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衍从桂林抵达战时的首都重庆。“在桂林，很巧地遇到了阔别十年的T，他从北平协和医院逃出来，打算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他是一个医生。到了重庆，由友人Y的介绍认识了W，一直到被‘接收’为止，他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他也是一个医生”。
夏衍在桂林遇到的协和医生告诉他，整个协和医院的研究室全给日本兵占领了，铁肺、贵重的镭锭也被抢劫一空，他准备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另外一位在重庆遇到的医生，原来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港战时医院也被捣毁了。他们的经历引起了夏衍的浓厚兴趣，联想到“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的宫殿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曾经学电机工程的夏衍开始去读一些医学书。他尤其着迷的一本书，是现代细菌学泰斗、诗人Zinsser写的《老鼠·虱子与历史》（Rats，Lice，and History），尤其这一句：“伤寒还没有死，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
野蛮和愚蠢是什么？在当时的夏衍看来，是贫穷、牢狱、集中营和战争。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疗技术的活动，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我不忍想象希特勒铁蹄下的黑暗欧洲的卫生状况，我更不忍想象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的同胞生活！”
夏衍说自己“贪馋地读完了这本书”，又到图书馆找到这位细菌学家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More Truth Than Poetry）。然后，他决定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要写的悲剧里的英雄，这就是后来的《法西斯细菌》的剧本，又名《第七号风球》。《法西斯细菌》中的俞实夫，就是由协和、香港的两位医生为原型而塑造的。在剧中，借人物之口，说出了夏衍自己要说的话来：
“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
“法西斯主义不扑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都只有徒托空言，科学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长。”
夏衍说对于医事科学，自己是十足的外行，所写的在专家眼中也许幼稚可笑。但他确信着他的结论：法西斯与科学势不两立。他希望这拙劣的习作，对真诚地献身于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医学学徒们，能够提供一些人生路途上的参考。
《法西斯细菌》首演在1942年10月的重庆，中华剧艺社表演，当时周恩来邀请了许多科学家、医生看戏座谈。“从戏院回来，已经是上午两点半了，鸡在啼，山城的夜雾还是那样的浓重。拥挤在戏院门口的观众，反映在几千双眼睛里的他们的感情起伏，那样地为着一个‘习作’而流汗的演员和工作者们的声音笑貌，和表现在舞台上的我所描画的那些浮光掠影般的人物的形象，混淆地扰动在我的心中。责任是如何的重大，而力量又是如何的渺小！”这是夏衍写在演出之后的文章。
1954年5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又一次排演了《法西斯细菌》，称其为“五四以来中国优秀剧目之一”。夏衍却认为这部剧虽“比较受观众的欢迎，演出的次数也比较多些。至于剧本本身，我一直感到不满意，一直认为并不是一个好剧本，更谈不上什么‘优秀’了”。
对于这个剧本的思想、创作方法的缺点，夏衍有过一段自我批评。在技术上，用他的话来说：拿绘画来做比喻，“我还是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办报，剧本都是业余写成。但在1954年，《法西斯细菌》诞生的十二年之后，他认为这个戏的主题仍然是有意义的：“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反对科学脱离政治，反对科学家不过问政治。”
“我自己学的是电机工程，我也有很多科学技术界、医药卫生界的朋友，在这些人中间，绝大多数是善良而‘好心’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具有‘科学的良心’。他们想通过自己的业务来为国家服务，为人民做好事情。但是，由于在旧社会长期脱离政治，不了解什么叫做政治，不懂得‘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道理……”
文艺与治疗的关系，有个时期显得尤为紧密。特别是文艺的内容与医生这个职业有关时，文艺所希望起到的治疗作用，给了人们新的角度来认识医生这个职业。夏衍曾说：“戏的主题，我欢喜‘单打一’，即一个戏谈一个问题，一副药治一种病。”
而在解放后的戏剧中，治病救人首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毛泽东曾说，“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1952年，新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来到北京协和医院体验生活。他是为写一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收集素材。协和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年轻时，父亲曾希望曹禺成为一名医生。他与黄家驷是高中同学。曹禺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后来免试进了南开大学，又去了清华大学，和钱锺书一起编辑《清华周刊》。
曹禺在协和医院待了三个月，和教授、专家交上了朋友。院领导的会议、民主生活会、门诊、住院部、手术室……凡是他觉得该调查了解的人和事，都详细地调查了解，共记了二十多本素材。但如何写却困扰着他，迟迟不能动笔，直到1954年春才开始写作，前后写了三个半月，剧名叫《明朗的天》，由《剧本》和《人民文学》同时发表，年底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导演焦菊隐，主演刁光覃，演了三个月，“天天客满，受到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并获得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有趣的是，这出剧中也有一位细菌学家，叫凌士湘，也采用了“细菌”这个切入点。
在《明朗的天》中，美国大夫贾克逊（Jackson）是美国文化侵略的文化特务，是美国国务院特务组织的一个头目，假借办医学院在中国各地调查地理、气象、卫生疾病的情况，甚至在解放以后，继续不断通过刘玛丽这些人窃取国家机密。教务长江道宗，是贾克逊在这个医学院的代理人，是贾克逊的帮凶。主人公凌士湘，则是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对象，据说是以林巧稚为原型。
剧中人物贾克逊把一个软骨病人赵王氏当作实验品，用虱子感染了斑疹伤寒死亡以后取出其骨头做标本，而后又通过江道宗把凌士湘关于田鼠感染鼠疫的论文骗到美国去发表，并将感染了鼠疫的田鼠空投到中国来。凌士湘在事实面前内心受到了震动，主动要求到朝鲜前线去，而医学院的其他医生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教育。
剧中，新来的医学院院长董观山说：
这个病人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我感觉帮助这些专家是更重要的工作。
（第一幕第二场）
凌士湘最后的觉悟则是彻底的：
凌士湘：董院长，我真是后悔极了。过去我没有听组织的话，现在我亲眼看见了。江道宗是美帝文化侵略的结果，我也是跟他一样。（痛心地）我口口声声说爱国，可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已经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董观山：文化侵略是他们最恶毒的办法，那是攻心，叫你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
（第三幕第二场）
客观地说，这部曹禺在解放后的第一部剧作，在艺术上并没有突破和超越。主题先行，然后根据既定的创作意图去选择人物，设计情节。这种创作路子，使他感到格外吃力，“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要加以仔细的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他们”。他后来回忆说：
我写《明朗的天》时觉得很难写，我在协和搜集了不少素材，但是怎样提炼这一大堆材料，很吃力。你要知道，当时我也是要思想改造的，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喽。那么，我写别的知识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彻。有人说凌士湘、尤晓峰的思想转变都没有写好，写得不深刻。你想，连我自己都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要想写得很深刻，那怎么能行呢！
那时，协和医院揭发出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我当时是十分气愤的，觉得帝国主义不把中国人当人。那时，正在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搞细菌战，所以说，《明朗的天》侧重了抗美援朝和反细菌战。这点，至今我认为仍然是对的，我创作的激情也在这方面。那么，对江道宗那种人的揭露批判，也是势所必然的。可以说，我在《明朗的天》里写的都还是有真实依据的。但是，从今天看来，也不全面，协和医院里的专家还是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过贡献的，那时，就把握不准。尽管当时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硬着头皮去写的，但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我那时也说不清楚是怎样一种味道。总之，是没有琢磨出道道来，对这个戏真没有琢磨很透彻。
从《明朗的天》的创作过程，也许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协和医生所生存的改造环境。它是“一种勉强但却真诚适应时代的产儿”，就像林巧稚的文章《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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