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几方人

一方水土养几方人

——振苏移民文化变迁探索

沙　莎

在张浦的西北部有这样一个地方，从本质上说她只是一个工厂，然而不同于现在的企业，这个工厂除了生产功能还具备了生活功能，厂区内从职工住宅到学校、医院、邮局应有尽有，俨然一个袖珍的城市。现在的她破落、沉寂，昆山新一代年轻人可能已不知道她的存在，然而倒退30年，这里每天都上演着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是人人欣羡的效益好、待遇高的好单位。

这个地方现在叫做张浦镇振苏社区，过去则是上海振苏砖瓦厂。

曾经的文化孤岛

千百年来，昆山灵秀的水土孕育了深厚的昆山传统文化，全市范围的十个镇和一个开发区，即使表面上各自具有不同的个性，骨子里却依然一脉同源，都是娄江水浇灌出的文明之花。

振苏则是个例外，从地图上看位于昆山腹地的她，像是昆山传统文化海洋包围下的一个孤岛，拥有着别样的风土人情，与相邻的张浦镇金华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走进振苏，就像走进一个不属于昆山、甚至不属于苏南的地方。

首先看到的不同，是房屋建筑。昆山传统的农家民居大多是是青瓦白墙的两层小楼，旁边有灶间，屋前有场院，打开门来可以和邻居交往，关起门来就自成一体。而振苏的民房很大一部分是老式的集体宿舍楼，高度多为两三层。这些老房子栋距不过七八米，人字型屋顶，外墙不用涂料或贴面，直接用红色的砖瓦砌就，看上去一片火红。位于二层和三层的住宅，五六家共用一条走廊和楼梯，外观与现在的打工楼、学生宿舍很相似。

这种老式集体宿舍，没有卫生间、厨房、阳台。加上年代久远，墙体逐渐发霉、透风、不保温，已经无法适应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初振苏也兴建了几幢功能相对齐全的住宅楼，然而由于资金等问题，建成的数量较少，大多数居民只能住在条件恶劣的老房子里。

其次不同的是语言。昆山话是吴侬软语，水磨腔调，这一点毋需赘言。振苏人的语言则是南腔北调，五花八门，有苏北话、山东话、安徽话、上海话、昆山话等。其中以苏北话为主要语言，这与工人的祖籍以苏中和苏北最多有关。苏北话中的盐城话、泰兴话、扬州话等互相影响，最终衍化成一种带有苏北话共性的语言，成为振苏话。

现在因为工厂停产，青壮年振苏人要到其他地方谋生，与昆山人打交道的机会多了，会一口流利昆山话的人也不少。然而这仅限于在外交流，回到家又会变回乡音，毕竟从小的家庭熏陶决定了一个人的母语。等老一辈振苏人逐渐离世，在昆山出生长大的新一代振苏人与昆山人通婚联姻、与原籍地关系转淡甚至失去联系，也许未来他们会将昆山话作为教育自己子女的语言。

再次，在民俗风情上，振苏人与昆山人也有差异。比如在节庆方面，昆山人重视的一些传统习俗在振苏难觅其踪，如腊月二十四要吃团子、过年要做糕馈赠亲友等。而一些农耕文化色彩更加浓厚的烧桥香、打田财等习俗更是从没有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相反一些带有原籍地色彩的习俗在有老人的家庭中还保留着。如笔者的祖父祖母原籍姜堰，过年还保留着喝三茶的习惯，所谓“三茶”即生姜干丝茶、红枣茶和圆子茶，大年初一早晨拜年后一定要依次喝这三道茶，才算圆满。而外祖父外祖母原籍山东，平时喜欢馒头、烙饼等面食，过年更是离不开饺子，每年都要亲自动手擀面包饺子，作为不可荒废的仪式。

历史的渊源

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历史渊源，振苏与众不同的文化风貌也一样，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建厂开始，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说振苏的文化，与振苏砖瓦厂的兴衰荣败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一、曲折的雏形期（1921—1949）

“振苏”，全称为上海振苏砖瓦厂，筹建于1921年，由上海申泰营造厂厂主钱维之创建，占地面积300亩，于1923年初正式点火投产。起初选在昆山县张浦乡北村为厂址，主要因为水运便捷，可以将生产的砖瓦通过吴凇江水道，运往上海市场销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对华的资本和商品输出减少，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空前发展，迎来短暂的黄金时期。振苏厂于1926—1930年盈利30万银元。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苏州地区，振苏被迫停产，解散了400多名工人。1943年3月，严庆祥购买振苏砖瓦厂，改名为振苏机制砖瓦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厂，招收工人500余人，恢复生产。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及实行限价，砖瓦产品被抢购一空，金圆券贬值，生产难以为继，振苏又一次停产。

