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本”思想是扶阳通脉心法的理论基础

扶阳通脉心法的核心就是重阳，笔者认为，在阴阳动态平衡之中，以“阳气为本”是辨治急慢性病特别是辨治心脑病获效的关键之所在。

（一）古今医家的“重阳”思想与论述

阳气是天地自然和谐变化及万物生长化收藏的主动力，也是人体生命功能动力和能量的源泉。

人的五脏各有自己不同的阳气，而真正决定着人体生命整体功能和进程的这个阳气，就是元阳、真阳。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此论将人体之阳气提到了与天（乾）、与太阳一样重要。

《易经》曰：“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在天地自然中，乾为天为阳，天行健，行就是动，动亦为阳，宇宙是恒动的，阳动是主体，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着。而在太阳系中，日（太阳）又是天地运行及自然生化不息的巨大能源，地球（坤）之生命万物在博大深广的乾天中围绕着太阳而健运不息，时空因而时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由此可见，自然界之阳是非常重要的。

天地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天人相应，人体之阳同样重要。

生理上，阳气是人体生命功能的原动力，在重视人体之阳上，历代多有阐述。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精”，均阐明了阳气为人体重中之重，是人体之生命功能活动的动力。

汉代医圣张仲景临证极为重视温阳通阳。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论伤寒，实则是论伤阳，其立法，法在救阳，全书贯穿重阳思想，六经条文，以补中气、益心气、温肾气为重，用温通回阳的附子、桂枝、干姜者不少，桂枝汤及其衍生方、四逆汤、理中汤、真武汤等方，临证用之，历经千年而疗效不衰。

《伤寒论》扶阳气用法多见，且非常灵活，书中113方，用附子者有21方，《金匮要略》205方，用附子和乌头者有19方，用桂枝者35方，凡用附子的方剂皆是治疗阳虚或阳衰寒盛之大病重症的，可见张仲景是非常重视卫护元阳、温阳及通阳的。

如《伤寒论》第20条桂枝加附子汤证：“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此是扶阳解表，用于表证未除，阳气虚弱，阴亦不足的阳虚之表证或表里同病。

《伤寒论》第301条云：“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麻黄细辛附子汤重在温经解表，是主治少阴病兼表证，亦即太少两感证的良方，但临床实际运用大大超出条文范畴。该方由麻黄、细辛、炮附子三味药组成，麻黄发表散寒，《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谓其“主中风、伤寒头痛……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癥坚积聚”；细辛搜邪化饮，《本经》谓其“主咳逆，头痛，脑动，百节拘挛，风湿，痹痛”；附子温经扶阳，《本经》谓其“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破癥坚积聚，血瘕，寒湿，踒，躄拘挛，脚痛，不能行步”。三药配伍严谨，适应证广，且皆是温药，对全身组织器官功能有着较好的兴奋作用，有临床扩大应用的基础，凡辨证属阳虚感寒，表里同病，或内伤杂病，阳虚寒凝，或外寒里饮者，观其脉症，谨守病机，活用此方，或在合病中合用此方，确可做到简便验廉，疗效迅捷。

《伤寒论》第92条曰：“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四逆汤方”。此条“若不差”说明已用麻黄细辛附子汤未解，必是里虚为重为急，故救里为先，投四逆汤以复其阳。

如阳虚水泛的真武汤证。《伤寒论》第82条说：“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此论汗不如法而伤及少阴之阳，致阳虚水泛，治宜温阳利水，方用真武汤。

《伤寒论》第316条指出：“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此乃邪入少阴，病程迁延，肾阳日亏，阳虚寒盛，水气不化，与阴寒之气搏结泛滥而致诸症，与第82条病机同为阳虚水泛，皆治以真武汤温壮肾阳，化气行水。

明代医家张景岳主“阳非有余”论，强调阳在人身的重要性，通过对人身阴阳状况的认识，从理论上阐述了阴阳的至贵，特别是阳气的至重，张景岳有一个至理名言：“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明·张景岳《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将人身之阳与太阳相提并论，认为太阳居于天空之中，照耀大地万物，自然界各类生物得阳光而生机盎然，万物发陈。只有阳光才能生万物，“生化之权，皆由阳气”（《景岳全书·传忠录·阳不足再辨》）。同时，张景岳还认为在生命过程中“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亦惟此阳气”（《景岳全书·传忠录·阳不足再辨》）。

