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地域文化的影响与交流

五、 周边地域文化的影响与交流

1. 吴楚文化的影响与交流

江苏与吴、楚的联系是其他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在许多交叉点上甚至可以视为一体，历史上就有“吴头楚尾”之说。春秋时期，江淮流域属吴、楚两国领地，越国灭吴后，尽得吴地，楚又灭越，疆土扩展至江苏。《越绝书》卷六中有“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同属百越分支。春秋时期，吴越的文学艺术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到了战国晚期，楚国的兼并使得江南各地的文学艺术进一步融合。吴、越、楚三地的诗歌都有声韵，且都以“兮”、“乎”等作语气词，是一种抒情性的表达形式。散文方面，春秋晚期，吴楚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将带有“也”、“矣”、“乎”、“哉”等语气词的口语作为散文写作的通用形式。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楚国人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在大江南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主张“无为而治”，希望回归到“小国寡民”的社会形态中，更重要的是他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启迪。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曾与越王勾践谈论过“道”，居吴地的庚桑子被称为“偏得老聃之道”（《春秋战国异辞》）。

2. 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交流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江苏地域文化始终接受着它的辐射。早在远古时代，江淮下游地区东夷部落的一支就与地处中原地区的黄帝、炎帝部落经常发生战争。商朝时，东夷部落并未被商王朝彻底征服，而是经常叛乱，直至周代，大部分东夷人才归顺于周，但在淮河流域仍有一支东夷族处于独立状态，被称之为淮夷、徐方。不过，从丹徒发现的西周早期贵族墓葬可以证实西周初年周人的势力确实已经到达江南地区。由于文化的交流与影响，苏鲁豫接壤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似点颇多，苏北淮安青莲岗遗址出土的彩陶有明显的仰韶文化特点，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玉器中的神人兽面纹与商周青铜器的兽面纹（又称饕餮纹）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推测可能是先兴起于良渚，后传播到中原地区，由此可见，江苏地区的远古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十分显著的作用。汉代以后，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更加强了中原文化对江苏文化的影响，如南北朝时期，建康成为汇南北之风的全国性大城市，建康方言也逐渐由吴语演变成为北方方言体系中的江淮次方言，与当时北朝洛阳的方言相似。

3. 齐鲁文化的影响与交流

江苏文化与北邻齐鲁文化的联系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东夷族的发源地在山东，而淮夷就是由其中一部分从齐鲁故地南迁或南向发展而形成的。苏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始终与齐鲁的史前文化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即大汶口—龙山文化。地域上的接近和战争的频繁使得两地之间的彼此交流与相互影响绵延不断。春秋时期，徐国的势力曾一度到达山东费县一带，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迎娶徐君之女徐嬴为妻。吴王夫差击败齐国，称霸中原。越王勾践取代吴王称雄以后，将琅玡（今山东胶州市）作为行都。鲁国大思想家孔子的儒家思想也对江淮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弟子司马耕、子贡等都曾到吴地游学，吴人子游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曾在鲁国为官，任武城宰。西汉初，受封于彭城（今徐州）的楚元王刘交崇尚儒学，许多名儒曾在楚、吴等国为官治学，这为儒学在该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南朝时刘宋曾在建康设立儒学馆，时人称其为“北学”。除学术思想上的交流以外，江苏与山东地区的饮食文化及戏曲艺术也交融甚密。中国的厨师鼻祖彭祖被尧封到彭城，春秋时期齐国的易牙曾三次到彭城寻彭祖传人学艺，齐桓公九合诸侯，烹制“八盘五簋”时，易牙任“司庖”。南京名菜“金陵三叉”中的“叉烤鸭”源于鲁菜中的“脆皮烤鸭”，到明朝时，叉烤鸭又传入北京，成为北京著名菜肴。清代咸丰年间，鲁南地区的民间戏曲“拉魂腔”由艺人和戏班传至苏北地区，到徐州的一支与当地的梆子、花鼓、扬琴等曲艺相结合，经过几代人的创新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柳琴戏”；两淮流域的一支则与当地的戏曲相融合，逐渐形成了淮海戏。江苏梆子和山东梆子也是同源，都是由秦腔演变而来的，山东地区的吕剧则是由清代时产生于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琴书演化而来的。

