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区域文化研究现状

第六节　江苏区域文化研究现状

江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1996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把江苏建设成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2001年制定《江苏省2001—2010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纲要中指出：“江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及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流派，要在加强研究、保护的基础上继承创新，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

在此背景下，江苏省大多数地市都先后提出建设文化大市的目标，扬州、南通等地级市和宜兴、仪征等县级市还制定了《2001—2010年文化大市建设规划纲要》，江苏区域文化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城市和高校成立了区域文化的研究会或研究所。近十多年，该领域公开出版的在互联网上可以检索到的学术专著、教材、论文集有数十部，学术论文有数百篇，其中吴文化的研究特别突出，论文和专著都要占一半以上。区域文化的研究成果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发旅游资源、招商引资、城市建设规划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宏观研究少。将江苏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省区文化研究的论文、专著都较少。王长俊教授主编的《江苏文化史论》在后记中指出：“江苏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成就，可是至今没有一部全面研究江苏文化的学术专著，我们试图填补这一空白。”而在此书以后，至今还未见第二部全面研究江苏文化的学术专著。二是吴文化研究突出。相对于吴文化的研究投入和研究成果，江苏境内其他地区的区域文化研究存在较大的差距。三是部分研究者学风不够严谨。主要表现为对本地文化的溢美和对相关文化资源归宿地的证据不足的争夺，研究中相当多的分歧意见也源于此。

江苏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存在的分歧，影响全局的认识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如何划分江苏省境内的文化区域

（1） 五分法。以王长俊主编的《江苏文化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书禄主编的《江苏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为代表，把江苏境内的区域文化分为五大块：吴文化，以苏、锡、常地区为中心；金陵文化（宁镇文化），以南京、镇江为中心；徐淮文化（楚汉文化），指徐州、淮安、宿迁以及连云港、盐城的部分地区；维扬文化，以扬州及泰州为中心；苏东海洋文化，指南通、盐城及连云港的海岸区域。

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的主要有镇江和南通的研究者。严其林在《京口文化刍议》中指出：“镇江地域面积不大，但文化积淀深厚，文化内涵丰富，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区别于同处长江下游其他地域历史文化的个性。……镇江地域历史文化以什么名字代称比较恰当呢?如果说以维扬文化代称扬州、泰州地区的文化，以金陵文化代称南京地区的文化，以吴文化代称苏州、无锡地区文化为众所认同的话，那么以京口文化（或称京江文化）来代称镇江地区的历史文化就十分恰当。……京口文化与金陵文化虽同处宁镇地区，但京口文化自有其鲜明个性，且历史上从未成为金陵文化的附属。”此说得到了镇江本地研究者的响应。沈启鹏《南通城市文化特色研究》提出：“从江苏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大类地域文化：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文化，婉约柔美；以徐州为中心的汉文化，强悍刚直；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文化，南北兼得；还有以扬州为中心的淮扬文化；以南通为中心的江海文化。”这些观点，目前还未得到其他地区研究者的认同。

（2） 四分法。罗宗真《吴地文化研究之我见》：“吴地文化是江苏四大历史文化之首（余为汉文化、六朝文化和明文化）。”这方面的详细论述不多见。按目前较常见的理解，吴地文化应是以苏州、无锡为中心的，江苏地区的汉文化中心应是徐州，六朝文化和明文化的中心应是南京。但六朝文化和明文化谁是南京文化的“龙头”，研究者们似乎意见并不统一。

许辉《六朝文化与江苏文化大省建设》：“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等6个朝代）古都，在长达300多年的六朝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六朝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文把六朝文化基本上等同于金陵文化，“就江苏地域来说，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除已述的六朝文化或南京地区的金陵文化外，还有苏南地区的吴文化、徐州地区的两汉文化、江淮地区的江淮文化或维扬文化等几个区域文化圈，推进江苏的文化大省建设，开展对这些区域文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但也有研究者更强调“明文化”的，梁霖《南京实现“两个率先”进程中如何打好“明文化”旅游牌》表述了另一种意见：“南京历史悠久，文脉悠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六朝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革命文化等四大特色文化。在这四大特色文化中，本文认为应以‘明文化’为龙头，‘龙头动，则全身皆活’。以更好地促进南京旅游产业的发展，迈向更高的平台。”

四分法的另一种意见实际上是在五分法的基础上忽略苏东海洋文化。李宗植《发挥江苏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说：“金陵文化、淮扬文化、吴文化、楚汉文化既是江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独具特色、个性鲜明的区域文化。”这也是《江苏省2001—2010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中的提法。但是，当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后，当地的原有文化积累和新的文化特征必然要有自己的要求，忽视沿海文化显然也是有待讨论的。

