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外国老师和三位国学大师

三位外国老师和三位国学大师

在一次纪念北京大学100周年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讲了对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这一问题的认识。那么补课的问题具体到我自己，该怎样补呢？这些年来，我感到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大太快，有点跟不上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的学术基础没有打牢。我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可以说是半路出家，落下了不少一二年级时已经学过的社会学基础课。当我决定要补课的时候，从书架上找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派克（E．Park）和伯吉斯合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这本书作为我补课的入门教材。后来我把温习这本书的感受写成了《补课札记》，文章的副标题是“重温派克社会学”。派克就是1932年我在燕京社会学系上学时接触到的第一位外国老师。在这篇札记里我把派克老师的一生大体上都讲到了，这里就不再重复。可以说派克老师的学术思想使我终生受益。

为了建立起“中国的社会学”，培养中国人自己的研究队伍，吴文藻老师不遗余力，费尽了心思。我是被吴老师看中的学生之一，为了通过清华派留学生的机会把我送到英国去学习，他先是说服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然后又亲自带领我去拜见该系的史禄国（Shirokogorov）教授，得到了史氏的首肯之后，经过考试，我终于成了史禄国在中国惟一的及门弟子。

史禄国老师是俄国人，应该是属于那种因为祖国变了色被打入另册的白俄知识分子。关于这位学者的身世，我知道得不多，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只听说他来清华之前在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工作。傅胖子（私下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仅次于胡适的人物，很有势力。他是搞考古、民族史出身，学术上更靠近德国传播学派那一套，不接受英美人类学的东西。据说因为史氏在研究院与同事们合不来，闹翻了，傅胖子就把他安排到清华。

我在《人不知而不愠》这篇文章里说过，在清华园里“史氏深居简出，与世隔绝”，这就使得同事们更摸不清他的底细，难以了解，以致对他“多是以礼相待，甚至于莫测高深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实从出身来看，他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学者，他眼里的学术世界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他认为社会学的学生，将来是去做青年会这样一类的工作，是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他还认为像陈达研究的人口学，应该是警察局管的事，谈不上是什么“学问”。史氏所讲的“学问”，也就是现在人们讲的“学科意识”，是要研究“人”，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中国的“人”。又比如考试的时候，他出了这样一个题目，问欧洲有多少种语言系统？外国语言嘛，无非有英语、法语、德语等，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什么“系统”，我答不上来。可以说，当时在中国是没有人懂得他讲的是什么，更谈不上了解史氏在学术上有什么成就了。

我考上研究生以后，史老师根据自己的学术经历为我设计了三个学习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是学语言学，第三阶段才学文化人类学，每个阶段用两年的时间。现在看来，他的教学安排是有道理的，是学习人类学的一套东西。他要我“慢慢地学”。那时候清华研究院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一直可以做下去，甚至“老死”在那里。研究院一个研究员，每月有30块钱工资。花销很少，伙食费每月七块钱，洗衣费半年交一块钱，住宿、水、电都不花钱，条件很不错。我预备“泡”它六年。

可是，第二年学校变了章程，研究生学习两年后，如果考试及格就可以毕业，不能无限期地“泡”下去。因此我完成了第一阶段课程后提前毕业了。史老师说：你的学业还没有全部学完，就到国外继续学吧。他同意我去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但是作为他的学生，两手空空出去是不行的，所以要我到少数民族地区搞一年调查，积累一些资料再出去。吴文藻老师也同意这个建议。恰巧这个时候，广西省政府提出了一个关于广西省特种民族研究的课题。吴老师就去找张君劢（张跟我哥哥费青也很熟悉）商量，经张的斡旋，掌握广西大权的李宗仁，同意我和新婚的妻子王同惠进大瑶山搞调查。程思远也过问了这件事。然而调查中途出了事故，王同惠牺牲，我受重伤，调查工作被迫停止。因为跟张君劢有这层关系，所以在我整理的大瑶山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第一次出版时，在扉页上有“谨以此书送给张君劢老师”的话。

史氏这个大家眼里的“怪人”，终于在清华园里待不下去了，在安排好我和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做调查后，他也离开了清华园。

