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迈克尔·斯塔布(Michael Stubbs)曾写过一篇题为“沃尔夫的孩子们: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批评性评论”(Whorf's Children: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以彰显美国人类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及其所创立的著名语言学理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或沃尔夫假设)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深刻影响。

在西方，最早思考语言、思维和世界之间关系的是古希腊人。具有高度思辨智慧的古希腊人对语言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语言、思维和世界合一;二是语言是一种人们约定俗成的惯例，独立于客观世界和人的思维。很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前者压制住了后者的声音，导致古希腊人普遍认为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是普遍的、纯粹的、人所共有的理性本质，语言只是思维的“摹本”，表达内心观念的透明媒介。但是，人们并没有消除对语言的怀疑。例如，柏拉图就对诗人没有好感，心存戒虑，他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唯恐他们用甜言蜜语误导人民。亚里士多德也告诫人们要警惕修辞的欺骗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原本以为“透明”的语言变得“模糊”了，语言所反映的世界混沌不清了，因为语言不是向世界派发的标签，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于是，早由古希腊人种下的那颗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惯例的思想种子，经过千百年的蛰伏、萌动，最后终于在索绪尔那里破土而出了，进而长成现代语言学的参天大树。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任意的、自足自律的符号系统，它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对关于世界观念的表征。意义产生于语言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差异，而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认为的那样“意义”先在于语言，是事物固有的实在。于是，矗立了几千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厦轰然倒塌了。

在大西洋的另一岸，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秉承了德国语言学家、语文学家和政治家洪堡特(Wilhelmvon Hombolt)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所阐发的语言哲学思想。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他们还遵循美国人类语言学家鲍阿斯(Baos)在《美洲印第安语手册》所建立的描写语言学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应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对语言学家来说，研究每种语言的特殊的结构是分析者的最重要的任务。描写的本身是目的。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是了解某个社会的文化的第一步”。^[12]他们通过对土著印第安人的语言的实地考察和描述，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从另外一条路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发起了挑战。

萨丕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真实世界’是人们不知不觉地建立在某一群体的语言习惯上的。从来没有两种语言曾相似到足以代表一个相同的社会现实。”^[13]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将这种观点继续向前推进:

我们分析自然是依照母语规定的方式进行的。我们从客观世界中提取出来的范畴和类型在客观世界里之所以看不到，正是因为它们就在观察者的眼皮下面。相反，客观世界如同万花筒，呈现给我们五彩纷纭的印象，必须由我们的头脑加以组织，也就是说主要依靠头脑中的语言系统去组织。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然分解开来，组织安排成概念，赋予其意义，这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协议”，同意这样进行组织。这个协议对于所有说这种语言的人都有效，并且以这种语言的模式编纂成典。当然，这个协议是隐含而非公开的，但它的“条款”却具有绝对的强制性。我们必须遵守协议规定的组织方法和分类方法，否则根本无法开口说话。

这个事实对于现代科学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绝对客观地描述自然。即使他认为自己非常自由，也一定会受到某些理解方式的局限。^[14]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探讨了语言、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其思想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即所有较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二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即语言的结构影响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换言之，语言的不同导致了世界的不同。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的语言体现着不同的世界观，特定的文本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关于“常识世界”(common-sense world)是通过语言而修辞性建构起来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前者关注的是不同的语言结构是如何反映和影响语言使用者的习惯性思维的，而后者则将其转移到同一种语言中，认为即使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群体内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会在语言上表现出来，而反过来语言也会反作用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以维持、巩固或瓦解权力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所持的语言观与英国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stein)所提出的、同受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影响的精致语码(elaborated codes)和有限语码(restricted codes)理论颇有共同之处，借鉴痕迹清晰可见。伯恩斯坦将精致语码和有限语码所具有的语言特征与英国社会中不平等的阶级结构联系起来，认为语言特征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不同阶级看待世界方式的不同，而且还影响和制约了他们认识世界的路径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例如，下层阶级所使用的有限符码就阻碍了他们对社会和经济改善的要求。

