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协和窗户看中国

在1927年的丙寅医学社《医学周刊》上，有这么一段文字：

“当我掀开门帘时，我看见我的朋友沈先生和另一名男士。我的朋友面色苍白，极为虚弱，呼吸急促。那间病室放着两张床，一张床上挂着蚊帐，另一张床未挂。桌上放了几袋药和一瓶没有标签的液体，每只药袋标有‘每日服三次’字样，当我同朋友谈话时，几只苍蝇在屋中来回飞着，我得知所用的床是由病人自己带来的，未经过灭虱。我用手摸朋友的身体，发现他胸腹部汗液淋漓，他说过来医院后从未洗过澡。”

一位协和医学生写道：“入协和以前，我认为医学职业的职责是挂牌开业和为有钱人开药方。但在二十五岁时，我相信医药并不是超越社会的职业而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这似乎是我个人态度的转变。以我本人来说，没有这样的转变，我绝不可能下决心改变我由临床医学到社会医学和乡村生活的方向，我也不会同我的读者讨论乡村卫生问题。”

这份《医学周刊》，来自一个叫作“丙寅医学社”的团体，它是1926年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年轻医生和学生自发组成的学术团体。那一年正好是丙寅年。

在九十年的协和历史中，精英意识一直是主题词之一。因为这种精英意识，协和在几次政治运动中被“重新解读”，解读之后，添加了更多的贬义。到了“文革”，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学校和医院，协和的精英意识再次被攻击。将协和精英下放到农村，去服务农村，成了当时典型的“精英改造”活动。

其实，协和的精英们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大众。一个不面向病人的医生，不天天接触病人的医生，他的职业内涵注定是空洞的，他的精英意识注定只是一个笑话。在协和学习、工作的人，他们从事的职业决定了必须要时刻面对来自大众中的病人。天长日久，在医生和大众之间形成了坚固的联系。这也许是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在政治运动中张孝骞曾被派到门诊看病人，造反派们没有想到，一个被打倒的“反动权威”竟然威力如此大，门诊秩序因他而打乱，桌前挤满了赶不走的病人。于是，他又被派去打扫门诊大厅和厕所，可病人还是跟在张孝骞的身后转，有些跟到厕所，有不少好动感情的人对他说：张主任，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替你去申冤！只是，张孝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兰安生带领协和学生走进北京东城区胡同、陈志潜到定县下乡，人们误解的“贵族医学”，在尽己所能地走向更多的中国人，成为关注民众的医学。协和用自己的方式，走出精英象牙塔，与身处的时代建立了“有来有往”的互动关系。

不过，与其他名校相比，协和人关心参与政治的学生不多。这里的学生和教师，常小心避免卷入政治，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治病和科研上面。老协和学生的生活、学习条件，确实比当时中国的其他公私立学校要优越。因为功课压力重，学生多埋头看书，学校也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有人说，“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完善，即由“专门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改变那种长年龟缩于学术隧道深处枯燥开掘的单调生活，经常爬上井沿去自由呼吸，去仰望星空，去左顾右盼，去关注参与公共事务。只是，大多数时间，协和人仰望的不是其他公共领域的天空，而是专注仰望改善中国民众健康的天空。

后来前往定县编织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体系的陈志潜，是当时“丙寅医学社”的骨干成员。在他看来，1925年的“五卅运动”，对协和医学院学生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之前，大多数协和学生不关心国家大事，只是刻苦学习医学技术。“五卅惨案”时，协和有一些学生及教师，参加了游行示威。“五卅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号召北京所有学校参加运动，协和学生也开始响应。这是后来1926年的协和“丙寅医学社”产生的背景，主要成员有杨济时、朱季青、贾魁、诸福棠、李瑞林、胡传揆和陈志潜。他们既受“五四”之后整个中国社会思潮涌动的影响，又在协和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触到世界医学发展的前沿。

“丙寅医学社”刚成立时，对医学社的主旨有过一场讨论：究竟是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主？还是以普及医学知识为主？讨论的结果是：既然落后政府无法更多地促进民众健康，对老百姓进行健康教育，是改善民众现实健康的现实方法。于是，“丙寅医学社”决定以评论社会医事、传播新医知识为责任，提倡新医，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增强民族健康。这个以协和的年轻医学生为主体的社团，呼吁的是：要以“科学的医学”或者说“新医”的宣传，来鼓动民众参与到“新医学运动”中，以把“玄妙”的医学化为“科学”的医学，“贵族”的医学改作“民众”的医学，“治疗”的医学进至“预防”的医学。