大瑶山受伤后，姐姐邀我回苏南家乡休养。我被姐姐在家乡所做的工作和农民的生活所吸引，并且对眼前看到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查。1936年9月，我带了这些调查材料，奔赴伦敦求学。等我从英国回来时，日寇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由于时局动荡，自1935年分手后，我就没有机会同史老师再见面，直到抗战结束，回到北平后，听说史老师已于1939年去世了。我虽然跟随史老师只有短短的两年，但是却受到了他的严格训练，并且培养了在困难条件下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受益终生。

随着时光的流逝，几十年过去了，我越来越体会到史老师教学上的用心。他先要我学习体质人类学，教我通过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在混杂的人群里分辨出不同的类型；而且他讲的体质人类学不单单指人体的形态，还深入到人的生理现象。他认为，中国广东人的骨骼小、人体瘦，是因为受到内分泌的影响，广东人的这些特征与他们的遗传和经历都有关系，同时也形成性格上的不同；他还认为人同人要来往、要交流，需要“语言”，所以学好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人的互相了解、行为的配合等等组成了社会，这不只是一般生理上的活动，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心灵的配合。史氏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他还来不及深入探讨的领域，是缘于他对通古斯人社会文化中的萨满信仰的研究。通古斯人认为，萨满是能够跟神对话的巫师。人们通常把这个现象看成是迷信或原始宗教，史氏却认为这是一种在社会生活里积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表现。我们知道，古代先民的生活是非常接近和亲近大自然的，所以人身上存在的一股自然的、内在的能力都能毫无保留地显示出来（这里包含着一些现在已经不再表现出来，而实际上还在发生作用的东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这种表现能力也随之弱化了，有些现象则被归到“宗教”里去，现在人们不再把它当作“科学”来研究了。史老师要我学了体质人类学、语言学之后，最后才进入对世界上多种文化的比较研究。

记得当年史老师说过“心理学之外还应该有个东西”这样的话，那时我还不能懂得这话里的含义。如今上了年纪，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些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近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就是讲这些问题的，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又比如“人”所特有的所谓“心态”、“精神世界”等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将来是不是能够“捕捉”到？也许能够用什么仪器测定出来……有了这些想法，我觉得似乎跟史老师更靠近了。

史老师的理论宽阔、广博、深奥，我曾经说过：

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许就在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这样一以贯之地把人之所以为人，全部放进自然现象之中，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人类学。

同时我也知道，我这样总结史氏的理论“是很冒失和草率的”。作为他的学生，我至今还不能深入理解他的理论，不能不感到自惭自疚。

我还愿意提到的是，1986年我三访英伦期间，一位知道我是史禄国学生的英国朋友特意跑来告诉我，史禄国在苏联恢复了名誉，他的著作可以公开出版了，而且承认他是通古斯研究的权威。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我有缘去莫斯科访问，亲自证实了这位英国朋友所说不虚。我想史老师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九泉。

1936年暑期过后，我到英国留学，进了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跟当时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学习人类学。关于在英国学习的情况和对马老师的了解，我在《留英记》、《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和《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等一些文章里已经写了很多，不再赘述。

《留英记》里写了一段马老师为我安排的一场考试，考试的“考官”是英国当时最著名的“东方学者”丹尼森·罗斯爵士。考试结束后，在和马老师一起吃晚饭时，他特意向我讲明请罗斯做考官的道理，他说罗斯是英国研究东方学的“头儿”，他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中东这一块，远东（包括中国）虽然不是他研究的中心，但也属于他的“地盘”，别人是不好瞎闯进去的。现在我们人类学要“入侵他的领地”，不经过他点头是不行的，他能来主持并通过你的考试，是他对人类学进入“东方”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示认可，不容易。接着话题一转，马老师从学科和学术的角度指出我今后努力的方向。他说，这篇论文只是你研究中国的开始，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宗教、意识形态、语言等等。他还鼓励我说，你回去后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大有前途，你已经在你的研究事业上，砌了第一块砖。接着他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和伦敦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商定出版我的论文，并答应为这本书写序言。放下电话后他考虑起这本书的书名，沉思了一刻说，这本书是不是叫Earthbound（土地所限制的）……但随即又改变主意说，你的第二本书用这个名字吧。马老师写的序言得到了50英镑的稿费，他把这笔稿费作为礼物赠给了我。

考试一结束，我就准备启程回国。那时候规定公派的留学生回国，可以买二等舱的船票，票价七十多英镑。为了省钱我买的是四等舱，只花了16英镑。这样加上马老师送的50英镑，我回到昆明的时候口袋里大约还剩下100英镑。

