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

第二节　“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

上节探讨了文化意识与语言的关系。可以类推，“五四”白话和晚清白话的不同，就在于“五四”白话内在的文化意识与晚清白话内在的文化意识不同。

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外在形式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现实就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因此从文化意识与语言的关系角度来审视“五四”白话文运动，也就能从另一个角度认识文化意识的变化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现代品性形成的关系。

“五四”白话文运动既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也不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语运动，前者主要是文学的文化意识运动，后者主要是文学语言的工具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晚清白话文运动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语运动在表面上非常相似，但它们的本质不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次文化意识转换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体系的现代转变，而晚清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文大众化运动则是语文改良运动，是文化普及运动，是文艺大众语运动。前者的文化意识是古代的，后者的文化意识是现代的。

文学中的语言改革其实早在近代就开始了。晚清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主要是文学语言改良运动。白话文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也不是在“五四”时才开始的，晚清时就有一个影响广泛的白话文运动，仅白话报刊就有逾140种，通俗白话小说更多。据统计，仅在1900年至1919年间，长篇通俗小说就有逾500种。活跃在“五四”文坛上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都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健将。陈独秀曾创办《安徽话报》，钱玄同曾主办《湖州白话报》，胡适除了给《国民白话报》等白话报刊写稿以外，还曾主编《竟业白话报》。

晚清白话文运动实质上是强调白话文的辅助功能，并不排斥文言文，所以晚清提倡白话文的人如裘廷梁、陈独秀等人既用白话写作，也用文言写作。裘廷梁著名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就是用标准的文言撰写的。从文学意识上来说，晚清白话文运动是由语言工具意识导引，倡导者们把白话作为“宣传革命”“开通民智”的工具，是用白话来传达文言思想，而不是用白话来传播和创制新思想，也没有自觉地为白话本身增加具有文化意识新质的新的概念、术语和范畴。瞿秋白说：“五四”白话文运动“并不要革命，只要改良，并不要‘废孔孟，铲伦常’。只要用白话来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只要求在文言的统治下，给白话一个位置”^[3]。这段话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用来概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却非常恰当。陈独秀开办白话报的目的“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用的俗话演示出来，好叫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4]。很清楚，这里的白话本质上是工具性语言，其目的是向大众宣传浅显的思想，即宣传对于大众来说被文言遮蔽的思想。所以晚清白话文运动只是外在工具运动，而没有上升到内在根本的文化意识的运动上。因而晚清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新文学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建立新的文化和文学类型。应该说，不论是从国势上还是文化心态上讲，晚清时人比任何时候都具有激进的，希望文化、文学以及思想变革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心理。但晚清文化革命最终没有发生，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以下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是晚清只有白话文运动，没有文化意识的改革运动。晚清白话文运动本质上是语言工具运动，也就是说，提倡大众语和民间口语的目的是用白话宣传文言文思想，维护旧的文化意识。并不是想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不想通过白话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意识体系。晚清白话本质上是古代白话、民间口语和大众语的混合物，其内在仍然是传统的文化意识、传统的世界观。晚清的白话当然也反映了晚清的文化意识，主要是那时的西方文化意识，但那时西方文化意识与传统文化意识之间是直接对立的。那时西方思想首先经过传统文化意识层层过滤，经过增补和省略，最后变得面目全非。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着重点和目的主要不在新思想，而更强调白话普及运动，更强调白话文在宣传某种思想上的工具作用和价值，主要解决的是文言文在表述和理解上的障碍问题，也即文言文通俗化问题”^[5]。于内容上说，晚清白话文运动既宣传新思想，也宣传旧思想，所以它也是纯粹的白话普及运动，与晚清思想运动之间没有实质性关联。晚清白话文运动不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是用白话文作为文言文的有效补充。与“五四”的状况相比，晚清白话文还不构成对立，还不能与文言文分庭抗礼。晚清白话所渗透的意识属于传统文化意识，在晚清时期的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也是主体，对于传统世大夫与新的知识阶层来说，他们所进行的思想表述工具无论是白话还是文言，其主导意识依然是传统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才是正统的，非传统的东西即使好，也是旁门左道。

二是晚清文化意识运动本质上是一次维新运动，是在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内部进行改革，并不是从根本上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晚清文化意识运动和语言运动之间是脱节的，它是与白话文运动互不相干、并行不悖的运动。从文化意识上说，晚清的文化意识革命是在传统文化意识体系中运作的，是在传统文化意识的范围内进行的，传统文化意识构成了运动的有效手段。晚清思想意识运动的方向和程度、它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以从传统文化意识上找到根源。

前面已叙述过，中国向西方学习大致走的是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学习文化这样一个递进过程，与这个过程相对应的事件则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但这只是总体情况，并不是说洋务运动时就没有文化意识的输入，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没有物质意义上的学习。晚清同样也输入西方文化意识，但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意识原语性的理解，这些文化意识即使在原语境中对于输入者来说也是支离破碎的，它翻译过来后实际上被置入中国传统文化意识语境而中国化了。晚清的文化运动是在传统文化意识的范围内进行的，这样的文化意识最终对晚清文化运动起到了阻碍的作用，最终控制了晚清文化运动的方式及程度。晚清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讲就是没有在传统文化意识转变到现代文化意识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并没有从文化意识变革的层面上进行文化运动。在文化意识层面上，晚清没有文化意识的变革，晚清文化意识没有得到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因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里没有文化意识运动，而是单纯的语言工具运动，是宣传和普及运动，它与文化意识运动之间缺乏关联。

