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及其公共性
第一节 社会的概念及类型
一、社会概念的发端及变迁
我们从汉语语境中寻找社会的相关解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社会是如此解释的：“1．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五种基本形态。2．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从历史起源考察，社与会在中国传统中原本是不相干的事物。旧时于春秋社日举行迎赛土神的集会。春社时在仲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迎赛土神以祈农事；秋社时在秋收（立秋后第五个戊日），迎赛社神以表谢意。亦用以称村塾逢春秋祀社之日或其他节日举行的集会。
在西方，所有与社会相关的词语均源于拉丁语的socius一词，意思是伙伴。日本学者先将英语的society翻译为社会，近代学者在翻译日本学者的著作时，沿用此词。由此，社会在中文中才第一次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词。[1]
与文化一样，社会是一个比较宽泛和难以定义的概念。从主体的角度讲，社会一般是指由具有自我生产能力的个体聚合而成的群体，这个群体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并且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因此，社会和文化一样，都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狭义的社会，也被称为“社群”，一般指一个小的人类群体活动和聚居的范围，比如村、镇、城市、聚居点等；广义的社会包括的范围很广，小到一个村落、一个市镇，大到一个省、一个国家、一个洲甚至一个文化圈，比如我们经常称呼的区域社会、英国社会、东方社会、东南亚儒家文化圈或西方世界，均可作为社会的广义解释。
社会学对于社会的定义，学界分为两大派别，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认为社会要么是唯名论，要么是唯实论。社会唯名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它是许多具有同样特征的个体的集合，个体是实在的，社会只是一个虚名，个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个人行为的细节上，或者从其行为中可能推知的事项上通过理解的方式加以研究。社会唯名论源于中世纪欧洲经验哲学的非正统派唯名论，这种哲学思潮否认一般的客观实在性，否认概念的客观内容，认为只有个别事物（特殊、殊相）才是真实存在的，而一般事物（概念、共相）不过是人们用来表示个别的东西的名称；个别才是科学的对象，一般则是逻辑的对象。
社会唯实论来源于中世纪欧洲经验派哲学的正统派唯实论，它与唯名论相反，主张一般脱离个别、先于个别而存在，一般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是对事物共性（普遍性、相似性）的抽象。社会唯实论是唯实论观点在社会理论中的贯彻或表现。社会唯实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制度和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它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约束性。社会虽然由个人组成，但是自从人与人组成一个集体后，社会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社会现象就由集体的行为和活动所产生，不能再还原为个体的生理或心理现象。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
在笔者看来，社会这个概念主要表达了一群人为了某种共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而结成的行动群体和行动单位，这个行动群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还可以是组织。在这个群体和单位中，人们通过共同生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进而结群，形成某种社会组织。
二、社会的类型
社会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美国社会学家伦斯基（Gerhard Lenski）把社会根据科技、信息交流和经济等标准分类为：（1）捕猎社会，捕猎社会的人们通过猎捕食物和直接采摘可食用果实获取生存的必需物质；（2）低级农业社会；（3）高级农业社会；（4）工业社会。捕猎和采集为主的部落定居下来成为农耕村镇，而村镇又会逐渐发展为城市，城市最终成为城邦，或者国家。[2]
卡尔·马克思以物质生产方式为依据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并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后来人们将社会基本形态概括为5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
当前，学界对于社会类型主要从社会赖以生存的方式进行分类，主要分为：（1）狩猎与采集社会。其特征为：人们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果实生存，社会群体规模较小，主要建立在血缘和亲属联系的基础之上。生活区域变动不居，流动性差，劳动分工不明显。（2）畜牧社会。这种社会一般存在于不适于耕作而适于放牧、饲养牲畜的地区。其特征为：农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社会开始出现等级划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制度开始形成。（3）初民社会。是随着人们初步掌握耕作方法而出现的。特征是：农作物的种植与驯化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狩猎与采集果实降为次要方式，出现了较大规模定居的社会群体，群体中的不平等和阶级分化开始出现。（4）农业社会，又称前工业社会。是随着铁器的使用发展起来的。铁器的使用，畜力、风力、水力的应用，为较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小作坊手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社会剩余产品大量出现，社会阶级体系和分层体系更加巩固，官僚制度、官僚阶层有很大发展。（5）工业社会，又称现代社会。是自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蒸汽机、电力等机械动力代替人力、自然力之后，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开始形成。出现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城市化和劳动分工体系的专业化，形成了现代的官僚制度，以及教育、医疗、保险、服务等现代化社会机构与制度。同时，业缘的社会关系逐渐取代了血缘的、亲属的社会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学家又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认为在这种社会中自动化、信息技术将得到普及和发展。其特征是：从生产产品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专业与技术人员居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在中心地位，并且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控制技术迅速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以及创造出新的“智能技术”。[4]
除了上述的社会类型划分法外，社会学还从社会组织形式上区分社会类型，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提出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前者又称共同体，指传统的社会。后者又称交往社会，指现代工业社会。此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从文化角度将社会区分为无文字社会或曰文字前社会和有文字社会，以有文字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
