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下面是根据我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多次发言的录音整理编成的记录。我历来不喜欢在讲课时照本宣读我已写出的讲稿，而喜欢随稿补充一些即席的思考，这也可名之为“讲课旁白”。

一

上届研讨班上我们大家约定：回去后都到田野去做一次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思考思考，过一段时间大家再聚在一起互相汇报心得。一年过去了，今天能在这里召开第二届研讨班，实现了这个约定，我感到十分高兴。同时李亦园教授主张，这样的研讨会不仅要有第二届，还要有第三届、第四届，每年召开一次，继续开下去，我十分赞成。在这里我也得表示一下决心，只要我还活着，不论哪一届，我一定参加。当然有一个前提，决定权不在我手上，要看老天还打算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再活多少年。我是属狗的，依传统算法，已经88岁了。俗话说“八十不留宿”，是指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到人家去做客，主人不愿再留我在他家过夜了，为的是谁也保不住第二天我是否还能起得来。我这样长的寿命，已超过了我的几位老师，包括吴文藻、潘光旦、史禄国、马林诺斯基。但在学术成就上实在无法相比，我对几位老师，只有惭愧二字可说。从《花篮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的两次实地调查算起，到去年已过了60年，老话是一个花甲了。如果不是在1980年我又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我这一生就留不下多少对后代也许还会有用的遗产了。也正是这种“岁月春水逝”的生命短促感，促使我这10多年来不停地“行行重行行”，力求此生能对得住祖祖辈辈的培育和期待。

最近这几年，我在外地跑得少了一些，原因不尽是由于年老力衰，而是因为我打算用这最后的一段生命，把自己一生中已经写下的东西多看看，结结账，写一套反思性质的文章，这不能不占去我一部分时间。我曾利用上一届的研讨班推出了我重读马老师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作为我在这个研讨班上的第一讲。同时我也为这届研讨会上的第二讲预定了内容，打算发表我对《江村经济》一书的反思。讲稿是写了出来，却花了有好几个月。今秋定稿时正好许多亲友建议利用我江村调查60周年的机会，大家到我家乡去欢叙一番，顺便去看看今天的江村。我就把那篇刚写好的文章送交《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印发，供大家讨论之用。

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决定召开这届研讨班时，又把这篇讲稿编入《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一书中，在讲课前分发给参加这届研讨班的学员们。一稿两用，不得已也。但因此大家能在听讲之前，看到这篇讲稿，思想上有些准备便于听得明白我这个南腔北调的口音。这篇讲稿题目是《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讲稿既然预先发给你们了，由你们自己去念好了。我将利用这两个小时，随心所欲地讲些有关这篇讲义的旁白。

这篇讲稿也是我正在写的一系列反思文章中的一篇，和在上一届研讨班上所讲的是相连续的。现在电视不是时兴连续剧么？我写连续性的文章，固然有点赶时髦的味道，其实这也是我在抗战时期养成的习惯。《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等都是先写连续性的文章，然后合编成的。我这一系列反思文章还刚开始，打算还要写下去。我这样说不是又在作预约，而是想说，各位最好把我的那几篇反思文章连起来念，一个人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前后有个继承性、连贯性，不掌握其中的思路，也就难以理解作者想在所写的文章中表达的论点。

我今天提供大家的那篇讲稿，不仅是想为我写的那本《江村经济》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定个位，而且也想借此说明这篇序言的作者，马老师，对这门学科发展上的贡献。我想把我今天的讲稿和60年前开始动笔的那本《江村经济》和马老师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三者连结起来，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门学科发展的一段经过。用以引出人类学在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出现的新突破。

我在这篇讲稿里一开始就声明，我这本《江村经济》是一棵我无心插下的杨柳。马老师在序言里对它的评语，我当时不仅没有预料到，甚至没有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在江村调查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用此把人类学这门学科推进一步。当时我还是个初入门的年轻小伙子，既没有这眼光，也没有这雄心，甚至我在江村调查时并没有想到会写成一本书。我是在我姊姊的好意安排下到江村去养伤的。从插在这本书里的相片上还可以看出我当时扶着手杖，病容满面，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我是凭着从当时留我寄宿的农民合作丝厂给我的深刻印象和启发中想为这“工业下乡”的苗子留下一点记录而开始做江村调查的。

