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肺癌实验室检测指标

肿瘤标志物的研究可追溯到1848年，当时发现了本周（Bence－Jones）蛋白，可作为诊断多发性骨髓瘤的实验室依据。1964－1965年发现了甲胎蛋白（AFP）和癌胚抗原（CEA），使肿瘤标志物在临床上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1975年创立的淋巴细胞杂交技术，制备出单克隆抗体，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特异性较强的肿瘤标志物。1976年发现了原癌基因，使肿瘤标志物从分子水平上升到基因水平。直到1978年，才由Herberman正式提出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TM）的概念，1979年得到世界公认。肿瘤标志物对肿瘤的诊断、判断肿瘤预后和治疗效果，以及检测肿瘤复发和转移，都有较高的临床价值。根据其来源和分布，通常分为五组：①原位性肿瘤相关标志物；②异位性肿瘤相关标志物；③胎盘和胎儿性肿瘤标志物；④病毒性肿瘤标志物；⑤癌基因、抗癌基因及其产物。其中第①～④组为肿瘤基因表型标志物，第⑤组为肿瘤的基因标志物。当出现了细胞癌变，并向临床肿瘤进展和演变时，肿瘤标志物可作为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判断疗效及检测复发的一种指标。其中有些标志物有助于临床早期诊断，而基因突变和表达异常等肿瘤标志物能反映细胞处于癌前启动阶段的变化，有助于临床监视的早期诊断。现代肿瘤标志物虽然对肺癌还缺乏特异性，但结合临床，对肺癌的诊断、判断预后、治疗效果、随访检测等仍有较大的作用。

近年来，在肺癌的辅助诊断方面，肿瘤标志物的研究十分活跃。肿瘤标志物是指在肿瘤发生和增殖过程中，由肿瘤细胞所产生或分泌并释放到血液、细胞、体液中，反映肿瘤存在和生长的一类物质。它具有高效、高灵敏、方便、标本易获取及创伤小等优点，因此检测、筛选及鉴定肿瘤标志物一直是肺癌早期诊断研究的重点。

一、对肺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有重要意义的肿瘤标志物

1．胃泌素前体释放肽（ProGRP）　胃泌素前体释放肽（Pro－GRP）是近几年推出的一种SCLC肿瘤标志物。初期由日本国立肿瘤研究中心细胞研究室的课题组根据SCLC的生物学研究成果开发出来的，它不仅可用于SCLC的早期诊断，还有助于判断治疗效果及早期发现肿瘤复发。ProGRP作为脑激素一种促胃液素释放肽（GRP）的前体，存在于人胎儿肺的神经内分泌细胞内。在正常参考临界值为46pg／ml时，对SCLC诊断的特异度为96%，灵敏度为65%。对NSCLC的阳性检出率＜3．7%。不同病理阶段的SCLC，检出的阳性率不同。

Molina的研究表明，ProGRP、NSE、CEA、Cyfra21－1和SCC在NSCLC的阳性率分别是30%、22．5%、55．6%、65．2%和26．7%，在SCLC的阳性率分别是73%、64%、53%、46%和4．5%。另外，从组织学分类来看，ProGRP对SCLC最敏感，CEA对腺癌最敏感，Cyfra21－1对鳞癌最敏感。ProGRP和NSE联合应用于SCLC时，阳性率可达88%，CEA与Cyfra21－1联合应用于NSCLC，阳性率可达82%。初步研究表明，ProGRP是检测SCLC最敏感的标志物，ProGRP可与NSE联合监测SCLC的疗效。

2．M2型丙酮酸激酶（M2－PK）　丙酮酸激酶（pyruvate kinase，PK）是糖酵解途径的一个关键酶，PK有4种不同的同工酶，分别为L型、R型、M1型和M2型，在肿瘤细胞中优先表达M2－PK，随着M2－PK表达上调，酶结构从传统的三聚体型转变为二聚体型，后者对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的亲和力较弱，导致肿瘤细胞新陈代谢的改变，使得肿瘤细胞能在有限的营养供应下得以增殖。