现代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强烈反对以某种单项指标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分类的方法。事实上，更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证据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类型不能单纯依靠某种单一指标进行，而需要多种复杂性指标包括文明、人口增长、密度、专门化等进行分类。另外，文明相对论作为普及的途径／伦理已经广泛代替了以前关于文明的原始概念——较好／较差，或者发展过程（包括物质文明、科技和社会组织）。
第二节 社会的构成
一、社会学考察社会构成的几种角度
（一）个体、群体、社会的角度
研究社会与文化，我们必须区分清楚社会的构成，即社会分为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次，而我们对社会的考察也基本从这三个层次进行。
首先是个体的角度。在社会唯名论看来，个体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社会除了个体，其他都是虚名，都是非实体。因此，研究社会与文化，个体是无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途径。
其次是群体的角度。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由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社会唯名论认为，群体也只是虚名。然而社会唯实论认为，群体是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实体。社会就是由各种不同的群体组合而成的。
最后是社会的角度。社会是由个体和群体构成的一种行为和思想的组织体系。它是个体与群体的综合体系，是一种较为固定和持久的人类结群方式。
（二）社会结群方式的角度
社会学也经常从人们结群的方式进行考察，这种结群方式一般分为：血缘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等。
血缘组织是指人们以血统的或生理的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血缘是人的先天联系，它是与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在东西方文化中，重要的血缘组织类型包括种族、氏族、宗族、家族、家庭等。不同的时代，血缘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初民社会中，血缘组织是唯一的组织，即使到了后工业社会的今天，人们依然依靠血缘组织进行结群。
地缘组织是人们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形成的另外一种结群方式。它是居住在一定空间区位的人们通过血缘或者互动形成相互联系，进而结盟，形成社会组织。在初民社会早期，人们在定居农业出现之后，地缘关系开始形成，地缘组织也随之出现。由最初的定居点到村落、到集镇、到城镇、到城市，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地缘组织一直是人类结群的主要方式。
业缘组织是在血缘和地缘组织发展基础之上，在城市出现之后的一种人类社会结群方式，它是人类社会对于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结群方式的突破。此时，人们开始根据社会分工和职业为基础结群。在初民社会，人们之间的分工只是简单的性别和年龄分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分工开始复杂化。随着分工的复杂化，人类社会开始根据不同的职业进行结群，进而形成各种各样的职业组织和行业组织。业缘组织的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三）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
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的关系问题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分歧集中在对社会的研究应以宏观分析为主还是以微观分析为主。一些学者强调应把微观分析放在首位，他们认为宏观的结构分析是微观的互动关系的固定化与模式化；一些学者则认为，宏观的社会结构是微观的人际互动关系的现实制约因素。另一些学者试图调和二者的冲突，找出一种连接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链条。现代结构理论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宏观社会学侧重研究社会整体、社会和各个子系统、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流动、社区、社会变迁等社会现象。比如社会结构分析经常从规模、分化、异质性、不平等宏观方面研究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结构整合的作用。这类研究通常称为社会的宏观分析，或宏观角度的分析。
微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互动、社会角色、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等社会现象，侧重于研究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比如微观分析经常从人际互动的观点出发，努力寻找宏观结构的微观动力，美国社会学家R．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就是微观分析的代表。这类研究通常称为社会的微观分析或微观角度分析。
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是社会学学科的内在张力，同时也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对于我国正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说，坚持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统一和结合，既研究社会结构，也研究社会互动，因为社会互动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只有把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互结合，我们才能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更加透彻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拨云见日，把握社会事实和社会的真相。
二、社会的构成
此处的社会构成是指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从总体角度考察，笔者认为，社会主要由自然环境、个体的人、文化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它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生活与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人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自然环境是指与人类社会生活相联系和产生交互作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由生态环境、生物环境和地下资源三部分组成。自然环境制约了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自然环境提供了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来源，是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自然环境影响社会发展速度，使人类社会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样态；自然环境通过对生产、经济的外在制约影响到人们的心理、行为、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人类社会同时也反作用于自然，并改变着自然环境：人类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开发、利用、改造、破坏、污染和治理等方面；人口的增多导致的结果是向自然索取得更多，从而对环境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效果；人口的经济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社会制度同时也制约着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改造程度（比如采取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