（3） 二分法。沈立人《弘扬长江文化振兴长江经济》：“长江三角洲，应当包括长江下游的南北两岸，不仅是江南的沪、苏、杭一带。这里，南边是吴越文化，北边是淮扬文化，与更南边的闽台文化、更北边的齐鲁文化以及西边的楚文化或中原文化，紧密有关，相互渗透，共同构筑为大汉文化的坚实柱石。”朱黎霞、陶忠元在《浅谈江苏南北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尽管江苏地区由古至今发展形成了好几种区域文化，如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吴文化等，但按照其发展区域来看，可以长江为界，概括的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江北地区的主导文化为淮扬文化，而江南地区则为吴文化。”长江贯穿江苏中部，母亲河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只是自然方面的，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显而易见是巨大的，从历史的大走向看，二分法是有理由的。

（4） 三分法。蔡健、杨海平《江苏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构想》：“江苏从地理位置上分为苏南、苏中、苏北，苏南以吴文化为主要特色，苏中以古隋唐文化为主要特色，苏北以江淮文化和古汉文化为主要特色。”“苏中”是个有争议的概念，其地理范围大致有三种表述：一是把扬、泰、通作为苏中，二是把宁、镇、扬、泰、通作为苏中，三是把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作为苏中。沈山、安宁、戴先杰《1980年代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研究回顾与前瞻》一文指出：“江苏省政府在制定‘十五’计划时对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作出了新的界定：苏南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五市，苏中包括扬州、泰州、南通三市，苏北包括徐州、盐城、连云港、淮安、宿迁五市。”苏中的概念实际上是将苏北地区的沿江三市作了新的划分，如此划分可以突出这三市经济实力较强的现实状况。

综合以上的划分方法，各自有着自己的逻辑依据。二分法和三分法实际是以自然屏障来划分区域文化。江苏地区较大的河流是长江和淮河，这两条河在历史上常常成为南北朝廷长期对峙的前线，因此江南和江北、淮南和淮北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文化差异。一般认为，长江和黄河是我国的两条母亲河，中华文明就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两河文明。在江苏境内，淮南主要受长江文明的影响，淮北主要受黄河文明的影响。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如安宇《淮海文化及其形成的地理环境》一文中提出：“决不能把淮河流域都划为长江下游或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是其他文化所不能代替的。”我们目前的看法，还是赞成五分法，既考虑到了历史的积累和人们的认识习惯，同时也注意到了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2. 对各文化区域如何命名

有些区域文化的命名比较随意，使研究者之间较难对话，受众也难以理解。除了直接用现行的行政区命名文化以外，各地学者还喜欢用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地名或表现地理环境的名称来表示区域文化。如吴恩培《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指出：“由于‘吴文化’的概念众说纷纭，时至今日，在众多的研究文章中出现了众多的概念，如‘狭义的吴文化’、‘广义的吴文化’、‘大吴文化’、‘吴地区域性文化’、‘吴国特色文化’、‘吴国文化’、‘先吴文化’、‘古吴文化’、‘太湖文化’、‘江南文化’等等……概念的众多、繁杂和缺少文化架构的整体叙述，从受众的角度来认识，广大读者往往困惑于这些内涵、外延皆相互重叠的不同概念。当然，也就不利于受众对这一文化研究的关注和参与了。”在吴著中提到的这些名称，目前以“吴文化”使用频率最高。

其他区域文化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南京为中心的区域文化，除“金陵文化”和“宁镇文化”被提及外，经常用到的还有“六朝文化”、“明文化”；以扬州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常用的称呼除“维扬文化”外，“淮扬文化”、“江淮文化”等也常常提及；以徐州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常用的称呼有“楚汉文化”外，“徐淮文化”、“淮海文化”等也常常提及。学者们在运用这些名称时，常常有些区别，而且非常想把这些名称区别得非常清楚，陈军《吴文化研究的反思》：“吴文化是指商代晚期相传太伯奔吴时始至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二三年（公元前473年）吴被越所灭这一特定的约700年左右的时间里，吴国范围内的文化史，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超出了这个时空概念就超出了吴文化的研究范围。”有些学者则愿意作更细的区分，如高燮初《大吴文化研究纵横谈》：“在长期的发展中，吴文化形成了先吴文化、吴国文化、吴地文化三个时期。”“先吴文化，从太湖三山文化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有时我们把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河姆渡文化也列入序列，‘吴越’同源之说是有道理的。这是考古文化阶段，是吴文化的源头。从商末岐山下的周太伯、仲雍南奔吴地梅里（今无锡市梅村镇），与当地荆蛮结合，建立勾吴、吴国，经近700年的传承，至夫差亡国，我们称之为吴国文化。从越灭吴，楚兼并越，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吴国转为大一统下的一个地区，称为吴地。以后经历代王朝更替，从统一到分裂，再从分裂到统一，作为一个地域，它的文化继续存在和发展着，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有鲜明的个性和自身的风采，我们将之称为吴地文化，或吴中文化、后吴文化。”但也有些学者出于宣传本地区文化的需要，往往不喜欢或认为没有必要区别得过分清楚，而且这些区别一般受众也很难以把握。

