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这本“随笔”文集是我从已经发表过的存稿中，选出一部分大体上符合“大系”编者的需求标准而编成的。所选的文章不属专题性的学术论文，而是学术性的随笔，与学术问题有关的杂文，或是各种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特邀的演讲稿，和受记者、学人采访的记录等。从全书来说似乎缺乏系统性，各篇之间并无紧密的连续性。但既是出于一人之笔，一人之口，思想理路是一贯的，如有出入也是发展上的变化，看来也并不多。

本书限于篇幅，如果要求它能包罗作者学术思想的整体性，实难办到。首先是我生命尚未结束，过去60年在学术园地里所做的工作，多属探索性质，尚未达到完整的程度，相距还远。从写作时间上说，这本文集中所挑选的一些文章，只是近15年里的作品。这些文章多少可说是这一段学术生命中留下的脚印，串联起来也许可以成一条由若干点形成的虚线，隐藏着我这个还在发展中的思路历程。要我用话语简短地、清楚地总括这条历程，实感功力不足，火候未到。

我从这个历程中剪取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为止的这一段时期是我意外得到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意外是指这段生命的取得我确是没有预料到的。自从50年代的反右斗争起，接着又经过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为亲人痛惜，路人侧目，不仅别人甚至自己，对我早年的学术思想早已全盘否定。我也口服心服地认为我的学术生命已告结束。不料70年代后期世态剧变，我如大梦初醒，重又回到正常生活的轨道，拾起了我的学术工作，所以称之为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我还记得1980年在当局宣布为我“改正”的那次座谈会上，我说过：“我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该随意零零星星地买些花生米吃，而应当集中起来买一件我心爱的东西才是。”意思是当时我年已七十，估计自己可能还有10年的生命。这段生命我不忍再白白消费掉了。所以当众下了决心，要用10年时间来夺回失去的20年。言犹在耳，转瞬间到了1990年。在一次朋友们为我祝寿的宴会上。有位主人突然问我，你能否总结一下，一生想做到的是哪件事。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志在富民”四个字。其实这就是我10年前想用此得之意外的“第二次生命”来购取的那件心爱的东西。我本是个教书先生，没有钱，又没有权，怎么能去富民呢？那就只能靠我这脑瓜子里的智力来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学术”。至于我所有的“学术”属于通常所标明的哪一门、哪一科，我觉得无关宏旨；称之为社会学也好，称之为人类学也好，反正我只学会这一套。这一套是否够格称学术，我想还得看它是否抵用，能不能富民为断。

我在第二次生命里所走的学术道路其实还是早年走过而被迫中断的老路。这条路就是从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去理解他们怎样适应和利用具体的客观条件，通过人际关系，依靠上辈传下的知识和自身创造的办法，取得生活上的需要和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从而形成的一套物质设施和社会结构相互结合的体系；并在时间中观察其社会经济上的变动，从其效果上辨别出是发展还是倒退。我在这15年中继续采取这个实地观察的方法到各地农村去调查，然后“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各地的农民脱贫致富。我觉得高兴的是想的办法、出的主意由于顺着改革开放的总形势，有些已取得了成效。这也使我对自己所走的学术道路有了信心，使我深深地感到生逢盛世的幸会。

总的说来，我这第二次生命得之偶然，过得愉快，自己觉得满意。有时也能略略地尝到一点霭理士在他《我的生平》序言所说的话的滋味。他说：“我的一生有时像是用流血的双脚走向基督受难的圣地。凡是我的双脚踏过的地方都盛开了芬芳的玫瑰。我已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尝到了天堂里的愉快。胜于理解的宁静牢住我心。青年时所打算的一生事业在半个世纪里能得到完成，和它所给我的安慰，不能不说是已超过了我梦寐所求。”当然，我不是基督徒，不信上帝和天堂。但是在我的第二次生命的15年中我有时也得到过超过了梦寐所求的安慰。

现在回想，我在这第二次生命开始的70岁时确是没有想到老之将至。80岁还是没有服老，每年用1／3的时间在各地奔波。越是穷地方，越是要去。现在已是85岁了。不服老可能已做不到，同时也觉得应当想想身后之事了。人作为一个生物个体，生命终究是有限期的。我没有长寿的愿望，关于生命的长短，听天由命而已。但是我明白由一代代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却可以常青不老。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个人都享受着前人所积累的遗产，也在为后来者创造生存和发展的资料。人是依靠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文化生活的，文化本身离不开历代个人的创造。这些创造也就使子子孙孙能绵延不绝，使人类继续存在而且不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去，生物的人固然不能永生，但生物的人所创造的文化却可永葆青春。杜甫的骨肉早已腐朽，而杜甫的诗歌却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心中，构成一代代活着的人的精神实质，怎能说它已随杜甫的肉体而化为乌有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也许就是这一点之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谓也。