（二）个体的人
个体的人是社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要素，个体的人通过自身普遍存在的共性如相同的生理构造、生存方式、语言信息符号、沟通与传达方式等为人的结群提供了基本条件。个体的人能够通过创造、发明、创新、采借的方式生产改造社会的工具，从而推动或促进社会的物质生产，形成社会剩余，促进社会发展。个体的人不仅能够推动和促进社会物质生产，而且会制约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人们对于物质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个体的人也会影响社会文化教育和政治生活。
（三）文化
文化是与自然状态相区别的一种社会要素，关于文化这种社会构成要素，在前面笔者已经讨论过，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节 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纯粹“自然"的东西不能称为文化。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是文化的源泉）。在这一节，笔者将从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个体与文化的关系、群体与文化的关系几个角度考察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一、环境与文化的关系
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是辩证的、相互影响、相互生成的关系。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认为，环境能够影响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地理环境对于文明形成与文化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差异性越大的国家和民族，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也越大。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人类的四大文明发源地，分别来自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以及黄河流域的中国商文明。而且文明起源的时间也大约按照以上述说的顺序而定。这四个文明发源地因为地理环境的差异，所造就的文化与文明有着较大的差异。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而这两条河因为经常暴发洪水而给周围居民带来泛滥洪水，同时当地地势开阔，部族之间相互侵略行为时常发生。这种生存环境使得当地人对于自然和未来充满了恐惧。他们的不安全感非常强烈，由此在当地的文化当中，占星术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古埃及文明则与此相反，尼罗河规律性的汛期，给埃及人带来了灌溉农业的便利。同时，古埃及的地理环境使其免受异族人的侵略。在这种环境中，古埃及的文明崇尚至高的秩序感，宗教的力量赋予了法老无上的权力。金字塔最能代表古埃及文明的特点，即稳定、集权与保守。
印度文明与埃及文明类似。印度社会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种姓制度使其社会具有高度的静态性，其文化历经几千年不变，人们因为宗教的原因，缺少变迁的动力，只希望来世能够进入上一个种姓。这种控制力强大而纪律严明的文明社会，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控制。
而中国文明，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与其他文明又有不同。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大草原而与大陆其他的部分隔开。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广漠的西伯利亚草原。这种更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的古文明能够保持传承性和同化力。从积极角度看，这种内陆性文明延续性较强。即使到今天，中国文明依然没有断裂，人们依然在参照几千年前的规范生活。从消极角度看，内陆性文明使得人们安于现状，很少冒险。
二、个体与文化的关系
首先，个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亦即需要与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脱离了这种关系，其他的关系（如改造与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等）都不会存在。
其次，个体与文化是一种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相互纠结的主体间性。个体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意味着个体与文化互为主体。文化作为主体，是由个体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凝结、升华而成的一种特殊的主体形式。个体作为主体，又是文化的表征和外显。个体的社会存在依赖于社会角色结构，不同个体通过进入不同的社会角色而构成文化价值主体。文化价值主体的特性是拟人格性和集合主体性。人类社会生活的过程就是从个体主体到文化主体、从文化主体到个体主体的循环提升过程。
最后，个体与文化价值通过中介进行互动。中介既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联系和表征，它是处于不同事物之间或同一事物不同要素之间起联系作用的环节。在社会领域中，人、社会、文化必须通过中介才能发生联系，人类的物质再生产、精神再生产、自身再生产都需要通过中介进行，比如物质生产就是以生产工具为中介展开的。这种中介性活动使人和动物根本区别开来，并使人超越了当下唯一的、有限的物质世界，进入了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在个体与文化的互动和联结上，中介性是其重要特征。可以说，个体与文化的关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个体与其种群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介不同。社会越发展，中介越复杂，个体与文化的关系自然也就越复杂，人也就越远离动物界。
三、群体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的总和，是人化和化人的统一。文化既不专属于个体，也不专属于社会群体，但同时却具有个体和群体两者的属性。一方面，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创造的成果以及对这种成果传承、保存的方式和手段是先于和外在于具体的个体和群体的，无论个体与群体的情况如何，他总要生存于既定的文化环境之中，接受文化对他的影响、塑造；另一方面，无论文化在形式上如何强大，它都是由具体的个体和群体创造的，只不过不同历史条件下众多个体和群体的创造经过整合、累积、历史的提炼所形成的文化具有超越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个体和群体形式罢了。即使如此，每一个体和群体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选择、接受文化，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对他的塑造。因此，文化汇聚和凝结着众多个体和群体的特征。个体和群体的创造和实践不断地为文化长河注入新的泉流。
第四节 文化与社会公共性
前面笔者分别论述了文化、公共性与社会，本节笔者试图从文化与社会公共性到底有何关系这个角度阐述文化建设对于社会秩序与整合的重要性。
一提起社会公共性，多数人必然想起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在这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领域中，市民可以自由言论，就公共事务进行协商，进而引起一种话语相互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它来自于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的分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级政治的冲破，市民社会才可能从底层生成，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才逐步确立。[5]