《医学周刊》（又名《丙寅周刊》）当时得到了周作人、江绍原、熊希龄等人的好评。在发刊词里，他们写道：“此刊的目标，既非发挥医理，亦非普及验方，但在引起同志对于科学的医学，在国内现在及将来的地位上发生一种兴趣。”

“丙寅医学社”还参加了近代中国医学发展中的许多大事，比如中医革新，设立国医馆。在周刊第六卷第一期上，专设了“古代医学”这一栏目，共收了《医学的进化》《印度的医学》《印度古代的医学》《埃及古代医学》《中国医学的起源》《周之医学》《内经年代考》《素问之学说》和《素问之医学》九篇文章，从世界医学史的角度，对中国的传统医学进行了研究，后被用作医学史教学的教材。医学社成员贾魁还把所有发表的文章汇成了《医学周刊集》。

今天，我们读一读“丙寅医学社”当时写就的言论，依然有其现实的意义。

在当时，“丙寅医学社”认为，建设“新医学”是中国建设大局中的重要一篇：“社会事业应建设者颇多，而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医学卫生事业。国民政府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政府，‘三民主义’的目标在‘民众’。假如说社会成了病菌的培养基，‘民众’都是病夫，就是有‘三民主义’亦何用处？所以，要想使我中华民族强盛起来，必先增进民众健康，要求增进民众健康，舍发展医学卫生事业，别无他法。”他们还介绍了一本美国人介绍苏俄医事的书Health Work in Soviet Russia并评述道：“苏俄对于医学的传统观念，确是大大的革命了，他们注意推广实用的医学到民间去，没有钱的平民，也可以得到相当的治疗。尤其是对于平民的卫生教育竭力提倡，希望官民合作以后，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才能相并前进，疾病率与死亡率自然可以减少。”

对那些在医学革新上的保守人士，“丙寅医学社”奉劝：“我国一般学者因为缺乏‘不满足’的态度，所以医学在我国仍旧是玄渺而幼稚。‘满足’是一切学术堕落与退化的原因，‘不满足’是一切学术发展与进化的秘诀。希望我国一般学者不要再举起‘尊古’的招牌，捧着‘知足不辱’之古训开倒车，不要让别人进化到以猴子看我们的程度。被人家牵着耍把戏，而犹自以为是‘安居乐业’‘衣食无虞’的十分满足。”

对在大城市挂牌行医、巴结达官贵人以自肥的医生，他们抨击：“现代医学是民众的医学，所以我们现代医学界的同仁们，急应替民申冤，把‘现代医学’送到民间去，使得无论贫富贵贱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点利益。不应当有阶级气象的医学，现在却都被少数谋私营利的医生，造成了富贵阶级的私产。”

对当时政府卫生行政之黑暗，“丙寅医学社”提出：“国家有警察，目的在维持社会环境的治安，国家有医师，目的应该是维持社会分子心身的治安。在今日中国，有警察而不能维持生命与财产的治安，有医师也不能维持社会分子心身的治安。所以全国有了成千成万的医生，而华北农村里百分之四十五毫无任何医药的设备，科学医药到中国已约百年，而只有通都大邑才能得到少许的沾染……试问国家有这般人是什么用？是为国家最有钱、最有力的分子造一般宝贵的玩意吗？且长此以往，中国社会分子的健康问题，还有解决的一日吗？”

后来，因为时世变迁，成员毕业，去向各异，“丙寅医学社”解散，但成员在各地依旧发挥着“丙寅医学社”的主旨，依旧在实践着“医学到民间去”的努力：朱季青在南京主持了《中央日报》的医学卫生栏目，贾魁等人则在40年代创办了《医潮》，陈志潜在晓庄、定县等地致力于农村公共卫生，在抗战中又投身红十字会的事务……“丙寅医学社”的主要成员，在三四十年代，都成为中国医药卫生领域中的重要人物。