至此，解放前振苏的历史告一段落，这段时间振苏的发展，既有盈利30万银元的优秀业绩，也有被战火逼迫停产的窘境。然而经过增购后达到400多亩的占地面积和高峰期达到500以上的工人数量证明了振苏已经具有了一个集中居住地的初步条件。

当时的昆山还是农业县，人们以务农为生。因此振苏的工人多半是因灾荒或动乱而背井离乡的外地人，其中最多的就是苏北人。这些人本来就是无根飘萍，只要有活命的地方就能扎根，因此不少外来的工人将家安在这里。到了1944年，随着职工队伍的壮大，成家立业的也越来越多，振苏甚至成立了第一所职工子弟小学，学生人数20人。一个集生产、生活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工厂的雏形已经成型。

二、辉煌期（1951—1989）

解放后，全国上下百废待兴，面对着被战争摧毁的家园，砖瓦是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从这时起，振苏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1951年初，振苏砖瓦厂接受华东防空后勤部订货2000万块砖，得以恢复生产。1952年与华东防空后勤部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1月划归华东建筑工程部，成为上海最大的砖瓦厂。1959年评为全国先进集体，获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大会颁发的红旗。之后因为规模不断扩大，工人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也吸引了不少昆山农村的劳动力加入，丢掉锄头，成为当时地位最高的工人。1988年和1989年振苏砖瓦厂先后评为上海市先进企业和国家二级企业。1952—1990年累计投资2884万元进行扩建和改造，拥有42门轮窑1座，隧道窑4座。人口高峰时达到5000人左右，超过一个镇的居民人数。

由于解放初期，砖瓦厂的产品由国家收购，公私合营后，产品由主管部门包销，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由企业自销。这段时期的振苏，可谓风光无限，只管生产，不愁销路，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职工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到80年代，厂里已经设有医务室、电影站、工人俱乐部、图书室、溜冰场、公共浴室、菜场、学校、银行储蓄所、邮局、自来水厂、变电站、汽车站等公共设施，各种红白喜事不出厂门就能操办。厂里还定期组织歌咏大会、篮球比赛、书画展览、短途旅行等活动，供销社还供应不少上海产的名牌商品，无论是生活便利性还是职工福利的优厚程度都相当可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国后迁入振苏的职工子女逐渐成人。除了接父母的班继续砖瓦生产以外，为了解决就业问题，80年代振苏还成立了不少集体企业，如彩印厂、皮鞋厂等，也都红火了一阵。

振苏从诞生开始一直都是一家上海企业，虽然职工大多是苏北、安徽、山东等地迁入，却工资高、待遇好。而此时的昆山，依然是一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县城，部分乡镇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一般。此时的振苏职工有很强的自豪感，这种自豪的表现之一是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振苏人生活在一种后天改造形成的文化里，带有各自原籍地的文化色彩，互相混合，同时随着一部分昆山本地人的迁入，又掺杂了部分昆山传统文化，最终衍生出一种独特的移民文化，文化的根基不在苏北，不在上海，不在昆山，就在振苏砖瓦厂。新一代振苏人浸淫在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里。

三、衰败期（1990—）

当时代的脚步走到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同时带来了变革的阵痛。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的风光已经逐渐暗淡，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经济无情的优胜劣汰。

1984年计划体制改革，企业自销比重逐年增加，1987年销售业务全部下放给各砖瓦厂。至此，振苏砖瓦厂发展的曲线开始向下坠落，亏损、负债、破产，从盈利到倒闭不过是十来年的事，国有企业体制上的诸多弊病在此时一一暴露，就像一架负荷过重的陈旧马车，已经无法在市场的竞赛中取得先机。

而建筑材料的改革使得粘土砖瓦制品淘汰的命运成为定局，1992年国家发布了《国务院批转国家建材局等部门关于加快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意见的通知》，明确规定逐步禁止生产和使用实心粘土砖，积极推进新型墙体材料的运用。这给了振苏又一个沉重打击，企业管理上沉疴已久，加上产品也没有了市场，最终将这个百年老厂推向末路，于1996年全面停产。

工人们下岗的下岗，退休的退休，生活条件早已不复当年的优渥。需要养家糊口的青壮年纷纷走出振苏，融入到昆山各地的工厂、超市、企业。70后、80后的年轻人在走出学校后更是直接在昆山找了工作，在昆山结婚生子、安家立业。振苏原住民逐渐流失，只剩下一些退休老人或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人还在坚守。厂里的银行、学校、邮局、食堂等设施也都缺乏经费而陆续关闭。因为工厂已经解体，为了解决剩下的居民的生活管理问题，张浦镇将振苏划为一个社区，进行日常管理。至此，除了土地归属权的问题还有待解决。振苏已经从一个与昆山格格不入的上海企业完全变成了昆山的一部分。

随着老年人的逐渐去世，年轻的振苏人与家乡的羁绊终将斩断。他们通过各种方式逐渐融入昆山：在昆山工作、说昆山话、和昆山人通婚，最后认同昆山文化。而等他们的后代逐渐成长，和振苏文化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联系了。

