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决定论的沿革与中国技术倾向的信息化发展战略

2．2　技术决定论^[10]的沿革与中国技术倾向的信息化发展战略

经济理论模型很重视技术在增长中的重要地位，虽然早期的模型中技术被视为给定，但只要发生了技术进步，这些模式将展示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例如，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技术是被视为给定的条件下考察劳动与资本在生产固定产出时的数量对应关系，如果发生技术进步，企业的等产量曲线将会内移，因此只要企业面临的资本与劳动力相对价格不变，生产相同的产出只需要更少的成本，或在原来的预算约束下，企业将生产更多的产品。在宏观经济理论的总生产可能性曲线中，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将外移，从而给一国公民福利选择机会增加。在一些分析中，一种通用技术的进步将导致基要生产函数^[11]的改变，引发的联系效应将导致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函数发生变化，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奇怪的是，早期的发展理论模型例如哈罗德—多玛模式所强调的是一国储蓄积累能力的增加，当储蓄率一定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是由资本产出率的倒数来决定；若给定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应当是趋同的，这种理论既不合于现实，以此为指导的“大推进"式政策实践也没有创造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奇迹。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了，从而给出了一个如果没有技术上的创新，富国与穷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这一符合现实的结论，在新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式基本假设中，不断出现的技术创新会抵消递减的报酬所带来的效应，使得长期内资本与产出量的增长都会快于就业增长，而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规模报酬递增都是由技术进步所决定的^[12]。

任何一种有见地的理论以及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忽视技术之于社会的重要性，把是否对技术的重视作为标准并不能区分出技术决定论者与非技术决定论者。技术决定论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过分重视技术创新、扩散及其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将其独立于经济社会框架。依产生的社会背景，技术决定论者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决定论者常以一种人文思潮表现出来，在“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埃吕尔看来，技术按照自身的逻辑渗透于人类思维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人类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为了避免悲剧发生，在技术的设计阶段就应预见和控制技术，预先规定技术的人性与价值的先进性。在西方社会，由于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对社会渗透性强，以至于人类受到机器的控制。西方的技术决定论者看到这一点，极力主张按照人类的需要与合于人性的准则来设计和预见技术。

在发展中国家，技术主义者获得了另一种表现形式，精英人士发现：自己祖国的落后与贫困要归因于技术上的落后，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就必须在技术上实现赶超，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从而被寄希望于技术上的进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就不难发现这种思想的源流，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强大过，并创造了为中国人所自豪的文化，视西方文明为“奇技淫巧"的细枝毫末之术，自身以“天朝上国"自居（尽管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比较重视，非常注意招揽具有各种科学技能的西方人才来为中国效力，但他所乐于接受的仅限于那些巩固其封建统治所需要的知识，谈不上与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13]），这种思想上的陶醉马上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的先进精英人士对自己国家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技术立国的思想，一些反清志士事实上也对技术之于国家繁荣寄予厚望，孙中山在1912年辞去大总统的时候所发布的演说就提到，从此将退身工商界，以营造铁路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战略也无不在某种程度上以技术决定论者的思想为指导。我们一度认为，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从此就扫除了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因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全面发展生产力，使落后的生产力能够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相协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推进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生产竞赛"，“抓革命、促生产"都是技术运动的形式。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又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基本战略，科学技术之于立国的重要性被得到了延续，我国的信息化发展战略也体现了这种“技术赶超"的战略思想。

人们重视技术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有很渊远的源流与很迫切的现实需要的。体现于先进机器设备之内的科技具有明确的标准、固定的流程以及可比较的技术性能指标，所以，促进技术进步在政策上具有可操作性，政治风险小，能够直接用于指导实际工作。而制度变迁与生产关系的调整除非以革命的形式出现，只能是逐步与渐进的，力图以制度变迁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缺少政策上的可操作性，在给定资源稀缺现实与人们耐性有限的条件下，以“计划"、“工程"形式推进技术进步的发展政策成为优先选择，其实，这种发展思想与政策思路也埋下了缺少可持续发展基础的风险。