1931年9月，中国南方发洪水，应全国水灾赈灾委员会请求，协和师生从北平出发去灾区，帮助治疗在夏季洪水中患病的难民，并在秋季和冬季预防疾病。

当时，世界著名飞行家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和他的夫人安妮也飞赴了中国南方，在洪水严重泛滥的地区做过几次调查飞行。后来投身写作的安妮，在处女作《从北美到东方》（North to the Orient）中描述了调查所见的情景：

“飞行的第一天，我们早上从莲花湖的停泊处起飞，有一段时间，沿着长江向东飞行，直到大运河，随后转向北方。最初，我们只注意到长江沿岸明显的洪水淹没地区，透过洪水，可以看到绿色的晚熟作物。随后，我们逐渐注意到一些‘湖泊’，它们的数量不断地增加，直到最后扩展成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巨大的湖泊。我吃惊地发现，这并非‘湖泊’，而都是洪水，简直是一片汪洋。由于洪水覆盖，已经看不到田地了。水很深，水面广阔，一片死寂，静得令人恐怖。它似乎一直就在这里，而且要一直逗留下去。”

“飞得低一点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片汪洋下的点点土地；田地和数以百计的小村落淹在水中，许多村庄仅露出屋顶，城镇的护堤和城墙倒塌，街道成了运河；在有些地方，水面上只露出一些树冠，时而会有一个褐色斑点，显示这里曾经是一段护堤、一条道路，或是一个土屋组成的村庄。在这凄凉的地域中，你简直不敢去想有多少人已经丧生。真可谓人迹全无。在受灾较轻的乡村，人们在村子周围建起临时的土堤，将早先的收成运进村里，但这是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因为在微风掀起的细浪不断拍击下，这些匆匆叠起的保护小土屋和抢出的谷堆的土堤很快便土崩瓦解了。”

9月21日，林德伯格驾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有两名医生：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和来自北京的兰安生，他们都与老协和有关。他们带着几箱血清和疫苗，运往长江以北灾区的城市。而针对灾后必将出现的疫病传播，协和派出了由师生组成的两批医疗队，李宗恩是第二批的带队人，也是整个工作的组织者，他后来成为协和第一次复校后的校长。当时是协和住院实习医生的严镜清回忆说：李宗恩“处事不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深得在他手下工作的青年医师和学生的钦佩、赞扬……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临时医院建立了正规制度，有住院医师，主任医师，层层负责”。当时还是协和医学生、后去上海医科大学的范日新教授，则回忆说：李宗恩“出色的组织工作在防治疫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洪灾地区的环境被污染，各种传染病蔓延迅速，最流行的是霍乱。同样参加救灾的张孝骞回忆说：“汉口普爱医院地滨汉水，居民稠密，霍乱流行甚烈，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很高，我们夜以继日抢救，医院的床位和设备都远不够客观需要，多数病人卧地如床。”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内科主任狄维德，在第二批工作人员返回北平之前，曾亲自到武汉的各医疗单位去巡视检查。

1941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中，有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的急救医学，提到了这么两个名字：白求恩和林可胜。

右页这张照片后来被制成了邮票，在中国发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在年轻时，这个白求恩曾经是放浪形骸、极尽享乐的青年、外科医生、艺术家、游击队员、共产党员，最终，他在支持中国共产主义的战争中身亡。毛泽东笔下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描述的是那个站在人生终点的白求恩。

1938年，外科医生、共产党员白求恩来到中国，参与中国的战地伤员救援，开始建立一套战地急救系统。第二年10月，日军开始了对晋察冀边区的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和战地医疗队走了七十多里山路，在距火线五里远的一座小庙里，搭了一个临时手术台。照片里的他，俯身在手术台前，身旁几名助手。这一年他四十九岁，身穿八路军土布军装和草鞋。十几天后的11月12日，白求恩以身殉职。

白求恩大夫正在离火线五六里远的一所小庙中抢救伤员　吴印咸　摄

1937年抗日开始，林可胜在汉口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担任总队长。他给兰安生去信，甚至提出协和改变办学，为抗日服务。在这之前，林可胜成立了协和的学生救护队和“军医官救护训练队”，亲自制定了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物箱示范