孤岛消亡的原因

振苏移民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在的昆山，外来人口众多，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却不会再形成这样的文化孤岛。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开放”。

首先，现在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主要通过市场的手来调节经济发展，而非国家行政手段。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包销，企业只需要关起门来生产，不必和外界产生联系，大型国有企业像一座森严的堡垒，内部自成一体，缺少与外部的沟通发展。而现在，企业间的并购、合作、重组是家常便饭，员工的流动也司空见惯。时代前进的节奏不断加快，文化流动、融合、发展的速度也在日新月异，开放的时代注定了文化是相互渗透、交融的，孤岛的消亡是一种必然，仅仅在于时间早晚罢了。

其次，现在的昆山是开放的昆山。

农耕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封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因此过去以农业为主的昆山是相对封闭的。改革开放30年后，位列百强县市之首的昆山，早已今非昔比：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立，出口加工区的建立，大批世界一流企业的进驻……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原先并不起眼的农业县，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引起全国瞩目的焦点，成为外来投资者和务工者的天堂。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昆山在迎来大批外来者的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文化，诸如南腔北调、咖啡面包、川湘饮食、台岛茶式等等。这些外来文化并没有被隔离在本地文化之外，而是自然而然地在昆山的土壤上扎根，并融入了昆山普通百姓的生活。

开放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地球村的加速形成，促使文化流动、碰撞的速度大大提高，原本自成一体的孤岛文化，在时代浪潮的冲刷下必然会支离破碎。

文化交融与文化保护

振苏移民文化并非个别现象。剖析它的兴衰史，我们不能不看到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交融。

原本孤立的文化个体在碰撞的过程中互相竞争、融合，先进的、强势的文化吞并落后的、弱势的文化，并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个体，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正是文化的特性。罗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说：“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在开放的全球化过程中，这种交融的过程变得更加迅猛，也更加多元化，任何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置身其外。许多文化个体就此衰落，被更强大的文化个体同化。美式快餐文化的大行其道、部分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式微、戏曲节目观众的流失、网络山寨文化的兴起……这些现象都是不同文化交融后的结果。

然而，文化交融带来的利弊得失，需要慎重分析。首先，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经历了多元、碰撞和交融的过程，从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只要人们还在互相交流，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如中国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就是不断融合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而形成的；美国兼容并蓄、崇尚自由的国民文化也是在各大洲移民文化的融合下形成了。文化的交融，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一些愚昧的思想、不合时宜的习俗、落后的观念无可避免地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另一方面，不同文化个体又因为是在特殊环境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的，有着鲜明的个性，承载着人类活动的痕迹，不能简单地抹煞。文化不同于经济或军事实力，文化无法用简单的标准来排定座次，我们可以说某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却不能说某国的文化是最先进的。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条件赋予文化个体不同的个性，这些特征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是这些地区人们的精神脊梁和宝贵财富。它们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辉煌文化与非洲某部落鲜为人知的原始文化同等重要。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并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因。文化一旦消亡，就无法再起死回生。

文化的交融是客观发生的不可抗力，是时代进步的推手，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而文化的保护则使得文化更加多元、丰富、具有生命力。文化保护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考虑，不能简单地采用隔离、圈禁的方式。比如一座古村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建筑格局还是风土人情都很有价值，那么把它圈起来，不许改变里面的一草一木就是保护吗？这样的古村落，多半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经济不发达，很多地方不符合现代人居条件。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当地居民终究会被吸引到更富庶、条件更优越的地方。同时，由于不能随意改变原有生产、生活格局，经济水平无法提高，也就没有足够资金修缮古建筑。原住民的流失和古建筑的破败最终会使得保护成为空谈。

因此，在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通过适当合理的改造，将文化个体的精髓最大化地保留下来，延缓其被同化的过程，是比较可行的做法。最好的例子是周庄古镇的保护，它大力发展旅游业，提高水乡文化的知名度，也提高居民的经济收入。具体措施上，一方面恢复古镇内建筑原貌，修旧如旧，呈现其鼎盛时期的风采；另一方面以现代的手段解决人们生活的需要：三线入地、在河床下铺设污水管道、在古镇外建设新镇区。虽然也有人诟病商业氛围破坏了水乡的宁静，但周庄“中国第一水乡”的名气证明，一度面临消逝危险的周庄水乡文化保留下来了。

今天，21世纪已经跨入第九个年头，地球村早已不是新鲜名词，世界各地的文化也愈来愈快地熔炼在一起。在这个物质财富急速膨胀的时代，文化的演变将走向何方，值得我们深思。振苏移民文化的逐渐消失就是时代进步、文化交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昆山失去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样本。现在，还有很多原本独立的文化个体正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摇摇欲坠，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这些文化个体，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