近年研究发现，血清中M2－PK的检测对肺癌、乳腺癌、胃肠道肿瘤、肾癌、胰腺癌、食管癌等肿瘤的早期诊断、预后判断和疗效评价方面非常有价值，是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Schneider等用ELISA法测定了144例新近诊断为肺癌的患者EDTA抗凝血浆中的M2－PK水平，与CYFRA21－1、NSE等肿瘤标志物作比较，结果显示M2－PK敏感性达58%，高于CEA（39%）和CYFRA（48%）。在NSCLC中，M2－PK敏感性更是高达65%，亦高于CYFRA（58%）、CEA（42%），其浓度与肺癌的组织学类型无关，但与肺癌分期明显相关。可见，M2－PK对肺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联合检测其他肺癌相关标志物有助于提高肺癌的早期诊断水平。国内学者张健清等也用ELISA法分别检测95例肺癌患者、80例良性肺部疾病患者和100名健康体检者血浆M2－PK水平，结果显示肺癌组血浆M2－PK与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病程进展肺癌患者M2－PK的阳性率逐渐升高，肺癌Ⅲ、Ⅳ期患者M2－PK阳性率（80%、88%）明显高于Ⅰ、Ⅱ期患者（40%、56%）（P＜0．05）；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M2－PK阳性率（78%）明显高于未转移患者（33%）（P＜0．05）。M2－PK诊断肺癌的灵敏度为69%，特异性为96%。因此，M2－PK对肺癌的辅助诊断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可以作为一项新的肺癌标志物应用。

3．糖类抗原242（CA242）　CA242是一种唾液酸化的糖类抗原，由C242单克隆抗体识别，免疫化学证明它不同于CA50、CA19－9、CA15－3和CA125，是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CA242在健康人及良性疾病患者血清中含量很低，但与恶性肿瘤特别是腺癌的表达密切相关，在肺癌诊断的临床应用方面也有重要价值。吴宗勇等研究发现，CA242对肺癌诊断的阳性率为60．0%，特异性为90．0%。程文芳等人的研究也得到相近的结论。此外，张树才等研究显示CA242对肺腺癌测定的敏感性为65%，特异性为93%，但对鳞癌及小细胞肺癌诊断敏感性偏低，仅为41%及32%。结果表明CA242对肺腺癌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是一种较好的新的肺癌标志物。

二、对肺癌的治疗效果监测有重要意义的肿瘤标志物

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检测　NSE是神经组织和外周神经分泌组织糖酵解过程中的一种酶，与肿瘤细胞的胺类代谢系统的细胞活动有关。目前认为它是小细胞肺癌（SCLC）和神经母细胞瘤的肿瘤标志物。烯醇化酶同工酶根据α、β、γ三个亚基的不同，可分为αα、ββ、γγ、αβ和αγ五种二聚体同工酶。α亚基主要存在于肝、肾等组织；β亚基主要存在于骨骼肌和心肌；γ亚基主要存在于神经组织。γγ亚基组成的同工酶属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特有，故命名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的分子量为78kD，pH 4．7，是一种酸性蛋白酶。在糖酵解时，主要作用是催化2－磷酸甘油变成烯醇式磷酸丙酮酸。癌瘤组织糖酵解作用加强，细胞增殖周期加快，细胞内的NSE释放进入血液增多，导致此酶在血液内浓度升高。

NSE作为小细胞肺癌的相对特异性辅助诊断标志物，已应用多年。同时对神经母细胞瘤、嗜铬细胞瘤、胰岛细胞瘤、甲状腺髓样癌、黑色素瘤等疾病也有一定的辅助诊断价值。

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NSE水平明显高于肺腺癌、肺鳞癌、大细胞肺癌等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可用于鉴别诊断，监测小细胞肺癌放疗、化疗后的治疗效果。治疗有效时NSE浓度逐渐降低至正常水平，复发时血清NSE升高。用NSE升高来监测复发要比临床确定复发早4～12周。当临床上以20ng／ml为正常上限时，有91．8%的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中NSE呈阳性，而非小细胞肺癌仅有12．4%呈阳性，且肺部良性疾病只有3．3%呈阳性。所以NSE是具有较高特异性和灵敏度的肿瘤标志物。