而在1937年夏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过英国皇家医疗队的生理学家林可胜，离开了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生理学教学，组织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本来在休假途中的林可胜，在香港时见到了前协和医院院长、当时的南京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得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力量薄弱，大量伤员需要救护后，他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亲任队长。为争取到更多的力量，林可胜在离开香港前曾给兰安生去信，信中甚至提出这么几点希望：（1）协和改变其办学方针，为抗日服务；（2）在协和工作的留学回国教职员全部到南京去帮助抗战；（3）协和校方为所有南下抗战的教职员保留职位。

“救护总队”在成立后的最初半年中，共训练了一千四百余名医务工作者，给三十二名外科医生、一百六十余名内科医生上了专业课。林可胜还在军队中组织了流动救护车和担架，因为有时受伤的士兵必须抬到一百英里开外的基地医院。

生在新加坡、自幼在英国接受教育、举手投足非常“西化”的林可胜，1924年应聘来到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协和学生曾自发组织救护队，到前线进行战伤救护，在城内的临时战伤医院参加医疗服务。第二年春，林可胜倡导成立协和的学生救护队，共四十多名男生，设队长一名，分三个排。全体队员从战士的基本要求开始，进行正规的战伤救护训练，包括夜间教育、急行军、野营和紧急集合、担架运送、战地伤员抢救、包扎、止血……林可胜亲自设计救护队的各种用具、服装及运输工具。这个学生救护队的骨干队员，在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的喜峰口和古北口时，开赴前线，开设战地手术室，救治伤员，其中就有协和医学生黄家驷。

事后，林可胜预见到抗日可能会是长期战，又在协和医学院组建了“军医官救护训练队”（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MOTC）。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主要训练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操练，指定外科讲师杨静波主讲外科急救，文海楼的舍监负责督导担架操练。林可胜还制定了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物箱示范。那时，协和的学生们都踊跃地参加了这一训练。这支救护队的成员，组成了日后“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的核心力量。

黄家驷作为协和学生救护队的队员，在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的喜峰口和古北口时，赴古北口前线，救治前线伤员

1952年9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巧稚的一篇文章，《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这是当时“思想改造”运动的产物：

过去三十多年，我从协和窗内看祖国，炮声愈响，我把窗户关得愈紧。这一回，什么动力叫我自觉自愿地打开协和的窗户，看见了我们可爱的祖国呢？

……我觉悟到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使我打开了三十多年关紧的窗户，伸出头去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决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的林巧稚，理解的仍然是——关注民众，以自己的医学方式。1958年“大跃进”，在一片“放卫星”的呼声中，从事妇产科的林巧稚，头脑依然保持难得的清醒，化腐朽为神奇，把虚空的口号化作了扎实的工作。她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妇科普查运动，对北京八十三个工厂、机关，二十七所学校和二十二处居民点的八万名适龄妇女进行了妇科普查。这次大规模的妇科普查运动和报告，为妇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数据。

1935年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住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时，有一次闲谈中问林巧稚：“你们这些医生对日本侵占中国的态度怎么样？”当时的林巧稚说：“我是个女人，不懂政治，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终不能当日本的亡国奴吧！我不知道那些当政的人是怎么想的，我只是想，我们当医生的人假如不能给病人治病，病人一定要骂我们是个废物。”

张孝骞说出的“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则是另一种关注中国的表达形式，即使今天读来，依旧令人感动。而1943年在美国进修的吴英恺，得知日本侵华愈演愈烈，决定放弃在美国留任深造回到中国。他的导师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后，睁大了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问：“吴，你在我这里干，会有很好的前途！”吴英恺也直视着老师：“您应该晓得，我的国家正在遭受别国的侵略，迫切需要我这样的医生，我怎能待在国外呢？”导师拍了拍他的肩膀，无限遗憾。也许，那些曾经历过优越环境的人在面对物质时，有了藐视诱惑的定力，一切其实顺理成章，并不需什么思想斗争，也谈不上毅然回国。就这样吴英恺冒着生命危险，辗转了两个月，带着用自己的钱购买的一整套外科手术器械，回到中国，在重庆创建了中央医院的外科。当时没有血库，不断停电，冬天手术室只能以炭火取暖，吴英恺自己也患上了关节炎。在这样的条件下，吴英恺却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胸部手术：肺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纵隔肿瘤切除术、胸腰交感神经切除治疗高血压……1944年，他成功地施行了中国第一例未闭动脉导管结扎术。1948年协和医学院复校，吴英恺又回到协和，成功地施行了中国第一例缩窄性心包炎切除术。

