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话语分析兴起的背景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兴起的背景

自从1952年，泽利格·哈里斯(Zallig Harris)在Language(《语言》)杂志上发表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一文以来，话语分析作为一门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发展迅猛，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也称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批评性语言研究(critical language study)或语言学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90年代后，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进入快车道，而且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中，如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传播学、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等，迅速成为一门显学。

批评性话语分析在“话语分析”前冠之以“批评”，以彰显与其他类型的话语分析的不同。那么，为什么要称之为“批评”的话语分析呢?批评性话语分析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一种将文本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话语分析方法，其勃兴反映了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

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动因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兴起密切相关:一是“文本转向”(textualist turn);二是“民主化”的压力(democratizing pressures)。^[1]西方社会泛滥的文本和对文本的不信任感，以及对文本不加批评地盲目接受的质疑构成了批评性话语分析萌发的温床。

首先，西方社会文本的泛滥与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那么，后现代或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观，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按照生产活动对象的变化，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界定为“后工业化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以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区分。前工业社会是“与自然的较量”;工业社会是“与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较量”;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一种人际活动”，其基本属性是“服务”，包括“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服务”。生产对象(“自然”)的消失，只剩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意识的网络，一种有待于付诸社会建设的想象形式”。^[2]

与贝尔的划分不同，比利时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根据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同特点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克思的“古典资本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和当今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当下的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用工业管理的方法被组成一张井然有序的大网:

(晚期资本主义)远非仅仅指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它是历史上首次形成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况’。机械化、标准化、过分专业化以及劳动的集约化等等，过去，所有这些只是决定实际工业部门中的商品生产领域，而现在，它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

当代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曼德尔的基础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尤其是在社会文化上的特征作了进一步描述。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标志是:“科技优先的地位得到确立;科学技术官僚的产生;以及传统工业科技向更新的信息科技的过渡。”^[4]其中，工业科技向信息科技的过渡是资本主义新的一轮全球性扩张，这种扩张已经渗透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域中，彻底征服了无意识领域。至此，在后工业社会中，“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大功告成，‘自然’已一去不复返地消失。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文化了的世界，‘文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5]换言之，如果说“现代”是资本主义对“自然”层面的征服，那么“后现代”就是对文化层面的征服，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普遍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

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引发了媒介革命和信息爆炸，从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是建立在高科技传媒技术上的一种“仿真”(simulation)文化，是由语言符号(文字或图像)构成的一个“幻象”(simulacrum)世界，一个“超现实”(hyperreality)的世界，一个没有本源、没有所指、没有根基的世界。人被各种象征符号(文本、话语、图像等)所湮没，彻底切断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法就是，不是领土给了我们地图的观念，而是地图给了我们领土的观念。

从以上学者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勾勒，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信息和服务的需求空前增加;从对“自然”的征服转向对“意识”和“文化”层面的征服;从“现实”的世界退化到象征符号构建的虚拟世界。从哲学层面来看，这些变化反映了西方世界对意义的追寻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分析论节节退败的轨迹。从现实社会来看，这些变化和需求使西方社会变得愈来愈“文本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各行各业还是社会文化，到处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文本和话语。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形象称之为“话语的通货膨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后现代社会也随即成为一个语言的世界、文本的世界和象征的世界。

然而，人们没有丧失对这些泛滥成灾的文本和话语的警觉。一方面是因为受后现代主义对一切“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质疑和解构思潮的影响，人们不再将文本的意义视为是内在的和稳定的了，而是要受到各种外在因素和力量的影响和制约。由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索绪尔等所引发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s Turn)引起了人们对于“语言表征”问题的关注。其中，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不只囿于语言学界，其概念和原理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迅速波及整个人文科学，直接导致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最令人可怕的后果就是打碎了语言是客观现实反映的镜子，语言所表征的只是某种心造的幻影，其意义只存在于能指间的差异，而语言所指涉的现实世界则被括弧圈起来放逐在语言系统之外了。由此，人们不禁要问，以语言为媒介所表征的世界还可信、还可靠吗?“表征危机”的乌云顿时笼罩在人们心头之上，因为语言可能会词不达意，更有甚者，还可能会欺骗、撒谎和扭曲。这也使人们对泛滥于社会中的各种文本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抱有警惕之心。另一方面，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公民选举权在全球的逐步推进和深入，人们对各种文本和话语的真实性心存质疑，不再对它们不加批评、不加质询地盲目信从了。