第二，语言的规约性(conventional)导致语言意义的“合法化”(legitimation)和“习惯化”(habitulization)。萨丕尔和沃尔夫认为语言是一种“习惯”(habit)或“协议”(agreement)，也就是说语言具有规约性，为某一群体的人们所共享。这种规约性既是人们交流的基础，但也可能“麻痹”人，使人不知不觉地按语言所划定的“区分格栅”(discriminating grid)以“默认”(default)的方式去认知世界。世界观通过语言编码成为一种规约，被人们接受之后就成为一种常识(common sense)。常识不是天然的，而是社会规约的产物。批评性话语分析在语言的规约性基础上提出了意义的“合法化”和“习惯化”两个问题。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主要是通过语言这个中介去认知世界，但是这个语言中所包含的结构和意义不是“个人”的，而是“官方”的，是由一个文化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利益阶层通过控制国家法规、家庭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而使他们所偏向的结构和意义“合法化”的。像“种族”、“平等”、“进步”、“财富”、“自由”、“民主”、“全球化”这些貌似中性甚至是积极的词汇，其实都浸润着支配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这种语言意义体系通过官方的宣传，也通过人们的惯性、被动和不加批评的接受来维护既存的社会秩序。

规约性的、合法化的编码意义在传播和接受时往往是在“自动巡航”(selfpiloting)和不假思索的状态下进行的，其后果就是意义的“习惯化”。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用生动形象且不无讽刺的笔触对这种语言意义的“习惯化”是如何代替思考的进行了描述:

当你看到某个疲倦的受雇佣的家伙在讲台上机械地重复熟悉的短语:“野蛮的暴行”(bestial atrocity)，“铁蹄”(iron heel)，“血腥的”(bloodstained)，“暴政专制”(tyranny)，“世界的自由民族”(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肩并肩地站在一起”(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你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感觉你不是在看一个大活人，而是在看某种木偶。当灯光照在讲演人的镜片上，把镜片变成似乎后面没有眼睛的空白圆片的时刻，这种感觉突然变得强烈。而且这个不完全是胡思乱想。使用那种措辞的演讲人已经朝着把自己变成机器的方向走了不少路了。从他的喉咙里出来的是恰当的噪音，但他的头脑的投入不像是他在自己给自己选词。如果那讲演是他习惯了一遍又一遍重复的东西，他可能对自己在说什么几乎没有意识，就像在讲堂里应声响应一样。而且这种减缩的意识状态，如果不是不可或缺的话，无论如何对政治统一性有利。^[15]

不仅如此，他告诫人们政治语言具有欺骗性，政客们往往使用预制好的行话(prefabricated jargon)进行蓄意欺骗:

政治演说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辩护那些无法辩护的。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俄罗斯的清洗与流放、原子弹轰炸日本一类的事可以真的为之辩护，但只能用那些野蛮得人们无法接受、而且与政党公开宣称的目标不一致的论点。如此一来，这种语言不得不大部由委婉语、让人纳闷和完全云遮雾罩的模糊构成。没有防御能力的村庄被从空中轰炸，居民被赶到乡下，牲口被机关枪扫射，茅屋被燃烧弹点燃，所有这一切叫做“绥靖”(pacification)。成百上千万的农民的农场被剥夺，跋涉上路时能带的只限于他们能带身上的东西，这个叫做“人口迁移或校正边界”(transfer of population or rectification of frontiers)。人未经审判被囚禁数年，或者从脑后射杀，或者送到北极的木屋营区死于坏血病，这个叫做“不可靠因素的消除”(elimination of unreliable elements)。如果想说出事物的名儿不引起该事物的脑部画面，那就需要这类措辞。^[16]

他还在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对“语言的堕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语言的“铁幕”不仅粉饰和扭曲着现实，成为极权主义的统治工具，其所形成的“文网语阱”还非常隐蔽地、艺术地控制、麻痹和奴役着民众的心灵，使之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失去了批评和反抗的意志，乖乖地被打造成专制政体的顺民。语言意义的“合法化”和“自然化”在当今世界中仍在延续:“全球化”(globalization)、“恐怖主义”(terrorism)、“人权”(human right)……这些词语钝化着我们的感知，更为可怕的是很多人在潜移默化中落入了这些“词语的囚笼”而人云亦云。

第三，语言相对论以他语言为参照系来反思本语言所“隐藏”的结构和意义，启示着语言批评家们去解码、解密和去魅那些看似自然公正、实则偏颇歪曲的语言使用。不仅如此，批评还包括自我批评，语言使用者还应反省自己是否也“自然化”地使用了那些被“合法化”了语言，进而被“润物细无声”地纳入到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