另外，NSE也存在于正常红细胞中，标本溶血会严重影响测定结果，因此，采血时要特别注意避免溶血。如果检验科收到溶血标本，应按不合格标本退回处理。

2．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检测　细胞角蛋白（CKS）是正常及恶性的上皮细胞支架蛋白，现已知有20种不同的多肽，这种支架蛋白具有不溶性。但细胞角蛋白19片段可溶于血清，已作为上皮组织的肿瘤标志物应用多年，是非小细胞肺癌鉴别诊断及疗效评价的优选指标。

统计资料显示肺癌患者有50%～70%血清中Cyfra21－1的水平升高，因此，此项指标对肺癌的诊断、治疗、随诊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细胞角蛋白19片段是非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所有实体瘤患者血清中都有Cyfra21－1的升高。某些良性肺部疾病（肺结核、肺炎、慢性支气管炎等）、良性妇科疾病（卵巢良性肿瘤、子宫内膜移位、附件炎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都轻度升高。

有文献报道，CK19（细胞角蛋白19）mRNA可作为肺癌血行转移的参考指标。CK19mRNA可在所有的上皮细胞、上皮类肿瘤细胞及部分非上皮类肿瘤细胞中检出。正常外周血细胞中没有CK19mRNA的表达，当表达CK19的上皮细胞及肿瘤细胞异位存在时，外周血中出现CK19mRNA的表达，可帮助临床判断肿瘤的转移。

3．癌胚抗原（CEA）　CEA是一种广谱的肿瘤标记物，是一种分子量为180kD的糖蛋白，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CEA是由Gold和Freedman等于1965年从结肠癌和胚胎组织中提取出来的肿瘤相关抗原。胎儿的早期胃肠道及其某些组织细胞均有合成CEA的能力，并随着胎儿的生长而减少，到成年健康人时95%人群血清CEA的浓度＜5．0ng／ml，最初它被认为是胃肠癌的特异抗原，后来逐渐在肺癌、乳腺癌以及胰腺癌等肿瘤中检测到，因而CEA是一种非特异的肿瘤标志物。血清中CEA浓度增高主要见于中晚期肿瘤，故不能单独作为肿瘤早期筛选指标。

CEA在肺癌患者血清中的水平明显要高于正常人和良性肺病患者，其中腺癌阳性率最高，达70%以上，明显高于鳞癌；非小细胞肺癌明显高于小细胞肺癌，并且TNM（肿瘤TNM分期。T：Tumor，表示癌肿本身的生长情况，包括肿瘤的大小和它的浸润范围；N：Node，表示区域淋巴结的转移程度；M：Metastasis，表示远位脏器有无转移。）分期越高，血清CEA水平越高。在肺癌引起的胸腔积液中，CEA的阳性率高达75%。

CEA作为诊断肺癌的一种肿瘤标志物，已经广泛应用。但是，许多肿瘤细胞都能产生CEA，在一些良性肿瘤及非肿瘤疾病中也可见到部分患者有一时性的升高，吸烟者亦可出现假阳性。因其特异性较低，一般多与其他的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才能提高对肺癌的确诊率。

CEA连续随访检测，可用于恶性肿瘤手术后的疗效观察及预后判断，也可用于对化疗病人的疗效观察。一般情况下，病情好转时血清CEA水平下降，病情恶化时升高。

4．鳞癌相关抗原（SCC－Ag）　SCC－Ag是一种鳞状上皮抗原，分子量为48kDa。最早由Kato和Torigoe从宫颈鳞癌中分离，最初用做宫颈癌的TM，后来发现SCC－Ag也存在于肺、咽、食管、口腔等多个部位的肿瘤中，特别是鳞状细胞癌。临床常将SCC－Ag检测用于监测治疗效果，一般有效的手术后1～2d血清中SCCAg水平可降至正常。