也许中国风湿免疫学开创者张乃峥后来的一段表述，能帮助理解曾经有一批协和人，在有着特殊背景的环境之中，他们的思想经历过怎样的曲折，中间又夹杂着什么样的时代色彩，后来又如何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在工作之余，协和的巡回医疗队给农村医生编了《农村医学》和《农村卫生员课本》。学过这两本教材的，也许是解放后中国最早诞生的那一批“赤脚医生”

“旧协和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例如全部是由美国人开办的，因而不可能没有它先天不足的地方，洛克菲勒基金会办协和也可能有少许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其主旨和目的是不能和解放后的新协和同日而语的。旧协和毕业生几乎没有几个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或多或少说明一些问题。青年同志们可能不知道，解放前以至解放初期，绝大多数老协和人包括我这个当时的青年人是亲美、崇美和恐美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客观地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从主观世界上，他们不可能自觉主动地、真正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卫生事业服务。”

张乃峥还有一段关于协和人的表述，也是思想曲折、时代色彩和自我选择三者的结合：

“协和人的奉献精神表现之二，是相信党，党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解放后第一批参加土地改革的，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的，都有老协和人，如张孝骞、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等带的头。反细菌战中他们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钟惠澜教授亲口对我说：‘过去我亲美，今天反细菌战我狠狠地打了老美一下子，这是我一生中的愉快。’”

在讲授细胞、组织、系统、细菌、病毒这些知识后，黄家驷开始指导学员们用显微镜观察微观世界，学员兴奋地说：“这是农村一件破天荒的事。”

到了上世纪60年代，老协和打开窗户看中国，这一回面对的是更偏远的农村。1964年，黄家驷化名黄盖明，住进了湖南湘阴县的一个老贫农家中，除了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之外，他还参加挖土、插秧、修堤这样的农活，乡亲们称黄家驷是“北京来的白头翁”。第二年，黄家驷又来到湖南湘阴县的关公潭公社，这回他带领的是一队人马——由北京协和医院各科医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农民看病，看看从何处着手以提高农村的卫生水平。在这之前，毛泽东曾严厉地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在这支令中国瞩目的巡回医疗队中，有许多老协和人：外科的黄家驷、曾宪九，妇产科的林巧稚，儿科的周华康，内分泌科的刘士豪，神经精神科的冯应琨，内科的金兰，眼科的张承芬，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

为准备这次湘阴之行，林巧稚预先了解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常见病，在得知当地眼病多发后，她专门去眼科学习，还向中医学习了针灸。为了适合劳动，她把常年习惯穿的中式服装放在家里，特地找了行动便利、便于劳动的服装，只是几十年养成的喝咖啡的习惯让她犯了愁，好在经请示后同意让她带咖啡。这一年，林巧稚六十四岁。

到了湘阴农村，林巧稚发现当地很多妇女患有妇科病，最严重的是因为过度体力劳动或分娩后造成的子宫阴道脱垂，即使是咳嗽、打喷嚏都会渗出尿液，严重的则子宫颈脱垂体外，引起溃烂和感染。但很多妇女不愿脱了衣服接受妇科检查。当地的一个妇女队长找到林巧稚，说她得了“干血痨”，来月经时腹痛，流血不止，平时腰疼、背疼，十几年了。就在一块医疗队用药箱搭起的木板上，林巧稚给她做了检查，发现其实是多次分娩造成韧带松弛，子宫重度后倾。林巧稚为她矫正了位置，开了四毛钱的药，病就渐渐好了。这事一传开，这片农村里都知道有个北京协和来的六十四岁的“救命的林婆婆”，有的丈夫甚至主动拉着自己的妻子来看病。

林巧稚在巡回医疗的路上。这时她已六十四岁

这支以协和人为主的巡回医疗队，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救治了三万多人。除此之外，这些协和专家还给当地农村医生进行培训，开了一个学制两年的半农半读医学班，接受初中程度的年轻人农闲时学习，毕业后就成为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生，希望能够给农村“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这不禁让人想起三十多年前陈志潜的定县模式。在工作之余，他们还一起给农村医生编了两种教材《农村医学》和《农村卫生员课本》，学过这两本教材的，也许是解放后中国最早诞生的那一批“赤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