人原是有生物人和社会人这双重性。两者可以合一，也可以分离，社会人是可以离开生物人而存在的。当其存在，仍在社会上发生作用，没有死，还是活的。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就是指利用生物人活着的时机，立下一些不朽的或是比肉体消亡得比较缓慢的社会存在。我在进入85岁时，心头考虑的正是这个“身后之事”，这些还会影响我身后还活的人的事。我本人固然不一定能是个跨世纪的人物，但不难想到生活在21世纪的人，想到自己对生活在21世纪的人所负有的责任。

我认为，我们不应轻视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历史机遇。这是一个人类历史大变动的时代，一个个由封闭自给的小群，融合形成一个全球一体的大社会的时代。形成要一个过程，这过程要多少时间，我不敢预测，看来经过不论多少迂回曲折，全球一体的大社会势必出现。如果出现的是它的反面，人类将终结，甚至是地球的终结。历史不是自动变化的，是一代代人创造的。如果我们从积极方面去希望，就应当为我们所希望的历史趋势出一把力，为21世纪的全球一体化铺平一点道路，这也就是我上面所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这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身后之事”。

进入85岁时，我想到的“身后之事”是向前看的，因为“身后”在时间上现在还是在我的前面。同时我也不能不回头看看，因为决定前面的是留在后面的那一段过去了的事。我并不是担心后人对我这一生的毁誉。眼睛闭了，后世的毁誉对我本人是无所谓的。我活着的时候，别人对我的毁誉已经够变化多端了，身后更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知我罪我，不必我费神动心。但是自己却应该有一点自知之明，有个评估，有个交代。我对自己过去的学术成果的评分，已经多次表白过，是不高的。这倒并不是虚伪的自谦，或是对苛求的自卫，我自认为是实事求是的。

怎样评估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我认为，应当采取吴泽霖的“天平”。他是以个人得之于社会和对于社会做的贡献做天平上两端的砝码。很显然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都是取用得多而产出得少，结果必然使社会走向倒退，表现在贫穷落后上，反之则欣欣向荣，日趋进步。个人亦然，有人得之于社会的少，就不应要求他产出得多，两端平衡才算及格。得多于出，不论出多少，还是不能给高分。

用这个天平来评估我自己，应当说我是属于得多出少的人。只从学业的一方面说，我在同代人中就学的条件就比较优越，甚至可说是少有的。我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我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即教育督导员，我母亲是首创蒙养院（即幼儿园）的当时妇女界先进人物。我的父母上有祖母和她守寡的妹妹，下有子女五人，我是老五。一家九口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来供养。母亲在家以有限的收入经营管理这个小集体。当她病重时，曾要我几个哥哥根据历年的日用账进行统计分析，按各项支出画成曲线并列在一张表上。用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她指着这张表说，她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先扣除教育费用然后以余额安排其他项目。我曾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重复我母亲的理财原则，希望国家也能采用。我母亲按这个原则把五个子女都培养成才。在她临终时说，除了最小的一个外，我对子女的教育是尽了力的，结果也能使我放心。她除外的一个就是我。我当时还是个中学生。我进大学是靠我姐姐的支持，进入了研究生院以后就靠国家的公费，完成了我的学业。一生督促着我不敢自暴自弃的还是我母亲的那句遗言。

在学校里从小学到大学和研究生院，从国内到国外，我又有幸受到许多教师接近于“偏爱”的关心、指引和培养。他们不仅给我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屏息静思，历历在目。这些难忘的情境，常常在我杂文中流露。再以第二次生命的过去15年来说，我所得到的学术工作条件的优越也不同寻常。一开始我家乡的省领导就对我的农村调查做出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的支持，其后在统战部、政协、人大的支持下，我能经常闯南走北，东西穿梭（除下西藏和台湾）几乎走遍全国。所到之处，上下合作，左右协力，穿门入户，热情接待。这一切都是社会给我学业的投入。以此沉重的砝码压在天平的一端，立刻显出了我产出的单薄和轻微了。在这客观的事实面前我怎敢做出强自提高的评估呢？

尽管我自知我的学术不够成熟，但出于我另一种考虑，还是凡有所见，不忌被人菲薄，乐于公开发表。早年如此，晚年还是这样。这15年中追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各地调查观察，“走一趟，写一篇”，写完就发表，向读者汇报，其中大部分已汇编在《行行重行行》一书中。我这样做，自有我的打算。这就是想实现我用脑用笔来参与这一段旷世难逢的大变局的发展，并希望这样的参与能起到推动这个发展过程的前进，以尽我的天职。

再说一点，这也有关我上述对个人“身后”的理解。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80多年，寿命不算短促。作为一个生物个体生命息灭之后，还应当留给后来的人一些对他们生存和发展有用的东西，一点文化遗产。我相信我所身逢其境的20世纪大变局中见到的情节，对21世纪的人应当是有启迪的，至少可以知道我国的农民怎样走出贫困的过程。这里包含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胆略，是永葆青春的民族精神在这个历史阶段的表现。我所抱歉的是自己学力不足，没有把这精神更确切地、更明白地表达清楚，但所表达的事实会长期的在今后的历史中发出光和热。

如果天假以年，我还是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至于还能走多远，那就难说了。

1994年12月9日于北京北太平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