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打司令部”

陆兴华：“炮打司令部”

经常有艺术家说到，作品当中把政治写进去，就应该是刚才士明讲到的performative这个状态。最近我发现，这个词被翻译得太过分了，可以简单地翻译成“行为”，就是说做这个事不是为了真的完成它，而是你“做出”，把这事儿来做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话就抽象化了。如果我们的大艺术家、思想家、知识分子，日常生活里面不是拿刀拿枪，但是一个很激烈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performative。当政客用武力去执行的时候，就凶残了，这当然不是政治，而是流氓警察的德性。知识分子的政治有两种，一种是述行，就是performative，有艺术化的表现，另外一种就是发嗲，或者说这样闹一闹，来引起关注，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刚才说的禅宗式的解决在西方也很多，其实这个批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以所谓“西方佛教”指明的道路作为最终的说服理由，我觉得这就是禅宗。如果当场不能够把一个解决方案告诉你，我就搬出这个东西来，想全包。我觉得这来访的八个印度裔学者里面，查卡拉巴提是最激进的。他说，我们办这个庶民研究，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炮打司令部”，要把西方理论界的中心攻下来，我们就斗，斗的结果就是被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给收编了，收编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过渡到多元文化主义的过程。所以说，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性，你们说要与它说再见，需要“再见”的，就是这种政治性；实际上，在转化成多元文化主义后，它对我们政治上的阻力反而更大。

讲到系列讲座，有一个词我觉得几乎是把它们全部都贯穿了，就是civility。它区别于civilization，就是西方给我们展出的东西，是不好问问题的，但civility是相互的，是西方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对话的仪规。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要保持住的，哪怕我们不要西方人的civilization。我们现在来讲讲这个讲座系列里面的civility。“中国哪有殖民，哪里用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很多人都这样讲。在这种理论交流中，civility根本无从谈起。我觉得我们跟印度学者和欧洲学者之间，怎么样来培养出这个civility，很重要。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展开来谈。civility要从哪里开始？中午跟江弱水教授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位老先生每天都要背半个小时的英语，像书法一样的每天一临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就是为了这个civility在做准备。我们在交流里面，打造这种civility，是基本的前提。

这点在霍米·巴巴的论述里面特别明显，他在这个演讲里面可以说实现了大转弯。我最近读过他的书，以前他在书里面都是作为文学批评家那样硬邦邦的，这篇讲座里面空前地充满了慈悲和全球关怀，他说要回到全球伦理。他认为希特勒的这种独到的、可怕的遗产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在面对全球的问题，面对他们在法律外面的非常陌生的面孔，用我们佛教用语就是要慈悲，用儒教讲就是要宽厚。如果你把希特勒的遗产和达·芬奇的遗产同时在身上面承担，一点都不推卸，他认为，这个时候你就很成熟，很从容，或者说是很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这个时候你身上就会有civility。

他们的报告里面，查卡拉巴提和霍米·巴巴都有讲到，关于印度的一些伟大的精神领袖，甘地和泰戈尔都是带有对西方的苦难关怀式的态度在心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人跟西方人的civility的态度是做得成功的，后面的很西化的人，在印度反而没有像甘地和泰戈尔做得那样好。为什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去年情人节的时候，那些很西化的要过情人节的人和传统派之间有了矛盾冲突，最后就在网上、电视上闹了很多事情，结果，反而是那些保守派的civility拿出的多。他的结论是说，现在全球的背景里面，那些人学着西方的样子去跟保守派吵架的时候，拿出来的姿态里面，里面的civility的含量，还不如保守派多，自认为很激进的人反而不够civility。这个例子非常有力量。好的，回到我们自己，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大学的办公室里面讲这个东西，civility，我反正是深有感触、很痛心疾首地告诉大家，civility在这里连影子都没有，就是说，这个哲学系是非常“不要脸”的哲学系。我们没有civility，讨论问题时，我们搅成狼群一样。我宁愿每天去聆听一个小时、去背半个小时的中国古典，也不要这种假论争的毫无意义的仪式。

回到我讲话的开头。在查卡拉巴提、霍米·巴巴眼里，civility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词，霍米·巴巴最后讲，我们都应该向前跳一步，回到全球时间，或者说退一步，到全球记忆里面去，我们各个都离开我们原来的那个地方，我们身上非常沉痛，很矛盾，但就让这个内心像闹钟一样在晃着，在过去和将来之间晃着，犹豫着，非常没有决断地去行动。这时，在我们身处的全球文化大空间里，这个civility就会到来。

我想我还是回到我们的项目上来。我想说，civility这个例子表明，中印对话给我们中国学界还有文化界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我首先认为，大家也不要过多地把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西方的学术圈子里面学到的比较优雅的东西当真，他们也有这个civility的问题，不过，他们非常谦虚、认真地提出了这个civility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是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这个事儿，现在该开始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和他们一起，找到一个共同的态度，去知道怎么样来在我们的大学系统里面，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现场找到这个civility，这个civility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传统知识分子通过临帖，通过背诵，能够很沉着地应对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来达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