哈贝马斯所论及的公共性在于以不同立场、意见的并存为前提进行讨论的场合。这种公共性重视的是人们之间的差异，通过差异之间的沟通，维持、整合社会整体。
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这种公共性显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性不存在，并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公共性的存在。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公共行动也都将不会发生。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来的公共行动不可胜数。在涉及一切与公众利益有关的领域或生活场合，从来不缺少组织者与参与者，也即从来不缺少公共文化的形成和实践。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性并不强调差异，却强调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是“以社会一元化的共同意识、一体感为前提，谋求社会全体的利益”[6]，它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宗族、乡党等初级群体，也包括士绅与地方自治，行会和地方团体，各类宗教组织等。正是这些基本单位和组织及其公共性活动和公共性文化维系和整合了中国历代社会。这种重视社会全体利益的公共性直到今天也没有中断，这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集体利益。
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性表现除历来强调的集体或群体利益之外，还包括对援助社会不幸之人、从事公益活动的观念的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善会、慈善活动、义行等都是这一公共性的体现。
传统文化中敦睦乡邻，也是一种公共道德。这种公共道德要求村落共同体内部的家庭及家庭内部的个体必须处理好个人行为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如有冲突发生，也必须牺牲个体利益，以达到与众人和睦相处的结果。
尽管传统中国文化没有能明确提出公共权威或者公共领域这类概念，也不存在与这类概念相符合的完整规范体系，并且传统的公共性的实施单位只是一些初级群体，然而转型期的文化建设，必须考虑到传统公德思想的延续性影响。
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实践中，民众针对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既创造自己的意义和共同认同，也实践自己的意义和共同认同。民众的这种意义和共同认同既是传统文化公共性的延续，也是民众在新时期主动性的表现和创造。这种创造，既是一种民众自觉的启蒙，也是人们重新找回失去的真、善、美等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再长远一些，把中国社会的转型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那么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社会学界称之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层面，都要因应外来冲击，由此导致无论是政治运动、经济建设还是社会的文化重构，都是自上而下的。人们期望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和建设，再造中国社会的公共性。
迄今为止，学界有关中国公共性的讨论都集中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学者们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出发，考察中国实现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这种讨论多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角度考察中国问题，通过探讨在中国实施正式合法的民主制度（如投票、宪政）的方式和途径，学者们期望达致社会上层与下层的良性互动及社会的民主，从而找寻中国现代化的新途径。
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急剧性，二是它的单一性。所谓急剧性，是指转型是在极短的时期内发生的，并且经历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动，而且这种急剧的变迁目前还正在持续。单一性是指中国社会的转型并不是全面、均衡地发展，而是以经济理性为主，由经济理性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在此，许多与现代化有关的非经济性问题暂时被搁置或者忽视。
这种搁置或忽视导致了中国转型期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的一段话来概括：“进入现代以来，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道德判断的标准只能出于自己，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自我采取的任何观点出发，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那种他想要成为的人以及他所喜欢的生活方式。这种自我可以是任何东西，可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他本身什么都不是，自我不过是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一个‘衣夹’。这种社会现实导致了道德的解体和道德相对主义，它既使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又使我们无从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7]
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确实飞速发展了，但是人们的道德理念也出现了极大的滑坡，传统文化也在急剧变迁。建立在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共同体内部基础之上的文化被市场的力量无情地碎片化。家庭的社会意义缩小，邻里关系几无，社会分工急剧扩大，社会的异质性程度增强，个体的原子化程度加强，民众开始感到孤离感和异化感，没有什么能再提供给民众以生活的意义。
在这种情景下，我们需要通过文化建设来再造中国社会的公共性。文化建设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共性的再造，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层面是哈贝马斯所论及的层面，即由市民的议论导致的公共领域形成；另一个层面是结合传统文化中的“谋求社会全体的利益理念”的公共性。民众通过对文化的辨识和创造，不断实践和再实践上述两个层面，进而在既重视当今社会民众的差异性也重视民众的共通性基础之上，形成一种新的维系和整合社会整体的公共文化。
当然，中国社会公共性再造，其路径有可能是曲折的、复杂的，但是既然中国民众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自下而上地发挥了主动性，创造了文化，创造出了文化之中蕴涵的公共性，那么中国社会向现代性的公民社会的转型前景就是光明的。通过文化建设重构中国社会的公共性，既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景和方向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也能够从文化根源角度改造和培养中国民众的公民精神，进而使得中国走向具有现代性的公民社会。
【注释】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3页。
[2]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4]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9～12页。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8～25页。
[6]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致中文版读者》第2页。
[7]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版，译者前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