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距今3 500多年的殷周时代，古人对肿瘤就有所认识，殷墟甲骨文上第一次出现“瘤”的病名。同时该字由“疒”及“留”组成，说明了当时对该病已有“留而不去”的认识。这是现今中医有关肿瘤最早的文献记载。
二千多年前的《周礼》 一书中记载当时已有与治疗肿瘤一类疾病有关的专科医生“疡医”。肿疡包含肿瘤，说明公元前11世纪已经有中医肿瘤专科的萌芽，遗憾的是由于中医在肿瘤诊断上的不足，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医肿瘤都没有能够从疡科（中医外科）中脱离出来。
中医学的奠基著作《黄帝内经》对常见肿瘤的症状已有了初步的描述。《黄帝内经》中所述“昔瘤”“肠蕈”“石瘕 ”“癥瘕”“癖结”“膈中”“下膈”等病证的描述与现代医学中的某些肿瘤的症状相似，如“噎膈不通，食饮不下” 类似现代医学中的食管、贲门肿瘤所造成的梗阻症状；“石瘕生于胞中……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这石瘕的症状与子宫内的肿瘤相类似；“肠蕈者……如杯子之状……按之则坚”与腹腔内的某些肿瘤相似；如“三阳结谓之膈”，“膈塞闭绝，上下不通”，与食管、贲门的肿瘤造成的梗阻相一致；“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其病难治”，与胃癌相一致；“在肠累之时，贲响腹胀……飧泄，……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这种便秘、腹泄交替出现，腹部肿块是大肠癌及其腹部转移时出现的症状相同。《难经》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理论，对某些肿瘤的临床表现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黄帝内经》和《难经》为中医肿瘤病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黄帝内经》对中医肿瘤学的另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肿瘤由寒邪所致的观点，对其后肿瘤病因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寒伤形……形伤肿”，张介宾注曰：“形有质，故伤之则肿”，李中梓亦曰：“形为质象，形伤则稽留而不化，故肿”。《灵枢·百病始生》篇曰：“积之始生，得寒乃成，厥乃成积”，《灵枢·水胀》篇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日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息肉乃生”，又曰：“石疲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坏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素问·举痛论》亦曰：“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水郁之发，阳气乃辟，阴气暴举，大寒乃至，川泽严凝，寒雾结为霜雪……痞坚腹满”，更以天寒地冻，水凝为冰来形容肿瘤阳虚寒凝，坚积内生。《难经》与《黄帝内经》一脉相承，指出“积者，阴也，故沉而伏，五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积部，肿块上下有所始终，左右有所穷处，死不治。聚者，阳气也，阳伏而动 ，六腑所生，其始发无根本，其痛无常处，可移动，虽困可治。”
《黄帝内经》对肿瘤与非肿瘤的预后已有明确区别，如“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其病难治”，这一描述与胃癌晚期预后不良一致。东汉的张机（张仲景）指出“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也指出肿瘤（积）较非肿瘤（聚）的治疗困难。在《金匮要略方论·妇人篇》中进一步指出：“妇人之病……令阴挚痛……或引腰脊……膝胫疼痛……久则羸瘦……三十六病千变万端”。上述有关妇人下腹疼痛的描述，与现今临床上由恶性肿瘤盆腔广泛转移和浸润而引起的腰部和下肢酸痛的临床症状相似，特别是“久则羸瘦”，首次描述了由恶性肿瘤晚期所引起的恶病质的情况。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指出某些肿瘤“至牢有根”，描述了恶性肿瘤患浸润性生长的重要特征，所记载“乳石痈” 的皮肤 “肿结皮强，如牛领之强”，首次描述乳腺癌组织侵犯皮下组织和淋巴管后，淋巴管被癌栓堵塞，淋巴回流受阻，使乳腺皮肤粗糙，出现“橘皮样”改变。
张机在中医肿瘤学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发展了《黄帝内经》瘀血学说，提出瘀血致劳（干血劳）的理论，是后世肿瘤学中“驱邪可以扶正”理论的始祖，并记载了鳖甲煎丸、大黄
虫丸等以活血化瘀为特色的传承至今的中医治疗肿瘤的经典名方。它发展了《内经》的“邪之所奏，其气必虚”的“正虚”理论。
汉代著名医家华佗在《中藏经》中指出：“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发展了《内经》中有关肿瘤病因的说法，认为肿瘤的起因还因脏腑的“蓄毒”所生，提出了肿瘤发生的毒邪学说。
《诸病源候论》不但分门分类记载了许多肿瘤及其症状，如“癥瘕”“积聚”“食噎”“反胃”“瘿瘤” 等病证，而且还论述了这些病证形成的原因与病机。如将“噎膈” 按其病因分为气、忧、食、劳、思五噎和忧、恚、气、寒、热五膈，为后世医家鉴别噎与膈奠定了基础。
到了隋唐时代，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上日渐成熟。葛洪用海藻“疗颈下结囊……成瘿者”，到目前为止，海藻仍然是治疗甲状腺肿瘤的常用药。而当时盛行的炼丹术制成的“红升丹”“白降丹”之类的药物，对肿瘤的治疗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如华佗治疗噎膈反胃方中有丹砂等。这些丹剂药对体表，黏膜肿瘤的外治方法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唐代孙思邈的著名《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记载了诸多治疗肿瘤的方药，并且有许多是虫类药物，如蜈蚣、全蝎、僵蚕等，为后世使用虫类药物治疗肿瘤提供了借鉴。此期中医在肿瘤的病因病机与治疗上已基本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
《诸病源候论》甚至记载了“缝亦有法” 的外科手术方法。唐太宗时期的《晋书》载有用外科手术治疗眼科“大瘤疾”的病例：“初，景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但由于手术治疗在古代中国面临的多种困难，使得中医未能发展出类似现代西方以外科手术治疗为基础的肿瘤治疗策略。
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唐代之前的中医对体表的肿瘤描述较多，记载的治疗方法也较多，并且比较成熟，但对内脏肿瘤的记载相对较少。同时，当内脏肿瘤出现典型症状时，通常已是晚期，治疗较为困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