从学科发展背景来看，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盛行反唯科学主义和反唯理主义，很多学科抛弃了规范研究方法(normative approach)而转向批评方法(critical approach)。批评方法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多学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社会批评理论家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反对实证主义把科学和科学知识看作纯粹客观的东西，指出任何知识其实都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都与人类的意志和兴趣密切相关。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具有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兴趣(the technical interest)、实践的兴趣(the practical interest)和解放的兴趣(the emancipatory interest)。其中，解放的兴趣指人类具有“把自身从各种自我强加的限制、暴力和导致歪曲交流的各种条件下解放出来的兴趣”。^[6]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通过人的意志和意识加以创造，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非理性的东西，例如支配、压制和对个人行为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既然人类的自我理解容易受到往往是隐蔽的各种条件和限制的制约，人们就有必要不断地通过反省来克服或消除这些条件和限制”。^[7]于是，人类对自身解放的兴趣便成为以反省为目标的批评科学(不仅是社会科学，还包括自然科学)的主要动机。马丁·哈默斯利(Martyn Hammersley)对批评研究方法的特征做了一个总结:^[8]

(1)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社会，任何特定的现象都要放在其置身的社会语境中进行分析。

(2)在生产社会知识时，批评研究揭示了被意识形态所隐藏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无处不在，并在维持现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批评方法不仅生产知识，使我们了解社会是怎样的，以及能怎样和应该怎样。

(4)按照批评理论行动，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使之变得更好。

(5)所产生的变化将是根本性的，如根除压迫和解放全人类。

批评性话语分析产生的直接源头则是20世纪以文学文本的语言为研究中心的研究传统。该传统流经二三十年代英国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四五十年代美国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和六七十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这些流派的共同特征就是将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和评价建立在对具体语言结构的分析上，如词序、选词、音韵组合、意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等，这与以往从批评者个人的情感、对作者写作意图的揣度、抽象的美学特征或简单的价值判断等方面来进行文学批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对语言的细致研究极大地改善了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家们仍觉不足。他们进一步将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吸纳到文学批评中来，于是在英美就产生了文体学(linguistic stylistics)。前进的步伐仍然没有停止。人们发现仅仅对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而不考虑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是不行的。为此，批评家们将更多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引入到文本语言的分析，文本也转而被视作一种话语形式(amode of discourse)。这样，任何文本的生成和消费都可以与语用方面(pragmatic aspects)，以及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进行动态考察。秉此理念，罗杰·福勒(Roger Fowler)创立了“语言学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并和其他一些学者继续发展和完善语言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应用拓展到非文学文本的分析中。

福勒等人在1979年所出版的《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最早使用“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一词。1989年，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则在《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一书中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这个概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发展日趋成熟，应用范围更为广泛，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社会批评理论。1991年，由迈姆卡迦(Malmakjar)主编的《语言学百科全书》正式收入“批评语言学”词条，并对其做了详细介绍，这标志着“批评语言学”或“批评性话语分析”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国际性的学术刊物和专门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1993年，由荷兰语言学家范·迪克主编的《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特设了“批评性的话语分析专刊”，成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此外，由欧洲联盟和欧洲自由贸易区所设立的Erasmus批评性话语分析学术交流项目吸引了许多语言学家对批评性话语分析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

国外从事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重要学者有:Roger Fowler，Gunther Kress，Norman Fairclough，Teun van Dijk，Ruth Wodak，Theo van Leeuwen，Alastair Pennycook，Terry Threadgold，David Birch，JimMartin，Jean-Jacques Weber，Paul Thibault，Ben Rampton，Carmen Caldas-Coulthard，Deborah Cameron，Sara Mills，Mary Louise Pratt，Martin Montgomery，Paul Chilton，etc.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所涉及的学者众多，学术思想庞杂，分析方法多种多样，所以批评性话语分析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六个分支是:罗杰·福勒的批评语言学、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文化变迁分析法、范·迪克的社会认知分析法、鲁思·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米歇尔·佩奇尤克斯(Michel Pcheuxe)的语义政治学和克雷斯、霍奇、韩礼德和斯里德戈尔德(G.Kress＆R.Hodge，M.A.K.Halliday，Terry Threadgold)的社会符号学分析法。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模式对语言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