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研究的误用

章可^[3]：庶民研究的误用

六七年前我开始关注庶民研究，一开始是后殖民史学，也开始读像霍米·巴巴这些人的著作，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包括能给我们关照中国自身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庶民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底层研究和下层研究，可能一开始很简单，就是关注印度下层民众的历史和现实，最基本的出发点不是很复杂，研究一些工人阶级和小手工业者。但是它现在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成为了抵抗西方学术霸权的代表性的东西。它这整个一套过来，能够给第三世界，或者我们所说的非西方的一整套历史叙述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就是我们在思考的。在中国历史学界，很多人都了解庶民研究，也都读，对它的意见也很多，有一点意见就是，庶民研究，包括后殖民史学，能够使我们注意以往不太关注的底层的历史，或者说下层的历史，从而形成对以往主流历史叙述的补充。然而，这种想法违背了庶民研究的初衷，如果查卡拉巴提听到这个想法他可能会非常伤心的。因为他自己的表述是，庶民研究希望达到历史叙述的民主化，所谓历史叙述的民主化，即不同的历史叙述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而不是所谓的庶民研究去从属于，或者寄生于，或者补充主流历史叙述。这种情况下，历史叙述的民主化，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叙述之间类似于像选举政治这样的方式，在共同的舞台当中竞争，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理解成一种补充性的关系，丰富我们对以往的认识，或者补充我们对主流的见解，可能就是把它进行了较低层次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一种庶民历史的叙述为整体的历史叙述开辟出了一个新路，或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质疑以往主流的历史叙述，而且要打掉以往统治性的历史叙述的模式。

庶民研究最初的提法都来自葛兰西，他喜欢用统治阶级的讲法，后来的印度学者用之去探索曾经可能的庶民研究的叙事结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今天来叙述历史，都以比如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然后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大的叙述作为历史框架，如果以这样的叙事框架把庶民的叙事规整化，那么就仍然是在庶民研究外面，那只是统治阶级历史或者说精英历史换一个面具的表现形式。所以说庶民研究有非常大的野心，希望把以往主流的历史叙述、叙述模式、叙述节点到叙述的框架都打掉，重新建立一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如说我们研究一个晚清的华北农民，作为一种庶民的历史叙述不应该是以前讲的，有些人开始说，这个农民，洋务运动开始他怎么样的，义和团开始他怎么样了，仍然以这种方式思考他，会很有问题。作为一个华北民众自身的体验来说，和他最直接相关的，比如说灾害，比如说光绪五年山西的大旱，这他有最直接的体验，比如说赋税的变化，比如说换了一任地方官，多收了税，少收了税，比如说传教士的到来和民教的冲突，像后来华北的义和团事件，比如说人口和家族的迁移，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他的一个庶民的历史叙事的节点，也是他记忆的基点和历史的坐标。

当然，我们所说的主流历史叙述和庶民的历史叙述本身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当中可能有交叉和缠绕，比如说在义和团这个事件上，主流的和单个庶民的叙述就会产生一个交叉。有两个很有问题的比喻，一个是我们把整体的历史想像成一个大饼，主流的历史叙述把其中的一大块切掉，剩下一块庶民历史和庶民研究，是一些补充，一些边角料；还有一个将历史叙述比喻为隧道，主流的历史叙述在中间打了一个洞，庶民历史叙述又打了一个洞，可能会有交叉，比如说在某些事情上会交叉，但是总体上是来自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结构。从现在我们的理解来看，这两个想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不能这么本质化地去理解庶民历史和主流历史。

