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香包从“散”到“聚”

四、庆阳香包从“散”到“聚”

庆阳是中国农耕文明地发祥地之一。在农耕文明早期，人类还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先民们为了满足保护人体的需求，便用布包装上植物香料驱虫辟邪，后来，人们又用刺绣的方法在布包上绣出各种图案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寄托，祈福和装饰的意味逐渐增大，这大概就是庆阳香包的起源。因为里面装有草药（也称香草），散发出药香味，所以称为香包。庆阳香包造型各异，图案多样，美不胜收。从庆阳民间现存清代以来的香包看，其图案大多数以花卉和动物为主图，以隐喻象征等手法表达各种情感寄托和美好向往。比如，用双鱼、双蝶、蛟龙等象征两性相爱、交合、生育；用莲花、荷花、牡丹、梅花等寓意女性；用登梅的喜鹊、采花的蜜蜂隐喻男性；松鹤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而利用汉字的谐音作比喻者更是随处可见：送给新婚夫妇的“早生贵子”（枣儿、花生、桂圆、莲子组合图案）；送给长寿老人的“耄耋童趣”（以猫和蝴蝶戏牡丹组合图案，寓意老年生活非常有情趣）；送给小孩的“福寿娃娃”（以憨态十足的娃娃为主体，周围环绕蝙蝠、桃子组图，寓意此子今生多福多寿）等。在当地，女孩子从小学习做香包是一种普遍的习俗，它也是庆阳姑娘心灵手巧的标志，“庆阳巧女绣天下”就是当地人自豪的表达。民谣所说的“八岁学针线、十三岁进绣房，进入绣房绣鸳鸯，变卖香包添衣裳”即指此而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庆阳香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当地人也没有意识到庆阳香包潜在的巨大商品价值。庆阳香包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散在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庆阳经济的崛起，庆阳的干部群众越来越感到宣传庆阳的地域文化，提高庆阳知名度和美誉度，对庆阳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样的呼声和期盼中，小小的香包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庆阳的新名片，这里有一种历史逻辑的必然性。从考古发现来看，庆阳是中国香包的发源地。据记载，在远古时期，庆阳人岐伯，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一起论道，成就了中华医学最早的经典之作《黄帝内经》，其中就有关于香包的记载，这说明庆阳香包的历史相当久远。而在庆阳华池县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双塔寺”二号石造像塔体内，发现了一件距今至少832年的香包，其造型为荷叶盖，由黄褐色蚕织物缝制。香包选料考究，造型雅致，刺绣精细，历时800多年，仍色彩艳丽如新，实为千古珍品，被命名为“千岁香包”。“千岁香包”的出土，从实物上印证了庆阳香包的悠久历史，这也给庆阳香包增添了几分天时、地利、人和的传奇色彩。这样一来，香包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庆阳深厚文化底蕴和千年历史积淀的代表，成为庆阳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和优势品牌。大力开发这个资源，不仅可以直接把原来散在的民间民俗物件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可以以此为载体，大力宣传庆阳的地域文化，扩大庆阳的影响，提高庆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消费角度看，开发香包资源，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追求精神满足的愿望也会愈加强烈。庆阳香包以其古朴的造型、生动活泼又巧妙隐喻的图案、浓郁的乡土风味，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人们求美、祈福、追求新奇，以及返璞归真等等的诉求。

正是看到了庆阳香包这种内在价值以及与市场的契合度，庆阳地方政府抓住时机，于2002年举办了首届“中国庆阳端午香包民俗文化节”。同年，中国民俗学会命名庆阳市为“中国香包刺绣之乡”，小小的香包从此登上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舞台，其势一发而不可收，终于成了庆阳的大产业，同时，也是甘肃文化发展的大产业。现在，庆阳市各级政府都把香包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成立了香包民俗文化产业开发领导小组，设立了香包民俗文化产业办公室，组建了香包产业协会、民俗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庆阳市政府还主动与全国211重点大学东华大学合作，建立了的庆阳香包新产品联合研发中心，每年开发出一批香包新产品，为企业经营提供支持和服务。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已形成上面以公司为龙头进行规范定型、订单收购和集中销售，下面由农户按照统一标准生产加工的模式，实现了专业化、产业化、产销一体化。目前庆阳市香包民俗文化产业群集聚了3万多农户、15万多农民，仅庆城县从事香包刺绣产业的妇女就超过30000人，占全县农村妇女劳动力总人数的30%以上。庆阳市香包民俗文化产业群还拥有30多个基地、110多家企业、86个营销公司，产品达到20多个大类5000多个品种，年生产900多万件，远销全国56个大中城市及美国、日本、欧盟、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年销售收入3亿元。其中庆阳民俗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运作、社会化分工、集约化经营、产供销一条龙服务，仅香包产品产销量连续三年实现双翻番，产值达到1000万元。

现在香包刺绣已与唢呐艺术、道情皮影一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庆阳香包从“散”到“聚”，说明发展文化产业要善于挖掘、善于创意，要突出特色，要注意产权保护，要走规模化、市场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