SCC－Ag是肺鳞癌较特异的标志物，肺鳞癌患者中SCC－Ag阳性率为40%～60%，在其他类型的肺癌阳性率极低。在SCLC和NSCLC患者中其阳性率分别可达49%和55%，明显要高于CEA的8．5%和18%。尽管SCC－Ag的敏感性要低于CEA，但特异性比较高。另外，SCC－Ag的血清半衰期很短，在肺癌根治术后24～72h内即转阴，术后复发或转移时再度升高，并早于临床发现。因此，SCCAg在监测肺癌治疗效果有较高价值。

5．糖类抗原125（CA125）　CA125最初是用卵巢癌细胞为免疫原制备的单抗OC125的相应抗原，分子量＞200kDa，后来发现肺癌患者血清CA125亦有较高的阳性率，其敏感性为30%～61%，特异性为34%～67%。1990年Kimura等首先提出血清CA125浓度的测定可提示肺癌患者的预后，并报道几乎所有CA125浓度水平升高患者均为肺癌晚期，其生存期较CA125水平正常者明显缩短。CA125可作为肺癌患者的独立预后指标，而不受肿瘤大小、分期、组织类型、患者年龄的影响。

CA125在患者治疗中或治疗后的浓度变化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形式为浓度下降到正常水平，提示肿瘤全部除去或病情缓解，说明疗效较好；第二种表现形式为浓度下降至正常水平一段时间或数月后，重新上升，预示肿瘤复发或转移，临床经验证实，癌复发早期，血清中CA125升高可早于临床诊断几个月；第三种表现形式为浓度下降但仍然保持在正常水平以上，或短期下降至正常水平后又重新上升，预示有肿瘤残留或肿瘤转移。

另外，化疗、放疗或手术后立即测定肿瘤标志物浓度，可能会有短暂升高，这是由于肿瘤细胞坏死所致。如果化疗、放疗或手术后肿瘤标志物浓度重新恒定升高，可能表示治疗无效，应尽早改用其他治疗方式。

6．组织多肽特异性抗原（TPS）　组织多肽特异性抗原（TPS）由细胞角质蛋白8、18和19组成，其活性片段的相对分子量为12～43kD，由处于增殖期的细胞产生并释放，因此，TPS的水平直接反映了细胞增殖、分化和肿瘤的浸润程度。血清TPS在各种组织类型的肺癌患者体内均增高，无明显组织特异性。肺癌分期越晚，血清TPS水平越高。一些研究提示，TPS诊断肺癌的敏感性与CYFRA21－1相当，阳性率约61%。尽管TPS较低的敏感性限制了它在肺癌早期诊断的应用，但TPS亦不失为判断分期和预后的有用指标，且与其他TM联合检测能提高总体阳性率。

罗荣城等研究报道：检测72例肺癌患者和114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TPS、NSE和CEA水平，结果显示肺癌患者组的TPS、NSE和CEA的表达水平及检测阳性率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01）。TPS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NSE和CEA（P＜0．01），TPS、NSE和CEA阳性率和浓度均随着临床分期的进展而升高。李学祥等用ELISA法测定SCLC患者血清中的TPS水平，同时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NSE、CA125和CEA水平，也得到相近的结果。

和大多数肿瘤标志物一样，TPS不具备组织器官的特异性，各种部位的肿瘤都可以引起TPS的异常升高。但是，TPS和其他肿瘤标志物不同，仅反映肿瘤细胞的生物活性，与肿瘤细胞的含量和肿瘤的体积无关。

