自己残废还能工作，甚感愉快。

浦爱德在协和工作了十八年。在这十八年中，她除了建起了一个高效率运转的社会服务部之外，还将部门里的人员派往中国各地，比如南京的鼓楼医院、山东齐鲁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和中山医院，以推动全中国医院中的社会服务发展。她还供养了两个贫穷女孩，直至她们大学毕业，一个名叫孙金凤，后来是协和医院高级护士学校的教员；一个叫浦贵静，后来也在协和社会服务部工作。

1942年协和医院被日本占领，社会服务部停办。1948年协和医院重新开张后，社会服务部恢复，并开办了进修班，各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到这里学习。到了1952年，因为高等院校的社会学系被撤销，协和医院曾让人留恋的温情的社会服务部，也相应取消。

在协和，除了社会服务部，浦爱德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领导建立了职工社会服务部、怀幼会、救济部和调养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募捐和慈善活动。在当时来自西方的学者、商人、官员、学生的眼中，浦爱德是和中国“最亲近”的西方人，但她却曾无奈地说：自己的努力，不过像在修补一张正在腐烂的社会网。当她与中国社会进一步接触后意识到，也许共产党人的做法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个从小在山东农村生活的传教士女儿，后来在抗战期间为北京近郊的游击队、八路军送过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解放区参加过“工业合作”运动，她的家里曾掩护过一名共产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