第一，技术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判定前一种因素在矛盾互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的长期历史中，是因为经济繁荣才导致技术进步，而经济的不振将导致技术的落后。经济发展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决定着技术进步方向，“钧窑极精于宋而极劣于元"^[14]，技术水平只是经济发展繁荣程度的一个指标，不能代替经济发展原因的分析，甚至技术水平也不能代替国家竞争力的水平。近代史的研究表明：“甲午"之战时，由早年洋务运动所积累的军事技术已经超过了日本，而失败的原因要在技术之外去寻找。

第二，并非所有的技术都能“数码化"与进行指标处理，技术包括体现于机器设备、工艺流程、操作手册中的固化的可标准化知识，体现于人力资本内的基于现场利用的互动性“意会性"知识^[15]，体现于社会之中的创新文化与激励机制之内的制度知识等多方面，如果仅能模仿先进国家的可编码技术而缺少体现于人力资本与社会制度之内的不可编码的意会性知识与创新精神，这种技术上的赶超将是不可持续的。以前苏联的发展历史为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教育和科学投资比资本主义国家还高，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比美国还多，因而前苏联一度发展迅猛，但这种发展得不到持续，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的霸权争夺战中败北，其原因在于采取“运动式"模仿虽可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程度的增长，但是当模仿达到极限后，要再进一步增长就非常困难。因为模仿的进步只可达到原有技术水平的可“标准化"指标，而动态演进的先进技术与发明依赖于不可标准化的意会性创新，有人在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两次参观一个在列宁格勒的工厂，发现经过近三十年这个工厂竟然一模一样。

第三，以技术进步为依归的发展政策容易造成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当政策制定者以技术性能的先进与否来判定某种技术是否值得扶持时，一些具有很好市场发展前景的技术可能会失去得到融资与税费支持的机会，而大型企业与集团公司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政策去寻租，获得竞争优势，而广大中小企业与农村地区却很难得到类似的扶持，使得技术溢出效应难以扩展到这些群体之内。前苏联虽然在航天技术、核能技术、导弹技术方面能够与西方社会一争高下，但民用技术却长期不能有明显进步，社会福利水平因而得不到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落后，当发展战略转型时，这些以前为发展高科技而积累的人力资本却因为技术的专用性遇到结构调整的社会难题。

基于技术主义倾向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我国的信息化发展战略虽然在技术进步与推进产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也由其发展逻辑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主义基于政策“可操作性"原理必然视标准化工作为信息化推进的突破口，并有动力将技术标准上升为行政法规，通过考核各个下级行政机构对标准执行力度激励各个主体推进技术进步，以迅速提升社会信息化水平，这一点已在我国的信息化实践中得到验证。我国信息化领导小组（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所制定的信息化建设方针上曾多次提到技术标准问题。在1993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提到，要“统筹规划，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专通结合"进行信息化推进。1997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再次提出与强调信息化推进要“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2001年7月，由信息产业部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制定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出台，这是全球首例由国家制定的信息化标准，表明了我国信息化推进内在的技术主义发展路径。

第二，给定人力资本水平，在没有内在制度变化时将不会有引致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这一推测，而信息化推进又必须配合以人力技能类型发展方向上的转移，国家必须在信息化培训上给予多种资助，但是调查表明由于培训是一种员工被动式的技能接受，而培训组织部门培训动机是出于指标考核与数据上报的需要，因而大多数各种名目的信息化培训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相当多的员工对计算机的操作使用还是有一种恐惧感，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在第5章还会深入讨论。

第三，以技术水平先进与否决定企业信息化的支持力度必然使得大型企业集团获得政策优惠，这一点在我国企业信息化试点中得到验证。以江西省为例，信息产业厅与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所确定的40多家信息化试点企业中无一例外为大型企业或本身就是IT类企业，中小企业要得到政策支持难度较大，除非它们能够成长为大型企业而获得政府关注。

第四，技术倾向的信息化建设因其为技术而技术的内在原因在通讯网络建设上容易出现重建设、轻应用的情况，使得信息高速公路“有路无车"，这种情况不同程度地在我国各地区存在。信息产业部的资料表明，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较先进的电信网，电信网已实现由小容量向大容量、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单一业务向多样化业务的转变，通讯网络上光纤通讯、数字微波、卫星通讯、程控交换、数字移动通讯、数据与多媒体通讯等先进技术已得到推广。与高速发展通讯网络相比，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显得落后，企业利用信息化技术的管理效益不强^[16]，很多缺少必要通讯接入设备与技能的中低收入阶层还无法享受到信息网络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外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