三、肺癌的其他肿瘤标志物及辅助诊断技术

1．β2－微球蛋白（β2－MG）　β2－微球蛋白（β2－microglobulin，β2－MG）自1968年由瑞典Berggard等从肾小管蛋白尿中首先分离发现以来，在对肾功能的检测和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白血病、肺癌等恶性肿瘤监测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β2－MG是一种小分子质量的蛋白质，分子量为11．8kD，电泳时显于β2m区带，故被命名β2－微球蛋白。由于其分子量小，故容易被肾小球滤过，但几乎全部由近端肾小管以胞饮形式重新吸收，在局部被代谢降解为氨基酸，不返回血液，因此正常血液和尿液中含量较少。当肾小球滤过率降低时，血中β2－MG升高，当近端肾小管损害时，尿β2－MG升高。实验研究表明淋巴细胞和肿瘤细胞可产生大量的β2－MG，植物血凝素可加速这一合成过程。细胞合成的β2－MG是组织相容抗原的一部分，存在于细胞膜，成为细胞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从有核细胞中脱落进入血循环，使血液中的β2－MG升高。故在原发性肝癌、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疾病中，血清β2－MG可升高。由于大部分肿瘤的阳性检出率都低于50%，与其他肿瘤标志物联合应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2．D－二聚体（D－D）　血浆D－二聚体是纤溶酶降解交联纤维蛋白的产物，是体内存在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之一。D－二聚体的分子量为190kD，等电点（pI）为4．9～5．3，经β－巯基乙醇还原后出现相当于8 100个交联键。恶性肿瘤患者大多数伴有凝血和纤溶的异常，血浆D－D升高，且与浸润密切相关。张兰胜等研究结果显示肺癌患者血浆D－D较正常人明显升高，有统计学意义（P＜0．01），进一步证实肺癌患者存在凝血和纤溶系统的异常，对于不同TNM分期的比较，可以看出Ⅲ～Ⅳ期的患者血浆D－D水平高于Ⅰ～Ⅱ期，提示随着病情的进展，肿瘤细胞的浸润、转移，机体内凝血和纤溶机制障碍进一步加重。该研究同时发现化疗有效后，D－D水平较化疗前明显下降。因此，血浆D－D的测定对肺癌的诊断、疗效判断和监测疾病进展有重要价值。

3．肿瘤细胞的基因检测　第一个被鉴定的人类癌基因是ras基因。1979年Weinberg等发现用化学致癌物恶性转化的细胞内有一个活性癌基因，提示该化学致癌物的攻击目标就是癌基因，由于该细胞从未受到病毒感染，提示癌基因的激活不一定要经过病毒感染。随后证实这种激活只是改变了基因中的一个核苷酸，从而使ras蛋白出现了一个氨基酸的变化。随后的研究证实约20%的NSCLC瘤组织和30%的细胞系有ras基因突变。NSCLC中ras基因突变主要发生在肺腺癌的约有24%，发生在肺鳞癌的仅8%。ras基因突变与吸烟史有明显的相关性。吸烟的肺癌患者中有30%发生ras基因突变。不吸烟的患者仅占7%。发生ras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常缺乏分化的肿瘤，虽经过治疗但效果、预后不良，存活期短。ras常被人认为是恶性的指标（低分化、易转移、预后差、存活期短）。

p53基因突变在肺癌中存在组织差异。p53具有5个不同的结构域：①转录激活结构域；②富含脯氨酸结构域，与信号传导分子相互作用；③DNA结合结构域；④四聚化结构域，此为序列特异的DNA结合和转录激活所必需；⑤碱性C端结构域，参与DNA修复。肺癌p53基因突变常见的类型为G－T置换。香烟中的主要有害物质苯并芘可引起DNA分子G－T置换。因此吸烟导致肺癌与其引起p53基因突变有关。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肿瘤p53突变谱存在差异。上呼吸道突变，68%为转换突变，肺癌仅为30%。SCLC的突变频率高于NSCLC。SCLC中细胞学为74%，肿瘤组织为50%，其中鳞癌肿瘤组织为65%，大细胞癌为60%，腺癌仅为33%。肺癌的基因诊断项目目前还在进一步研究中。

