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新的对话方式

陈光兴：学习新的对话方式

张颂仁先生刚才概括得很清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我们吸收了很多西方的知识。我原来认为中国大陆会免疫的，因为它中间有段时间不是这样，结果后来从头赶上，反而吸收得更快。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危机，用比较极端的话来讲，这样的知识方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它没有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存在，你去套用一些概念，其实是说不清楚的，所以一直想要去转化，回到自己生存的土壤里面，发现是有问题的，要转化自己身上的资源。但是到了1990年代学科分化、专业化以后，产生的问题越发严重，这就变成了下一个阶段，用大家共同的词语叫“全球化”的时候，专业内部的法则就卡在所有人头上。“从西天到中土”活动行将结束时，我碰到一些艺术家，他们的反应其实很强烈，有一些朋友讲得蛮动听的。他们说，每个周末都因为要来听我们美术馆的演讲而感到很兴奋，我的体会是他们通过讲座联想到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些艺术家们从很多的西方艺术也好、理论也好，得不到养分和资源，而中印之间有它的可对照性和可参照性，所以他们特别兴奋。

作为一个组织者，我没有办法去就每一个思想者提出的论题进行讨论，因为有很多场演讲我都没有参加，只能就看到的这些东西，整体的组织工作做一些反馈。这次活动好像搅动了一些什么，包括今天的“消化会”，有人愿意专程从北京跑到上海来参加这个聚会。该如何理解这次整体活动的特性？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陈韵的组织工作做得比一般人要到位，要更主动积极，她同时在做很多事情，翻译、调动、联系等工作，也都做得很细腻。团队配合也很融洽，不是说活动搞完就不讲话了，我们还可以共同继续前进。

美术馆的这个艺术空间很重要，很多市民来参加，例如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每一场都到场，发言跟批判越来越精辟。市民介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讨论的机制与关系是不同的，反而到了学校，中间有几场的语言听起来很熟悉，回到了某些专业语言，我觉得这个是要在学校里面的大家去反省的，美术馆空间中的那种异质性使得很多的讨论跟现场互动更为丰富，反而在学校里面，按照原来的规模进行演讲，讨论问题就会回到自己学科的内部，多元异质性就没有办法在像美术馆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对应出现。这是我的一个收获。假如事实的确是这样，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学院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反而使得很多在公共空间里面讨论的东西没有办法公共化，大家就要用一些自己熟悉的理论、语汇，就是这些，包括讨论问题的方式，别人听不懂，只有自己圈内人听得懂。可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这几位印度来的朋友，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学科背景不同，他们本身的知识构成也不同，但都不是在固定的学科内部思考，例如帕沙虽然接受的是政治学的训练，但他很多的研究方法又是历史学家才有的。更不用说，其实在印度的社会里面，这些人的发言是很重要的，常出现在一些公共刊物上，如Political Economic Weekly（《政治经济周刊》）。有事情发生，思想界会想要知道南迪这些人怎么看，他们存活在这些公共思想空间里面，而非收缩到自己的学科内部去。

除了组织空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得操作得以便利和顺畅的，就是非官方的民间资源。梦周基金会提供了支持，也没有那么多的限制，该做的事情就做了。有一个部分是跟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亚际文化研究》）有关系，十几年建立起来的学术思想和互信活动筹备之时被调动起来，才可能去找这些朋友来参加。另外，在中国大陆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我觉得还要感谢许江院长，他是双年展的主席，因为他的存在，不只是这些外国来的朋友，也包括我们从大陆、港台请来的人，都没有受到干扰，许先生扛在那里，也是这个活动可以顺畅运转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大陆邀请学者，坦白讲，其实很难。大家讨论了半天，到底找什么样的一些人，然后还要代表不同思想和方向，还不要说到底有多少人准备好了，了解印度的状况，能够对话、有诚意对话。反过来，印度的朋友们对于中国的理解远远大于预期，也就是说，印度的朋友对中国有一定的理解，而中国大陆的学者面对印度准备好的人不太多。由于定位为社会思想对话，我们没有找印度专家，因为这一批人也是印度思想界的人，该是与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对口进行对话。回过头来，进来的这些朋友要讲什么，我们其实是失控的。很多的稿子都是人来以前，两个礼拜之前进来的，我们又要组织安排这些回应的人，这其实是很困难的。要针对讲题找讨论人，可是基本上我们积累到的一个经验反而是说，因为这一批人都是一些在思想品质上蛮好的一些人，所以他讲什么东西，大概都有一定的延展性，可以被展开来讨论。相对应来讲，中国大陆的一些朋友，大概也找了这些人。其实就是在一个相对半开放的选择底下反而提出了很多的弹性。所以，只要找对人，他有长期的积累，现场就能激发对话。

南迪的那场我自己有参与，我们请来的回应人中，李政勋是韩国人，魏月萍是马来西亚人——她现在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书。他们两个人就把地理空间拉得更远，反而突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印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话，周边地区怎么看？这就牵扯到中印两个大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定位自己，思想界与知识界如何对待周边的受到压力的国家和地区，而不只是面对欧美。南迪的回应是：其实我不希望印度变成一个强国。大概在中国大陆很少人会这样响应，至少，这是个可以继续延展的问题。

结束前讲一些比较坦白的话，我自己参与到整个推动亚洲学术思想互动的过程里面有十几年了，跟中国大陆也必然会发生关系。我第一次来大陆是1997年，慢慢地交了很多朋友，可是到底要怎么样跟学术思想界发生关系，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学到了一点：中国大陆最起码在当下这个时段，可以扮演平台的作用。我们其实这次发出了八个邀请，邀请了八位学者，全部都被接受了，大家对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希望来加深理解，在这个意义底下，到底要怎么样去充分发挥这一个平台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需要被思考的问题。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动亚洲的学术思想的互动，下一次的对话，假如不是印中对话，应该是亚洲思想界间的对话，乃至于是第三世界思想界的对话。作为一个平台，我认为印度慢慢也会撑起来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提供这样一些平台，让不同的人可以坐在一起，学习新的对话方式，大家都习惯跟欧美讲话，把印中放在一块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这里面反映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平台机制要被充分讨论跟理解，以及怎么样去通过这个平台的延展性推进对话。

未来如果还有机会再次推动这样的系列活动，也许我们要有更多准备的时间，跟高校有更好的结合，举例来说可以让上海地区的同学们来选课。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后的翻译工作，仔细想一想，这么重要的一批人，他们重要的著作几乎都没有被翻译过来，这需要检讨，也需要出版界的支持进来。

活动至今大家一直在讲泰戈尔来东亚，那是在20世纪初。后来的我们也许不小心做了一件事情，也许会被记上一笔，那就是这么大规模的印度知识界的朋友到中国来，产生了这些关系，这在战后是没有发生过的，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以尼赫鲁与周恩来为首的亚非政治领袖在印度尼西亚碰面，那是有关第三世界的思考萌芽的时候，现在要怎么样去重新理解那个资源？我自己期待印中思想对话有机会重新去激活这个部分的资源，可怎么样可以更多元地展开那个思想的资源？虽然面对当前的知识状况有点像愚公移山，尽管移不动，但在山上面多种点不同的花草也很好。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