张景岳在《传忠录·辨丹溪》中还说道：“人得天地之气以生，而有生之气即阳气也。”张景岳还根据《素问·生气通天论》重阳之说，进一步阐述了阳气的重要性。他指出“《内经》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此言阴之所恃者，惟阳为主也。又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此言天之运，人之命，元元之根本，总在太阳无两也”（《大宝论》）。

张景岳一系列重阳的理论有力地指导了临床实践。

另一位明代医家李念莪亦认为人体中阳气是占主导地位的，他在《内经知要》中说：“天之运行，惟日为本，天无此日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晦冥幽暗，万物不彰矣。在于人者，亦惟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孰为呼吸，孰为这行？血何由生？食何由化？与天无日等矣，欲保天年，其可得乎？”由此阐明阴阳相生，以阳为主，虽然认为阴阳二气是相互依存，互为化生的，但他对阴阳的看法不是绝对平等的，而是注重阳气的，在生理方面阴阳二者的关系始终是阳气占主导地位，在病理方面，是以阳气占主导地位的阴阳二者关系遭到破坏而引起的脏腑功能失调。在治法上亦独重扶阳，强调“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而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也”。

明代还有一位医家赵献可，独重视肾水命火，其认为“命门无形之火，在两肾有形之中……五脏之真，惟肾为根”（赵献可《医贯·内经十二官论》），首先说明了命门位于两肾之中，肾、命二者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赵氏进一步指出：命门为“主宰先天之体”，有“流行后天之用”（《医贯·补中益气汤论》），说明了命门对人身先后天均有主宰作用，为人身之大主，内具真水真火，特别强调了命门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者，乃命门内具之相火。认为，肾命为人身之至宝，十二脏腑阳气之根，人体五脏六腑之所以能发挥正常作用，主要依赖于命门相火的作用，充分反映出赵氏对人体肾命这个阳气之根生理功能的重视。

赵氏在辨证论治上更是强调火的作用，认为“火乃人身之至宝”（《医贯· 内经十二官论》），火强则生机可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可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之而止，相火在人身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应当时刻保护，不能任意戕伐，凡养生治病，必须认识到命门为“真君真主”，而“欲世之养生者、治病者，的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医贯·内经十二官论》）。

清代伤寒大家郑钦安在阴阳两纲中，特别重视阳气，认为“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医理真传》），“故经云：阴盛者，阳必衰，即此可悟用药之必扶阳抑阴也”。“人身一团血肉之躯，阴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医理真传》），“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医理真传》）。其治病主法，首重扶阳，临证时必首先考虑元气盈虚损伤情况，以扶阳救逆抑制阴邪，善用大辛大热的姜桂附之类来治疗阳虚虚损之证，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的大症、重症，被人尊称为“郑火神”。

近代医家卢铸之持“阳主阴从观”，提出了“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学术观点，强调治病立法，当以扶阳为要诀，其“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的学术观点，将重阳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其传人卢崇汉教授继承祖辈重阳思想，提出了“养生治病，以扶阳为纲，保天下众生长寿健康”的理念，临证立法，重视扶阳，治愈了很多疑难重症。

中医临床实力派医家李可更是将重阳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并在临证中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他在《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中说：“气化之理，全在阴阳二字，一切阴（四肢百骸，五官脏腑，清精水液）皆是静止的，古人谓之‘死阴’唯独阳才是灵动活泼，生命活力。阳为统帅，阴生于阳而统于阳。‘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下焦一点命门真火发动，十二经循行不息，五脏六腑气化周行，生命欣欣向荣。此火一衰，诸病丛生，此火一灭，生命终结。先天之本在肾，生命之本原，所凭者，此火。后天之本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凭者，此火。养生若损此火则折寿，治病若损此火则殒命”“正邪交争的焦点，全看阳气的消长进退，阳虚则病，阳衰则危，阳复则生，阳去则死，阳气易伤难复，故阳常不足。暴病多亡阳，久病多伤阳……一部《伤寒论》113方，使用附子、桂枝、干姜者达90方，可见医圣对阳的重视，曰温阳，曰养阳，曰助阳，曰救阳，对生命之本的阳气，是何等的曲意呵护，关怀备至！”这些都是李老重阳的精辟之论，正因为李老对重阳认识独到而深刻，所以他临证辨治疾病，以《伤寒论》病机而统百病，首重扶阳，特别擅用大剂量附子，救人无数。

