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印度学者

沈奇岚^[5]：亲历印度学者

这次的印中对话，印度学者们让我觉得，他们能够跟社会和现实发生关系，他们在为失语者发言。包括南迪，包括做庶民研究的学者，包括一些妇女运动，很关注社会中的失语者，然后及时发言。我们的社会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声音没有那么响，我们的渠道没有那么多，惟有去为失语者发言才可能纠正这些东西，这是艺术家和真正的思想者的任务之所在。这次双年展包括印中的艺术展，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印度的艺术家关注的是社会中真实存在的问题，中国的有些艺术家关注的却是虚假的问题，关心的是概念，他们是在为自己发言，为自己在艺术史上和艺术圈里面的讨论发言。所以，我就想到陈界仁的作品，主题就是关于利物浦的工人的罢工延续到台湾，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跟这些工人聊天，在跟他们一起做一个艺术创作。这个时代，有意义的学术著作也好，讨论也好，看到问题就要问为什么，然后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本身，我们才能得到下一步的结论。

再有，这次印中对话里的印度学者们关注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国际化。我有幸采访过一些人，就分别说说他们给我的感动和启示。

最早的时候，我采访了萨拉，他回应高老师关于后殖民的双重身份的提问，这是西方的还是反西方的。仔细阅读萨拉的著作之后，我觉得他会说，后殖民是复数的，不是反西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不同的后殖民，还是以西方定义后殖民这个状态的话，还是把它定性了，还是定住了，还是没有逃脱出这个框架，我觉得是要抛弃双重身份这个想法或者框架，而用复数性来谈这个问题。（高士明：我指的是在中国对后殖民的看法。）嗯，对。其实他们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另外一个启示是，萨拉觉得印度非常纷繁复杂，他用了一个词，“乱局”，在这种“乱局”当中，存在着那种潜在的创造性（latent creativity），我觉得这对我们“乱局”非常有启发，因为我们现在面对中国的现实就觉得它也是“乱局”，但是我们要怎样去处理这个“乱局”，怎样去挖掘这个创造性，这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其他思想家以及艺术家的任务所在，也是我们的工作意义之所在。然后，因为我之前的学科背景也是哲学，后来出去也学哲学，回来以后从事艺术，这两者之间怎么样调和或沟通？萨拉就说，利用视觉的语言来质问哲学跟语言的构成。就是说，用视觉来思想是最好的质疑语言所造成的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对我具有很大的启示性，就是用一种非语言的、非文本的、非清教徒式的方式来研究艺术，当然这是需要实践的。艺术跟哲学之间要互相沟通、互相质问，这样才可能不断地产生建设性的问题，这是萨拉给我的启示。

后面我听了查特吉的讲座，我觉得他关心的在于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当然，他觉得泰戈尔对物质文明的批判是非常有启示性的，而且他对在地社群的复数性的强调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在中国，也是因为有一个很巨大的现实，不能够有一个大一统的惟一的解决方案，所以听到教授讲到做社区研究，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它们的解决方案和发展方案是不一样的，这对现在的中国社会特别有益的。

第三位是杜赞奇教授，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在于对自己身份和命运的选择，他的讲座非常精彩。我问他为什么去新加坡，他说是想建设整个亚洲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圈，对亚洲命运进行思考。这种知识分子对亚洲命运自觉的担负让我特别感动，他为此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牺牲一点自己的研究，但是，他要把印度和中国的学者，包括日本、韩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联结在一起，在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下思考问题。这就让我想到：中国有谁在做这个事情呢？

接下来，我又采访了尼南贾纳，她的演讲内容是关于特立尼达岛的一个研究。我问她：我怎么用你的理论解释我现在想解释的中国问题。她就回答：你不可能用我的理论，你要从你的事实出发，然后建设你自己的理论，这样才算解释这个国家。我想，对，我们一直在尝试这个理论、那个理论，但是真正的实践和体验以及知识是我们自己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实阐发出来的生命经验，它才能去解释这个社会现实。

最后一位是霍米·巴巴，采访他给我一种安心，就是说，他对现代性有成熟的理解。他觉得文明即野蛮，这是一对双生的姐妹。我们现在的人生就是在这个折回当中不断往返（back and forth）。他跟我说，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但是每一次摆动都会有收获，不是白白过去，白白回来，不是重复，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体验在里面。这不是一个推石头似的运动，而是不断的追寻。这让我觉得特别安心，因为我感到这个社会确实有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而纠结是常态。他能够让我安心处在纠结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处在过去跟未来的不稳定状态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从承认这一点出发，放弃去追求一个统一的答案，放弃去追求一个大一统的、对一切东西的答案和解决方案，而是从解决一个一个细小的问题开始，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发展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