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佛教的发展历史

二、 吴地佛教

佛教从东汉开始传入中土，吴地是最早传播佛教的地区之一。东汉高僧安世高云游各地，曾到吴地传教。222年，佛教居士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孙权请教他佛教经义，拜为博士，支谦翻译了《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大阿弥陀经》、《太子瑞应本起经》、《首楞严经》等佛典，是三国时期译经最多的佛教学者。

孙权于赤乌十年（247），名僧康僧会至建业，他是天竺人，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自南而北传播佛教的僧侣，孙权为其建佛寺，号“建初寺”，是有史记载江南建寺之始。之后，孙权为乳母陈氏建通玄寺，唐初改称开元寺，后易名为报恩寺，是苏州历史最悠久的寺院，著名的北寺塔即矗立于此。孙权之母吴国太在无锡西高山修建了4座庙庵，其中以崇福寺最为有名。位于吴江县震泽镇的慈云禅寺、慈云塔也建于三国，相传孙权与刘备联姻后，将其妹骗回江东，不让她还蜀。孙夫人在此建起宝塔，常登塔望蜀，盼与刘备团聚，故慈云塔又称“望夫塔”。

两晋时期，中原不少名僧避难渡江，在南方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东晋南渡之后，谈佛说玄成为名士的时尚。苏州灵岩山的灵岩寺是东晋末年陆沅舍宅而为。东晋时司徒王珣与其弟司空王珉在虎丘山建别墅，各捐为寺，东西并立。无锡现存最早的寺庙崇安寺是东晋哀帝时所建。

到南朝，佛教更加兴盛。南朝统治者及文人学士大都崇信佛教。佛教至梁武帝时发展到了顶峰。梁武帝原来信奉道教，即位后第三年宣布舍道归佛。他广建佛寺，盛造佛像，自己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奴，并受持菩萨戒。常州武进万绥乡是梁武帝的故里，相传梁武帝于508年舍宅为寺，建成“慧炬寺”。智宝律师（即宝志）曾来此讲经，故宋代改为“智宝禅院”。503年，苏州吴县秀峰寺建成，并建有宝塔。516年，西域智积和尚来此聚众弘法，梁武帝赐额“智积菩萨显化道场”，秀峰寺遂名扬全国。常熟名刹兴福寺初建于齐，乃倪德光舍宅为寺，名曰大慈寺，寺内有巨石，大如伏牛，上有花纹，左看像“兴”，右看像“福”，便改称“兴福寺”；又因它位于破山之麓破龙涧旁，所以又称“破山寺”。此外，无锡的保安寺、祇陀寺、护国寺（后改名为南禅寺）、惠山寺，吴县东山的灵源寺，昆山的般若寺等，都很有名。无锡县安阳山翠微寺僧人大觉禅师曾到日本，设计建长寺方案，后来成为日本建长寺派的开山始祖。

著名高僧竺道生认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众僧以为邪说，将他逐出建康育园寺。道生遂东迁居苏州虎丘山，聚众讲《大般涅槃经》，传说讲到“一阐提人皆有佛性”时，群石频频点头。这“点头”石至今仍是虎丘一景。

盛唐时期，天台宗九祖湛然是宜兴人，投奔天台八祖左溪玄朗求学，玄朗向他传授天台止观法门。湛然研究了十年天台之学，从学者随湛然学道，“如群流之趣于大川也”。天宝七载（748），三十八岁的湛然在宜兴君山乡净乐寺正式出家，到吴郡开元寺宣讲止观法门。湛然不畏艰难，以中兴天台为己任，撰写论著，批诸宗义理，阐天台大法。在他的努力下，天台呈现中兴，湛然声誉日高，玄宗、肃宗和代宗都曾征召他进京，他都是“辞疾不就”。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论是其最有特色的思想。华严四祖澄观曾从湛然学习《法华》、《维摩》等经疏。

寒山寺位于苏州城西枫桥镇，建于梁代天监年间，初名“妙利普明塔院”，相传唐代高僧寒山、拾得曾在寺修行，遂改名寒山寺。唐代诗人张继夜泊枫桥，写作了一首著名的《枫桥夜泊》，脍炙人口，使得寒山寺名闻中外。

唐代禅宗在吴地广泛流行。大毓禅师和伏虎禅师分别在宜兴铜官山的芙蓉寺、胜果寺作过道场。禅师法融到常州化缘募粮，“筑室十余楹”，这便是常州的千年古刹天宁禅寺的前身。

宋元时期，吴地佛教以净土、禅两宗最为流行。禅宗临济宗的绍隆住苏州虎丘，创虎丘派。虎丘派的祖钦使临济宗大盛于吴越一带。净土宗在宋代已形成一固定宗派。该教主张禅净一致，认为只要信愿念佛，死后即可往生净土。宋末，净土宗茅子元编成《莲宗晨朝忏义》，在平江淀山湖建立“莲宗忏堂”，自称白莲导师，提倡念佛，厉行菜食，形成白莲宗，其徒称作“白莲菜人”。该宗在江南迅速蔓延，后来与弥勒信仰相混合，形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

明清时期，吴地的佛教仍以禅宗为最盛。宜兴人圆悟是临济宗三十世传人，大振宗风，先后主持六大名刹，其剃度弟子三百余人，嗣法者有常熟三峰的法藏、句容宝华山的通忍等12人。

明清时代，净土宗继续占据着佛教大宗的地位。明代佛教的四个高僧袾宏、真可、德清、智旭都主张净禅双修或性相融通。真可，吴江人，17岁时仗剑远游，行至苏州，遇虎丘僧明觉，便从之出家，他于万历十七年（1589）以明《北藏》为基础，校明《南藏》，创刻方册大藏经。智旭，别号“八不道人”，苏州吴县人，24岁从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出家，27岁起遍阅律藏，成为一代名僧。

除佛教、道教以外，其他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纷纷在不同时期传入吴地，传教布道，共同创造了吴地的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