（二）笔者如何用“扶阳”理论指导临床实践

《伤寒论》主旨就是扶正祛邪，扶正有三大法：扶阳气、存津液、保胃气。扶正重在两本：先天之本肾（元阳）和后天之本胃（脾）。伤寒实际上就是伤阳，阳伤则正损，活用经方时时重视扶元阳（先天之本）、保胃气（后天之本）是至关重要的。

擅扶阳者如学懂《伤寒论》，则辨证水平可得以升华；善经方者如重视扶阳气，则临床疗效可大为提升。阳气是天地自然和谐变化及万物生长化收藏的主动力，也是人体生命功能动力和能量的源泉。

人的五脏各有自己不同的阳气，而真正决定着人体生命整体功能和进程的这个阳气，就是元阳、真阳。

通过对《内经》《伤寒论》的学习及对古今医家重阳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并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笔者认为，临证重视扶阳的学术思想是经得起临床检验的，只要辨证准确，疗效是非常确切的。因而，在学习和借鉴古今诸位医家的重阳理论思想，以及本人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学术特点：阴阳一体，惟阳为本，扶阳主导，活用经方。

“阳本”就是重视人体生命功能的动力和能量，其理论依据在于经典理论和各位医家的临床经验。

“阴阳一体，惟阳为本”，所谓“一”，乃由“道”生，道是中华文化哲学和中医学最高的范畴概念，是最原始、最基本、最高的存在，道即气也，是虚无之中清阳之气。“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道是阴阳之始基，“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素问·玉版论要》），道生一，一为太极，太极生两仪即阴阳，因而阴阳二者是统一的，即一体的，阴阳蕴含宇宙万物起始以来所有过程的信息，且有独立的、永恒的发展规律，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人体阴阳与天地相合，是一种具有生命意义的含有物质、能量、信息三种特点的功能集合，维持着人体的一切功能活动，为生命之基。

阴阳一体，就是说，阴阳是相互关联的对立的统一体，二者互根互用互为化生，缺一不可，阴阳一体，即为一气，一气周流即阴平阳秘正所谓“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王冰注），总体来看，阴阳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如经典理论和古医家所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景岳全书·本神论》）。

惟阳为本，惟有“只”“思惟（思维）”“想”“但是”之意。阴阳二者并不是绝对平等的，阳是重于阴的，在阴阳整体动态平衡中以阳为本源、为主导，即“惟阳为本”。在中医辨证论治中，要以阴阳为总纲，但在阴阳二气中，阳气为人体生命的原动力，是位居主导作用的，所以在临证辨治中必须处处考虑阳气，顾护阳气，惟扶阳思维为治，温阳、振阳、通阳、回阳，这样才是抓住了中医疗效的根本。

年高之人多阳气渐衰，慢性心脑病证之人，多久病元阳日损，阳气日渐不足，终致脏腑失衡，气血不畅，阴寒凝结而难治，因而，临证辨治，应首明阴阳；立法处方，宜谨守病机，以扶阳为主导，活用经方温通元阳，激活阴阳气化，复常气机畅达，促进气血运行，不仅见效迅速，而且疗效明显。

笔者在临证中，多活用经方，常在方证对应的基础上，重视以扶阳为本，确可大大提升临床疗效。

在活用经方中，笔者非常重视应用附子、桂枝和干姜，对于附子的应用不少，但皆是据证运用，《本经》谓附子“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破癥坚积聚，血瘕，寒湿，踒，躄拘挛，脚痛，不能行步”，其主治范围甚广，但并非一概须用大剂量，在经方中应用附子，有时不论剂量大小，皆可起到温阳通阳的作用，即有强心、改善血液循环及对全身组织器官功能有较好的兴奋作用。

应用附子，关键在于方药剂量之间的配比要与原方相应，要大皆大，要小皆小，而具体使用多大剂量，可因体质、病证而灵活掌握。只要辨证准确，有时小剂量即可见效，小剂量不行时，可再据证逐渐加量。笔者临证体会，阴寒大证，回阳救脱须较大剂量，而用于一般阴证温补阳气时，主证（症）在上焦者，附子轻量即可见效；主证（症）在中焦者，附子须中等剂量方可达到应有的效用；主证（症）在下焦时，附子须较大剂量方可振奋少阴元阳而益火。实践证明，扶阳理论如果领悟了，经方用活了，确是能够大大提升中医临床疗效的，因为，不论何种医学，疗效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