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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关系中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时间:2023-02-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5 在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关系中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0年4月,美国政府在白宫召开了“白宫新经济议程"的会议,总统和财政部长等高级官员、微软公司总裁盖茨等业界人士和一些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对新经济做了解释,认为新经济的基础是知识经济,信息技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跨越式发展的机遇,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必经过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所有历程而直接进入信息社会,其中包括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家
在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关系中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_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2.5 在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关系中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00年4月,美国政府在白宫召开了“白宫新经济议程"的会议,总统和财政部长等高级官员、微软公司总裁盖茨等业界人士和一些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对新经济做了解释,认为新经济的基础是知识经济,信息技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跨越式发展的机遇,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必经过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所有历程而直接进入信息社会,其中包括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理由怀疑这次会议只是美国对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一次推销,而且所推销的只是贴上高新技术产品标签、相对过剩,只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低端产品。显见不争的是,发展中国家此后对发展信息产业与网络经济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有关新经济、知识经济的讨论也多见于报章,经济学期刊也多有关于技术引进还是外商投资促进技术进步这些论文成果的发表,一些博士论文与课题也有以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知识经济为主题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就是探讨“三元经济”的发展模式[35],以“三元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与这些研究不相同的是,本书仅关注于信息化与制度变迁这个主题,在我们看来信息经济的发展只是从传统行业发展演化出来的一个部门,是从旧的产业结构与制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并非只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对立的经济部门,从整体来看,找不到一条有效的界线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加以区分,问题的关键在于信息化本身绝非能以技术加以界定的,它由一个技术与组织体系、人力资产认知模式、生产关系与组织创新、意识形态调整相互作用以及演化的体系构成,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研究范式,只有促进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良性发展才能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

根据马克思生产力经济学的冲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信息产业以及推进信息化过程中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冲突。

①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落后,信息技术与高科技产业不是能够立马与落后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的适用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又存在一种利用现代技术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果生产关系中的利益调整与产权再分配等措施被用于信息化推进,使得要素禀赋结构更为偏离其适用技术选择,使信息化的推进与产业结构调整受到可获取的人力资本水平与落后的教育培训能力制约。信息化的推进致使与原有技术匹配的人力资本受到排斥,导致失业者增多,一些失利者的利益反映到上层建筑与政治领域,并在意识形态中反映出来。

②信息化的推进对企业组织形态也发生重要影响,信息化的推进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积累个人导向型的心智模式,并使得组织结构从功能层级制向信息同化模式、信息包裹模式转变:一方面企业因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对人力资本技能需求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在发展个人技能类型时,也考虑到企业组织惯例的可能调整,种种可能的不匹配会使得劳动技能、物质资本、知识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冲突加剧,并进而制约组织惯例的演化。

③信息化的推进对政府也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因为干预能力的增强而会有对信息处理的强烈需求,而数码信息的随处可得也对政府的干预与组织能力、组织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信息化对社区治理(协会、技术社区、自治团体)的影响对于政府干预方式也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下层制度变迁与上层制度变迁之间的可协调性也会产生种种问题,需要给以重视。

上述问题纳入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理论模式中去就是,信息化对生产关系调整的推动以及生产关系调整对信息化的拉动如何相互适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与产权界定成本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信息化推进中对此给予充分考虑是解决信息化与制度变迁互动关系的一个中间要素,是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信息化——一种技术体系与生产关系重新组织的互动作用过程本身带来了制度变迁的挑战,政府有动力去利用先进技术实现赶超,力图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但一种通用技术[36]在社会中的大规模利用本身不仅是研究开发与技术采购就能达到的,信息化如果没有相关制度的支撑,只会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个个生产力租界[37],最终难以为继,但制度既是建设性的又是演化性的,与科技生产力有关的制度安排、政府组织与干预模式的重组与创新、企业管理方法与组织形态的再造、信息文化与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的整合都不会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完成,是一个发展演化过程。但有关发展演化的方向并非事先完全不可预测的,一些发展模式与秩序特征实际上取决于现有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提出并研究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样的一个课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注释】

[1]North,D.C.(1968),Source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76,953-970.

[2]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3][乌克兰]谢苗纽克:《信息科学与社会人文知识》,《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4]曼纽尔:《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5]曾强主编:《中国电子商务蓝皮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6]据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财经报道,2003年上半年信息产业同比增长25%,是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已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7]以财经界人士所重视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为例,该刊每期都要推出IT专版,《光明日报》也定期推出信息周刊。

[8]中国信息化发展政策源流这部分内容较多地参考了姜爱林:《信息化的历史变迁》,《图书馆学、信息科学和资料工作》2002年第4期。

[9] 乔根平:《建立三元经济发展的模型框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10] 这里所分析的技术主义是指国家层面的作为治国思想的技术主义,人们不会否认,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层面的技术主义要在第4章分析(肖注,2004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蛇山)。

[11] 有关基要生产函数的论述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70页。

[12]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71页。

[13]全国高校统篇教材:《中国古代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7页。

[14]《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15]关于意会性知识与可编码知识的分类,可参见Polanyi,M.(1966),The Tacit Dimension.London:Routedge &Kegan Paul.

[16]《信息产业“十五”计划纲要》,转引自:《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出路》,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17]《诺斯教授与新制度经济学》,转引自:《制度经济学研究》,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7页。

[18]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19]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转引自:《析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20]哈耶克:《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哈耶克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1]根据张五常的定义,没有交易费用是不需要产权的,计划与市场的效率也完全相同。在《论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张五常提出了自己对科斯定理的解释。张五常:《合约结构与非专有资源理论: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9页。

[22]张五常:《合约结构与非专有资源理论: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1~109页。

[23]有效市场是指“当套利性竞争足够强烈且信息反馈足够有效从而接近科斯的零交易成本条件时,各方都是在新古典框架中实现潜在收益”的市场,参见North D.C.(1994),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pp.359-368。转引自:《诺斯教授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

[24]内森·罗森堡和L.E.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三联书店,1989年。

[25]“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强调财政纪律和货币纪律,主张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有部门的私有化这些包含着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的政策主张,参见[美]诺姆·乔姆斯基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曼纽尔:《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27]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第275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29]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256~273页。

[30]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第195页。

[31]Freeman,C.(1987),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Iessons From Japan.London:Pinter Publishers.

[32]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6页。

[33]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05~206页。

[34]曼纽尔:《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35]这些研究的内容包括:(1)三元经济概念的确立,即是否存在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并列的新经济部门。(2)三元经济分析框架。(3)三元经济条件下基本要素和机制的深入研究。主要包括:(1)劳动力流动机制。分析新经济部门对劳动力的要求;劳动力流动和就业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呈现出的新特点;三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障碍。(2)资本流动机制。资本在各部门间流动的特征,各部门资金过剩与短缺的程度;新经济部门资本供需的矛盾;风险资本在三元经济条件下对资本向新经济部门流动的重要意义与作用。(3)市场实现机制。重点分析在三元经济条件下新经济部门的技术和知识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4)制度基础。分析由于知识和技术地位上升,资本与技术、管理合作加强条件下产权制度如何变化,政府在三元经济条件下的作用与功能等。参见林岗:《我国“三元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乔根平:《建立三元经济发展的模型框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36]经济技术史学家Mokyr(2001年)等人的观点认为,一种技术或者一个技术群体只有当它们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一种通用技术时才能被称为产业革命。

[37]信息化促进经济发展,要通过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以及有关要素产权界定成本变化引起的企业家对要素重新组合与生产组织方式重组来实现,直接通过生产关系调整来力图促进信息化的推进不合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因而难以具备自生能力。转引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经济学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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