4．蛋白指纹及芯片技术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是基于多指标检测的思路，发挥蛋白芯片的优势建立的一种肿瘤实验室检测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基于夹心法的化学发光检测法，将多个肿瘤标志物的单克隆抗体固化在同一芯片上，通过多个肿瘤标志物的第一抗体－抗原－第二抗体（标记酶）的结合反应，测定被检血清中各肿瘤标志物的浓度。故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是一种抗体芯片。这种抗体芯片目前应用于：①肿瘤普查，对无症状人群及高危人群进行大规模、快速筛查；②已确诊的恶性肿瘤患者，选择敏感的标志物进行跟踪检测；③特殊个体，把肿瘤标志物的结果作为个人信息保存；④为临床提供更多的指标，提高辅助诊断的准确率；⑤实验室可积累更加翔实的临床检测数据，提供适合不同人群的肿瘤标志物图谱。徐礼裕等应用多种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测定了130例肺癌患者，78例肺良性病变患者血清中12种肿瘤标志物（CA199，NSE，CEA，CA242，CA125，CA15－3，AFP，ferritin，free－PSA，PSA，β－HCG及HCG）的水平。结果显示肺癌组的阳性率显著高于良性肺病组（66．15%vs 32．05%，P＜0．01）；肺癌组中CEA的阳性率最高为47．7%。结论为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在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蛋白指纹技术，又称表面增强激光解吸离子化飞行时间质谱（surface－enhanc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trometry，SELDI－TOF－MS）。由于其检测材料来源广泛，检测前被测材料不需特殊处理，标本加样量极微（数微升，蛋白质含量以fmole计算），且具有技术操作简便，可多样本测定，检测快速、灵敏度和特异性高等许多优点，可直接检测血清、尿液、脑脊液、关节腔液等各种液体。2002年，日本田中耕一因发明该技术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尔后，SELDI－TOF－MS技术发展十分迅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肿瘤蛋白质组学研究工具。据国内外对12种肿瘤血清及尿液检测结果统计，SELDI－TOF－MS检测敏感性和诊断特异性均为80%～90%，明显高于传统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方法，例如肺癌，NSE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5%和51%，而SELDI－TOF－MS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2%和95%。Fujii等人用多维LC－MS／MS（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对正常人和肺腺癌患者的血清进行分析，共检测到506个差异蛋白质。其中，有16个蛋白质仅在腺癌患者血清中检测到。这些特异性的蛋白质可作为肺腺癌的血清标志物。同样，国内外学者应用这一技术在肺鳞癌、小细胞肺癌以及其他类型的肺癌患者血清中找到相应特异性蛋白，并认为这些蛋白有助于肺鳞癌、小细胞肺癌以及其他类型的肺癌的早期诊断，且可以作为治疗反应的观察指标。

5．支气管灌洗液的肿瘤标志物检测　邬勇坚等检测48例肺癌患者支气管灌洗液（BLF）中CYFRA21－1，其水平明显高于肺良性疾病组，且阳性率为83．3%。邵润霞也研究证实肺癌组BLF中CYFRA21－1水平明显高于非肺癌组（P＜0．001），且诊断的阳性率达78．4%，高于血清检测的阳性率。主要原因可能是BLF作为一种工具能在活体状况下获得病变部位的细胞释放液，使得BLF作为肿瘤标志物的标本来源对肺癌的研究有特殊的价值。

倪亚非研究结果表明，CYFRA21－l、NSE、CEA3种肿瘤标志物在BLF中含量的检测比血清中更为敏感，故BLF中肿瘤标志物含量的检测对肺癌的早期诊断价值优于血清，尤其是对纤支镜难以取得活检组织的周围型肺癌，与纤支镜刷检及BLF沉淀脱落细胞联合应用，可提高肺癌诊断的阳性率，在临床应用及肺癌研究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6．胸腔积液的肿瘤标志物检测　贾嵘研究结果显示，肺癌患者中血清CEA阳性率为56%，略高于国外文献的报道46．5%；而胸腔积液中阳性率为75%，显示胸腔积液中敏感性要高于血清，考虑为CEA分子量较大，不易进入血液循环，故认为测定胸腔积液中CEA含量对早期诊断意义更大。因此，胸腔积液中CEA测定诊断恶性肿瘤敏感性更高，几乎无假阳性，优于细胞学检查。同时，在肺癌患者中血清CYFRA21－1阳性率为50%，而胸腔积液中高达75%，仍为胸腔积液敏感性高。NSE血清阳性率为18．8%，胸腔积液中为37．5%，均不高。血清三项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达到75%，而胸腔积液的联合检测阳性率则达到了100%。所以他认为在肺癌引起的恶性胸腔积液诊断中，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敏感性要高于血清，而多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方法则有更高的敏感性，其中又以胸腔积液检测的敏感性较血清为高，可以在胸腔积液患者的早期诊断中广泛开展。

（吴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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