4. 徽州文化的影响与交流

江苏西接安徽，自古两地就联系密切，一直到清初江苏还与安徽同置江南省下。清代徽派的学术思想对江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乾嘉学派为例，受清朝初年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治学之风的影响，“考据学”日益兴盛，到了乾隆、嘉庆年间逐渐形成了“考据学派”，以治学严谨而著称。这其中，又以江苏人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安徽人戴震为首的皖派成就最大，吴派中以嘉定人钱大昕的学识最为渊博，他博古通今，涉猎甚广，《汉学师承记》卷三中称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皖派的成就虽高于吴派，但皖派中江苏人也相当多，如戴震的学生《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和《广雅疏正》的作者王念孙都是江苏人。在文化传播上，两地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江苏的南京和安徽的歙县都曾是中国的雕版印刷中心，徽州的雕版印刷业起于宋代，兴于明代。明初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徽州所不具备的优势，于是徽州的印刷工匠纷至沓来，这使得两地的雕版印刷技术能够在交融中得以提高。南京的许多著名书坊都是由徽州人经营的，如“文林阁”和“继志斋”等，徽州的刻工还发明了“饾版”、“拱花”等雕刻工艺，使得彩色印刷术和纹理表现技法取得了划时代的提高。明末徽州人胡正言在南京所刻的《十竹斋笺谱》在我国彩色印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建筑方面，徽派建筑的风格更是广泛影响了江苏建筑的明清时期风格，目前的江苏古镇，民居建筑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徽派风格。

5. 海外文化的影响与交流

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就曾派遣中郎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等东南亚国家，足迹几乎遍布南洋。《太平御览•四夷鄙•南蛮》记载，当时扶南国人犹裸体，唯妇人著“贯头”，经康、朱二人建议，遂令“男子截棉为横幅”，“贫者以布自蔽”，据说今天柬埔寨人腰围横幅的习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越文《四字经》中记载：“三国吴时，士王为政，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越南著名学者士燮曾到中国学习《尚书》、《左传》，归国后任交趾（今河内）太守，他以诗书教化民众，被称为“士王”。除了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以外，孙吴与日本也保持着官方或民间往来，日本曾出土刻有吴赤乌元年（238）纪年的神兽铜镜。南北朝时期，南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以及倭国（今日本）的联系尤为密切，中国的经史、历法、医药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养蚕、缫丝、纺织、裁缝、陶工、厨艺等就是在该时期传入这些地区的，与此同时，中国的汉字也被日本所接受和使用。唐代时扬州已经是一个国际性贸易大都市，唐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在此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统筹管理外商贸易事宜，商船从扬州港出发最远可达西亚地区，许多外国商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是阿拉伯商人。有些外国商人从此定居扬州，甚至在中国科举入仕。扬州北郊出土了一件唐长沙窑青瓷绿彩背水扁壶，壶正面有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的字样，由此可以证明当时阿拉伯人在扬州一带的活动。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曾相继在南北多处发展造船业，朱棣在太仓刘家港设立航海基地，并派遣郑和七下西洋，郑和率领的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最远到达了红海沿岸，为我国古代航海史书写了最为辉煌的篇章。

除与亚洲地区的文化交流之外，江苏与欧洲地区的文化也有着悠久而频繁的交流。通向大秦（古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上，就有江苏的商人和物品。元代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和贸易的欧洲人不断增多，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随其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并且还做了元朝的官吏，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对江淮的富庶最为赞叹，对南京、镇江、扬州、苏州等城市的繁华景象都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后来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则使南京成为中国近一个世纪屈辱历程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