“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正好相反。在胡适等人的意识中，“五四”白话是工具性语言，但在实践上，它既是工具性的，也是思想意识性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所提倡的白话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作为工具的语言，与思想意识无涉，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裘廷梁主要是在语言作为工具的意义上倡导白话的：“中文也，西文也，横直不同，而为用同。文言也，白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6]在思想上，中文与西文、白话与文言有巨大差异，不能进行等值转换，它们只有在工具的层面上才没有根本的差别，才能进行等值转换。总体上，晚清白话运动是把白话当工具来提倡的，而事实上，它也只起到了工具的作用，白话在当时并没有超出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的范围。这当然与当时的总体文化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受到提倡者的知识结构的限制。晚清白话文提倡者们如裘廷梁、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当时在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被传统文化意识控制和导引。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则不同，胡适等人的初衷虽然是从工具的层面上来提倡白话文运动的，他们和晚清白话文运动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但由于胡适等人新的学识和知识结构，白话文运动的最后结果远远超出了胡适等人的预设而发生了文化意识革命以至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这是连胡适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的。

由词所构成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当然也构成了传统文化意识和现代文化意识区别的一些方面，这些差别不在语言形式上，而在概念、术语、范畴的内涵上。语言的本质不是表现在个别字句上，而是表现在体系即整体功能上。单从词语的形式来看，文言文和现代白话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词汇并没有很大的变化。现代白话大部分词语同时也是文言文的词语，即使明显是从西方输入的词语如民主、文学、艺术、文化、文明、伦理等也是古已有之。所以，从词语的形式上不可能把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截然区分开来，即使分开，这种区别也是不得要领的。民主、文学、艺术等这些词语虽然古已有之，但它们在文言文与现代白话中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正是这种意义的不同使文言文与现代白话具有根本的不同。晚清时期也输入了一些西方文化意识，也有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但晚清的文化意识输入是有限的，是支离破碎的。在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体系的情况下，输入的新的术语、概念、范畴也不自觉地就被纳入了传统文化意识体系，因而意义也就发生了衍变。而“五四”时西方文化意识的输入，具有大规模性、整体性特点，这种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已有的文化意识体系，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变。

正是在语言所具有的文化意识上，“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这种差别，“五四”时期的学者们还是有所认识。蔡元培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做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7]周作人也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是文学大众化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文学革命运动，“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代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白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以得到较大的效力”^[8]。他认为晚清白话是把文言翻译成白话，“五四”的白话则是对文言的取代。蔡元培和周作人的认识现在看来是深刻的，只是缺乏文化意识的理论意识。实际上，“五四”白话和晚清白话是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相同，而在语言作为文化意识之载体和思维层面上则根本不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而不是文化的大众化运动。“五四”也开启民智，但不是把传统的用文言文表达的封建思想翻译成白话，而是创造性地用白话传达新的文化意识。新的文化意识是“五四”白话更为重要的本质，它虽然是以白话形式出现的，但从本质上不是大众化的。瞿秋白把白话称为“新文言”，深刻地说明了其性质。“五四”白话与文言的矛盾主要是新与旧的矛盾，而不是懂与不懂的矛盾。不一定是白话大众就一定能懂，康德的思想无论怎样用白话来表达，不懂终归是不懂。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主要是文化的大众化运动，它的目的是把大众本来应该懂却因为文言的阻碍而不懂的思想意识翻译成白话以便让大众明白。

也正因为这样，晚清白话文运动并没有改变晚清文化的性质，并没有导致文化变革和文学的转变。所以，在性质上近代文学在总体上还是“古代性”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变是在“五四”时发生的，其中，“五四”白话文运动起了关键的作用。“五四”白话文运动主要是由一批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和熏陶的知识分子发动的，特别是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起了中坚作用。知识结构、学识修养以及外语思维方式决定了白话在运用过程中性质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五四”白话已经脱离文言，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维特征及文化意识的语言体系，它借用大量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从而在文化意识上和思维上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在文化意识层面上，它更接近西方语言而不是中国传统语言，所以它与西方思想具有亲和性，这是它与古代白话分道扬镳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分道扬镳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以晚清白话文运动为基础的，不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不构成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脉络。虽然晚清白话文运动主要是为“五四”白话运动在接受方面做了部分心理方面的准备，但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是从内部产生的，是“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动力来自外部，在思想层面上，是西方话语横移过来的白话表现，它和晚清的白话文“可说没有大关系的”^[9]。胡适说：“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10]这个概括也没有把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真正区别开来，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于“无意”与“有意”之间的差别，而在于性质之间的差别。“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革命，更是一次文化意识的革命，虽然“五四”的开拓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发动的白话文运动实际有文化意识革命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他们所提倡的白话文的巨大思想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