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观看印中知识对话的边缘视角

李政勋：一个观看印中知识对话的边缘视角

韩国的主流媒体描述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时，经常用“腾飞的龙”（中国）和“睡醒的大象”（印度）之类的修辞。经过全球性金融风暴以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了世人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来上海之前，查过韩国有关印度的资料，发现目前韩国对印度的看法比我想像中简单得多。2004年出版的以“明天就是印度”为书名的单行本代表某种潜意识。从这个又简单又直率的题目我们可以想到，该书所主张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确保国际竞争力，韩国绝不能放弃印度这个富有潜力的市场。据这本书的分析，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在内的整个南亚区域的人口数量比中国还更为庞大，韩国资本自然离不开这个区域。

这是一种以韩国跨国企业看印度、以“资本”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立场。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现代汽车公司曾在印度当地生产牌子叫“Santro”的小型轿车。这个车型开始生产没多久，还打破过印度国营汽车公司（跟日本铃木合资的Maruti）历来在小型车市场上的独霸状况。这在韩国国内被推崇为神话般的英雄壮举。在韩国立场看，印度与中国有不同之处，既不是有可能引起涉及领土、历史、文化归属等敏感问题的国家，又不是参加六方会谈、能够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问题的当事国的一方。此外，到目前为止，印度也不是制造业方面的国际竞争中的强硬对手，只是一个韩国跨国企业想闯进去的潜力莫大的“市场”而已。韩国对印度的轻视或者不关心的这种局面，其实和大企业所持的想要扩大国际市场的欲望是揉在一起的。相反，韩国看待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中国也是个庞大的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对手和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很大发言权的国家。普通的韩国老百姓心里有这样一个内在的恐惧感；将来中国的崛起万一变成了追求霸权的路线的话，恐怕第一个处于危险状态的是朝鲜半岛。这种中国的多面性质和韩国人看待中国发展时的心理上的分裂症候，其实是互相连贯的。韩国人能想像的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无非是，中国和印度站在一块儿的时候，韩国落到同时要对付“飞天的巨龙”和“醒来的大象”的困境之中。

我的同事们知道我要参加这场会议，对我表示了关心和羡慕。他们认为，不管会议的具体内容如何，印度和中国会面并共同寻求互相了解已经是内涵极为丰富的事情。同时他们会保持如下的乐观期待，即在以批判性为生命的知识交流会议上，至少韩国人想像中的那种可怕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有些乐观而积极的朋友还会期待着如下的美好后果，即这次知识对话能够形成一个新的契机，给我们提供一个与现行的以“西方”和“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不同的，世界人口的至少三分之一以上、最多将近一半（中印）的人共同参与推动的另一个替代性未来想像。

回到有关南迪先生演讲内容的讨论。拜读南迪先生的文章时我发现，一个最为陌生同时最为回味深长的词汇就是“南半球”（或者“我们南部世界”）。这个词，首先给我一种打破了韩国和印度共同属于亚洲的假设的亲切感。我想到了韩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像宝刀一般经常使用的那套“世界前十名经济规模”的充满信心的自我论述，我无法再坚持把韩国也要当成同属于“南方世界”的浪漫化的心愿。韩国已属于“南部世界之外”，或者是一个更接近于“北方世界”的国家。我通过再次确认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实，得到了对韩国人所持的分裂的自我认同作出一个反省和追溯深层渊源的机会。其实，在那种太资本化的，就为了确保生存务必进入到富有潜力的南亚“市场”的这种扩张逻辑的背后，恐怕还存在另一套自我想像。即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被夹在大国之中的弱势国家的这种受害者想像，给资本的扩张逻辑（强者梦想）提供一个有效地自圆其说的凭据。原来韩国所持的弱者想像和强者欲望，在背后以这样的方式互为支撑。

南迪先生在“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一文中提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问题，对我重新检讨韩国的自我认同，有着非凡的参考价值。通过掩盖自己具有多重复杂性的自我身份来选择扮演有利于自己（民族）利益的角色是确保发言权的强有力的方案，这是每个民族国家都容易采取的几乎已经常态化的习惯。我们如何从这类陷阱中走出来、获得反省的线索？

正如南迪先生所说的那样，热爱自己所属的场所的爱国心态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在这种意义上，爱国显然永远无罪。爱国这个自然朴素的心情有时会变味，还会形成一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制。帝国主义给我们遗留下的最可怕的病根有可能是如下一个事实：“富国强兵为国家的终极目标”这类以民族国家利益为神圣目标的一套论述体系，已经在很多前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中巩固地内在化了。我只依靠常识而很难反驳的这些主张里面所隐藏的无非是随时把爱国转换成民族主义的一个机制。对这种在多个民族国家间所进行的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我们假如不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检讨，去除殖民的时代课题也不会完成。

我想在这里坦白承认，当初读南迪先生批判民族主义的论述的时候，我一直以韩国民族主义的特殊历史背景为理由不愿意接受南迪的这种看法。我认为韩国的抵抗性民族主义不能被轻易地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来讨论。可是，就像我在前面谈到的那样，自己反思韩国如何对待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的时候，能找到一点线索把韩国的受害者想像客观化的可能性。我们分别认识南迪先生所说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候，韩国对中国保持过分地警惕，对印度除了市场价值以外都一律轻视而不关心的这种异常态度也可能找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韩国属于前殖民地国家当中（除了人口不多的城市国家以外）惟一接近发达国家的稀有事例。可是，琢磨起来，韩国还没有从以强者梦想和受害者想像凝在一起的殖民地后遗症中成功地摆脱出来。下一步，世人关注的经济成长最快的就是中国和印度。据我所知，中国知识界正进行着“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之类的探讨，中国下一步在世界中的角色问题的讨论。就像我上面以韩国对中国和印度的想像所检讨出来的那样，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多重身份不作自我检讨，很容易就会被民族主义这个20世纪遗留给我们时代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所绑架。我希望这次好不容易坐到一起的“龙象”之间的知识对话，能够产生出一系列21世纪替代性新亚洲的想像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