为什么我们特别举中国近代史为例？因为庶民研究和庶民历史都非常非常依赖材料，没有材料就没有叙述的基础。包括查卡拉巴提都遇到过没有史料的尴尬，我要讲一个人的历史，但是没有材料。这种问题上，他们会大量采用口述访问，但也会遭遇一些问题，比如说考虑到方言的语言结构，或者说它的一个表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把它还原出来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因为是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垄断了整个史料的生产，所以具有自主地位的庶民历史很难呈现，但是就是从中国近代开始，有包括个人的日记、书信，档案当中收录的各种各样的底层的公文和报告，最后就是口述史料。现在所有的历史学家都非常谨慎，怎么去利用这些史料，不管怎么说，这些至少为我们叙述这么一个庶民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怎么为庶民发言，或者说怎么为底层发言？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为底层发言，或者说我们作为底层发言这是一个立场，我们发出来的言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有点类似于早期人类学家遇到的尴尬，比如说马林诺夫斯基跑到澳洲最土著的部落，去重构他的思想，但是不是他的那些东西？能不能摆脱来自于现代化的精英的视角？庶民和精英的分别并没有像现代人和原始人这样，但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合法性怎么过来。这里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要反思的是当下的研究者可能具有精英的视角，我们会去看精英的材料这样一种视角，第二重意思就是史料的生产者本身就有精英的视角，比如说档案的记录者，本身就有精英视角了，说这个事件怎么发生的，那些人在说什么，但是这些记述本身已经带有先一层的精英视角在里面的，这就为庶民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如果要从事具体的研究的话，需要具有非常高的反思性。因为我们一直说的，主流历史叙述其实也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基于一种地方性的经验，本身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很可怕。如果我们用福柯的讲法，主流历史叙述作为一种历史知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但是它的面目底下隐藏着另外一套权力结构，不管是现代的、国家主义的、精英主义的、白种中心论的，还是男性中心论，像这样的一些权力结构，通过运作，把更多的、非常丰富的历史现象和事实，按照他规定好的方式形式化了，而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整套的主流的历史叙述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也要求我们在从事庶民历史的探讨的时候需要对它进行更多的批判。接下来要讲的问题就是庶民和精英的关系，因为庶民研究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很多的转向，当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去思考庶民和精英的关系。两者之间并不是本质上对立的关系，斯皮瓦克曾经非常尖锐地批评早期的庶民研究者，因为他们把庶民性这些东西理解得太本质化和实体化，就导致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就是说庶民研究陷入到自己批判的东西里面去了，把庶民和精英完全对立起来，这也是我在前面尽量避免的。庶民历史本身是个体化和局部化的，查卡拉巴提所说的历史叙述的民主化，是个非常理想的概念。

其实，以我的立场来看，庶民历史和所谓主流的历史并不是始终处在竞争关系当中，当然，他们有竞争关系，庶民历史也不会完全取代精英叙事在公众知识版图上的地位，我们不可能在教科书当中以一个庶民的眼光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尽管基于一种庶民本身的视角可能是必须的，也是前提。目前的庶民研究给我们可能提供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景当中如何组织自身的经验，来应对环境的变化，即从庶民本身的经验出发。另外一种意义就是庶民历史以何种方式介入主流历史和整体历史当中，以何种方式参与到精英叙述当中，最主要的是，精英叙述会怎么去删改、压制、排斥那些庶民的叙述，或者说庶民的历史。不光是作为一个历史叙述，而且作为一个现实的情况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多种声音的问题。最终来看，庶民叙事本身是多线的、复杂的，没有单一整齐的样态，在自我伸张的同时带动整个历史叙述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反思，有主流的，有庶民的，有各种各样的叙事，他们整体上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反思进程当中，对现有的历史叙述模式进行反思，比如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思考世界整体历史这种模式。

庶民和精英的关系，其实同样映射的是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像查卡拉巴提和其他的庶民研究者，他们在从事思考、从事庶民叙事和精英叙事的同时，也在映射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可以说这两重思考都是同时的，包括庶民如何去抵制这样一种精英叙事；同样的，基于非西方经验的我们，如何抵制和重新反思宏大的西方叙事。印度有印度的问题，因为在以往，印度主流的历史学可能大部分是由殖民者，或者说由英国提供的，庶民研究一开始基于这样的立场，从它的角度来看，这两者是同一的，在反对主流叙事的同时，也反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但是回到中国的主流历史叙述，情况更加复杂，整个主流历史叙述形成更加复杂，有多重的历史形成。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查卡拉巴提写过一本书《将欧洲地方化》，我感觉到其整个的想法非常吸引人，具体读下来，他就提出的问题还是没有给出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所以查卡拉巴提的想法本身是开创式的、某些程度上是理想式的，他来讲的是一种还没有出现的历史学。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目标，就是我们在叙述庶民，或者说叙述底层的历史的时候，要提升到一个高度，使他不仅仅从属于，或者说补充于一个主流，补充于一个统治阶级，而是要有认同的自觉，从而对更深层次的模式性的东西，或者说认知的前提做一些反思，或者说做一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