在命名问题上，用现行的行政区命名区域文化受到了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和有地方政府资助背景的学者欢迎，我们可以看到有以“南京文化”、“扬州文化”、“无锡文化”、“苏州文化”、“南通文化”、“常州文化”、“镇江文化”、“常熟文化”命名的专著和论文。这种命名方法的优点是区域范围固定，同时有淡化相邻强势文化区中心地位影响的想法；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区的学者又常常更喜欢用一些有历史文化内涵和模糊地理区域的名称来强调本地区域文化中心地位的影响特点。

3. 对区域文化的形成渊源、地区的辐射力大小强弱、区域文化的核心区域所在地的不同见解

以吴文化为例，研究者们对吴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吴文化的中心区域有无变化、吴文化的地域范围等问题都有不同的见解。

关于吴文化的起源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太湖流域的原始文化是主要的起源；二是认为宁镇地区的原始文化是吴文化的主要源头。王友三主编《吴文化史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说：“吴文化是由镇宁地区和太湖流域范围内的若干原始文化汇合而成的，其主源应为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和湖熟文化;而太湖流域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序列，以及宁（波）绍（兴）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也是吴文化所不可缺的文化来源。”王文钦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在《太湖流域先吴文化琐谈》一文中指出：“我们不难发现，把吴文化解说为从一万年前太湖三山文化就已开始直到本世纪初转型的吴地文化，再把晚于太湖三山文化几千年之久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湖熟文化作为吴文化源头所犯的‘时间定位’的错误。当你正确地指出‘在这一区域文化圈内，苏州、无锡两地从吴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处于理所当然的核心位置’时，当你把稻作文化、丝织文化、玉文化、印纹陶和釉陶文化以及具有清浊声母之别的吴语，当作吴文化发祥的特有端绪，将苏州园林、惠山泥人、宜兴紫砂、吴门刺绣、吴门画派、吴歈歌谣、评弹昆曲、桥梁建筑等作为吴文化的具体文化特色时，又不把太湖流域灿烂辉煌的原始文化、对后来吴文化发展显然有很大影响、对吴人的主体意识和情操起着孕育作用的本地史前文化内涵看作吴文化主源，而是把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说成是吴文化主源，不能不说这里犯了个‘空间定位’的错误。”论者主要以宋元以后的吴地的区域文化特色来推断吴文化的源头的论证方法也不一定正确。由于战争和居民的大规模迁徙，吴地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重大的文化转型，因此以所谓“时间定位”、“空间定位”的方法来确定吴文化的起源本身就是缺少说服力的。

关于吴文化的历史影响，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太湖流域始终是吴文化的核心区域，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吴文化的核心区域由于战争、移民、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是有变化的，宁、镇、扬不仅在历史上曾是吴文化区域，而且曾是吴文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汪长根、王明国《论吴文化的特征》中说：“有人认为，吴文化说到底是苏州文化，苏州是广义吴地的核心地区，也是吴文化的核心区，苏州文化代表了吴文化的精髓，反映了吴文化的本质特征。”对此，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表示了不同意见。

董楚平《吴越文化概述》：“西周时期，吴文化的中心在宁镇。到春秋时期，吴文化由宁镇逐渐扩大到太湖地区。汉代以后至今，二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吴会平原。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的精英向上海聚集，上海成为吴越文化的中心点，并向西作扇形辐射。”

王赓唐《提高理论水平，改进研究办法》：“历史告诉我们，‘吴’的命名并不能为吴古国所独占。春秋末期吴国虽为越国所灭，但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有以‘吴’命名的都城和宫殿，有以‘吴’命名的物产，有以‘吴’命名的语言和学派、画派。吴地则是泛指今江苏、上海及浙江、安徽一带地方。记载这一带的地理典籍，有《吴郡志》、《吴地记》、《吴郡图经》等等。总之，‘吴’可以成为这一区域或其中一部分通用的命称。”文章还指出：“公元三世纪二十年代，时魏、蜀、吴三国鼎立，孙权称吴王，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后称帝，是为吴大帝，其势力范围，扩展至长江中下游，南至福建及两广，越南北部和中部，中国的东南沿海都属吴国。五代十国时。杨行密受唐之封为吴王，拥有今江苏、浙江、安徽一部分领土，且向西扩展至湖北境内。杨行密建都扬州，因此长江以北沿江一带均属吴地区域范围。”