抗战时期搞调查研究的条件十分恶劣，经费也很困难。虽然吴文藻老师从搞到的中英庚款里拨出一点钱给我们，再加上我回国时节余的那100英镑，要下乡搞调查仍然时时感到捉襟见肘。可是我们用了这点钱，首先选择了禄丰县的一个村子，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后来又开辟了易村和玉村两个调查基地。1945年底，我把在这三个村子调查的成果结集成书出版，书名是Earthbound China（中文书名《云南三村》）。所以说，我回国后所走的路子是马老师提出来的；写的书，书名是马老师起的；甚至研究经费也有一部分是马老师送的。我在马老师指引的道路上走了好几年。

前面我说过，我从小接受“新学”培养，没有上过私塾，连最普通的《三字经》、《百家姓》也没念过，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训练的知识分子，所以这次补课，除了补社会学基础课之外，也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于是就找了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三位国学大师的著作来读。真是开卷有益，读他们的书很有收获，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还加深了我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

以上三位先生都已作古，对于他们，应该说我心仪已久。抗战时期，陈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也在那里教书，可以说是同事，但是一直没有什么交往。虽然没有交往，我却知道他是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而且生性耿直、坦荡，很有点旧知识分子那股“士可杀不可辱”的劲头。不幸的是，陈寅恪先生没能熬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钱穆（宾四）先生和我的关系说来倒有趣。他是我故乡邻县无锡人，1895年出生，长我15岁，他是苏州草桥中学的毕业生。草桥中学和我们家似乎有点缘分，我父亲曾经在那里教过书，大哥、二哥在那里读过书。钱穆先生后来先后在燕京、清华、西南联大任教，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正在这三个地方，但是我们两人一直没有碰头，好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间有距离。他没有进入潘光旦或吴文藻的圈子。在我的印象里，他和顾颉刚一样，同学术界里的“学阀”不和。他在清华讲中国通史，观点上同范文澜唱对台戏，但是在学生中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什么印象。

一直到进入了21世纪我退休了，为了补课我才细细地读他的书，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觉得在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说法。读了宾四先生的书以后，发现他是个热衷于“天人合一”的历史学家，据说他在去世前曾对夫人说，他对“天人合一”有了新的体会。可惜没来得及把这个体会写下来。然而，读了钱穆先生的书，仅从他所强调的，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去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一观点，就使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次也补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书。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过他的书，但是没有全部读懂，所以对我早年的影响不大。记得从燕京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参加了梁先生在山东邹平县搞的乡村建设工作。梁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卓越的思想家。

1945年我参加民主同盟的时候，梁先生是民盟的秘书长，但是我们接触不多，没什么私交。解放后交往才比较多起来，特别是出事后（指梁先生当面顶撞毛主席一事），觉得他能这样做很不简单，很同情他，可是又感到梁先生的做法有点“傻”，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很“厉害”。

1988年，在香港召开过一个由香港大学主办的，主题是“中国宗教伦理和现代化”的研讨会。我们很想请梁先生亲自来参加，但那时他已96岁高龄，不能承担旅途之劳。为了表示支持这次会议，梁先生在家里做了一次发言，特意录了像，要我们在会上放映。在这次会上我发表了《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的讲话，讲了我学习梁先生文化体系的一些体会。会后，当我回到北京，惊悉梁先生于6月23日不幸逝世，令我备感哀痛。

据说，梁先生去世前，有人问先生：在民主党派人士中，对谁的印象最好？他随口答道：费孝通。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通，近年来深入农村工矿，使他更通了。他的名字里就有一个“通”字嘛。他还对另一位访问他的人说：费孝通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如此。我听说以后心里想，他这样讲，也许是因为我跟梁先生有相通的地方吧。

这次再读梁先生的书，发现有两条我同梁先生连接上了，一条是对社区的研究，另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不能脱离中国文化来谈文化的变迁；提倡从传统的基础出发，改造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做法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总的讲都不是“革命”的，是主张在承认传统的基础上，逐步的，不是激烈的变革。可以说是“改良主义”吧，但是这个词不好听。

当今世界的局势，要求中国文化能够迅速适应发生着的急剧变化；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同样应该要适应这个变化的局面，大家互相“适应”。这叫“磨合主义”，东西方文化要互相磨合，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文化。这是我的主张。

2003年秋于北太平庄

（本文系费皖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