叶文宪《东晋南朝北人南徙对吴文化的影响》：“吴郡是孙权的发迹地，但他并没有在吴郡久住，建安十四年（209）孙权就自吴徙京口（今镇江）。建安十六年（211）又徙至秣陵（今南京），改称建业。建安二十六年（221）曾迁都武昌。吴黄龙元年（229）又还都建业。后来孙皓也一度以武昌为都。可见三国时代东吴的政治中心，一直是在建业与武昌之间游移。屯田是孙吴政权的经济支柱，孙权曾在庐江（今潜山）一带大规模组织军屯，民屯的中心则在毗陵（今常州），毗陵设有典农校尉，屯田客多达数万人。另外，在宁镇地区的江乘、湖熟、溧阳、于湖都设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或督农校尉专管屯田事宜。可见东吴的经济重心也在建业附近及建业与武昌之间，和政治中心是一致的。”文章强调指出：“南朝梁武帝时，建康已发展为一个有28万户家庭的大城市，而吴郡11县总共才2.5万户。太湖地区既不像宁镇地区那样有大量北人移入，自然条件又对开发不利，所以开发程度和文化发展明显不及宁镇地区。”

鉴于以上研究状况，我们以为江苏区域文化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应引起注意：

理清各个历史阶段在江苏境内的区域文化的发展情况。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时有变迁，各历史阶段江苏境内占主导性的区域文化是有变化的。需要鉴别各地的成果，剔除过分受地方倾向影响的一些片面结论。在这一部分中，要关注被许多研究者忽视的文化断层和文化变形现象。因为在江苏历史上，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人口灭绝或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后来定型的区域文化并不是该地区原先的文化。因此既应该说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更需要说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如叶文宪《公元前6世纪～公元3世纪吴地的居民变迁与文化转型》一文中指出：“（战国时期）当越人横行淮泗之时，在江南吴国故土上似乎并没有多少越人或吴人居住，因为我们现在在吴地所发现的战国时代遗存都是属于楚文化的，而不是越文化的，更不是吴文化的。……武进孟河、苏州虎丘、青浦福泉山、绍兴漓诸与凤凰山等地所发现的战国时代墓葬就完全是楚式的竖穴土坑墓，深3～4米，木椁或棺外用胶泥填实，出土器物也都是楚式的。”“在今江西、福建、湖南、岭南、广西等地，战国秦汉以后的百越文化遗存中都有一些来自吴越地区的文化因素，它们标示出了越人迁徙的去向。这样，楚灭越后在吴地出现了楚人置换越人的局面，吴地的文化发生了从吴越文化向楚文化的转型。”这一说法得到的一个验证就是秦统一后不过15年就在吴地起义的项羽，后来自封自己是“西楚霸王”而不是“吴王”。“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经过战国秦汉三国的居民变迁与文化转型，吴地文化已经完全属于汉文化的范畴，其所具有的地方特色，充其量只能被看做是汉文化中的一个区域类型。尽管我们仍然可以称它为‘吴文化’，但其内涵与春秋以前的吴文化已有很大差异了。”

理清省内几个主要区域文化发展状况。当然各区域文化的重要性不是一律均等的。在江苏境内，吴文化、维扬文化、金陵文化和楚汉文化确实是历史上影响较大、特色比较鲜明的区域文化，可以看成是四个主文化区。除这四个主文化区外，还应划若干个亚文化区。如南通，南通的西北部受淮扬文化影响较大，而东南部受吴文化影响较大，其语言、民俗等都有较大的差异，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归在哪个文化区都不适宜，作为亚文化区比较合适。再如镇江，镇江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上曾经是吴文化的核心区域，曾为三国时吴国的国都。它与南京同在宁镇山脉，但在文化上似乎与扬州更接近，镇江和扬州的方言差别非常小，因此镇江市民也是扬剧和扬州评话的主要受众。镇江的饮食文化也与扬州一样，流行的是淮扬菜系。刘海鸿《淮扬菜——富有诗情画意的饮食文化》：“淮扬菜的‘淮’是指江苏淮阴一带，以淮安为代表，‘扬’自然是江苏的扬州了。淮扬菜是淮安、扬州、镇江三地风味菜的总称，肴馔以清淡见长。淮安、扬州、镇江自北向南以狭长的三角形状连接，地处长江和南北大运河之滨，不仅是南北沟通的交通枢纽，也是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但隔江相望的两地学者很少把这两地的区域文化合并起来研究，也很难用一个名称让两地的学者都愿意接受。可以划作亚文化区的还有盐城、连云港、淮安等。

【注释】

[1] 参见：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金毅.中国文化概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2] 参见：王长俊.江苏文化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 999；陈书禄.江苏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