这棵无心插下的树苗，得到了泥土和雨水的滋养居然成活并长大了。论文写成，又印成了书出版，马老师还为它写了序。序里写些什么，我只是在伦敦回国前从出版这本书的书局送来该书的校样上粗粗地看了一遍，说实话印象并不深。当时占着我心头的是国内抗日战争。我记得船过印度停泊时才知道汉口和广州已经沦陷，当时我和同伴们正忙着办越南起岸和过境的签证手续。我和《江村经济》英文本初次见面是在1948年清华胜因院的书房里，离开这本书问世已有10年之隔。

我从西贡上岸经河内回归祖国。到达云南的昆明后，接着我就遵循马老师的主意，在滇池边上继续搞农村调查。其后，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发生，我开始投身民主运动。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学术工作上只完成了《云南三村》的中英文稿，英文本的名称还是用了和马老师同桌吃饭时他建议的Earthbound China。中文本《云南三村》直到1990年才正式出版。闲话不说了，总之我对这本《江村经济》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这次为了要准备这届研讨班的讲稿，才用心细读此序，似乎开了窍。我现在的想法，认为马老师写这篇序的目的，似乎并不完全在评论我这本书，而是想借这篇序吐露他自己心头蓄积着的旧感新愁。

我在讲稿里已说出了我这一点体会，不必在此重复。他当时正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心头十分沉重，所以说“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他介绍我时强调我是个“年轻爱国者”，他对我能有机会成为一个“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为人类服务”，竟流露出“时感令人嫉妒”，甚至他表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他用了“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来贬责当时的许多人类学者。他还自责“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这些话我现在看来正是一个寄寓和依托在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权力下失去了祖国的学者的气愤之词。但是为了表达他的信心，他紧接着又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到这个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

我重复这些话是要指出马老师在把现代人类学者从书斋里拉进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田野”之后，接着他很明白地表示要把人类学的研究从野蛮人的田野拉进文明人的社区里去。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步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上他是立了功的，但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他在一生中并没有实现。目前那些以“文化领导人”、“掌握着优势文化”自居的人还坚持着先进和落后之分，实质就是上一代的“文野之别”。这条鸿沟看来一时还难于跨越。这是我体会到马老师的内心的新愁。

我自问自己怎么会似乎毫不经心地跨过了这个“文野之别”的呢？马老师的这篇序又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序末的一段话里说：“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没有显示出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作者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他替我所作的答复是归根于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上的差别，即他所说的道德态度上的基本差别。中国人在马老师看来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心存民族偏见和仇恨。马老师这个概括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证。我常自己审察自己总觉得我们传统文化中对异民族的偏见不能说没有，但是和欧美相比是有差别的。我在讲稿里已提到过欧美人类学里反映出来的“文野之别”历来被认为是文化本质之别，甚至在30年代还有人怀疑土著民族的头脑是否具备欧美白种人所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西方人类学的学者中否认“野蛮人”有逻辑思想的为数不少。这个问题到了马老师的时代还要由他挺身而出极力争辩，巫术并不是出于缺乏实证的逻辑思想。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也有夷夏之别，但孔子一向主张“有教无类”。教就是可以学习得到文化，类是本质上的区别。孔子看到他不能在中原行其道，曾想乘桴浮于海，甚至表示愿意移居九夷之中，就表白他认为夷夏只是文化上有些差别，有教则夷即入华，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并没有不能改变的本质上的区别。

通过我的行为和思想，在马老师眼中看出了我们中国人和欧美人在道德素质上的不同，也许就是这种不同，使我在进入人类学的领域时，很自然地闯过了“文野”这一关。这一点认识使我更感觉到要理解一门学科的发展绝不能离开学者所有的文化素质。我们中国人要认真地去研究人和文化，就不能不警惕各种理论的历史背景和从事这门学科的人的文化修养。

二

我在这个高级研讨班上的两次讲稿，都可以归入我所说的反思性质的文章中，就是回过头来，多读几遍自己过去发表的文章，把自己新的体会写下来。这类文章我是从1993年在苏州召开的两岸三地社会人类学座谈会上开始的，当时我在会上宣读了《个人·群体·社会》一文，是我重读《生育制度》一书时的新体会。1994～1995年又写了两篇关于怀念我在清华研究院的史禄国老师的文章，和一篇对我《小城镇

大问题》那篇文章的10年回顾，以及去年在第一届高级研讨班上所讲的关于马老师《文化论》的体会。以上几篇已收集在《学术自述与反思》这本新近出版的文集里。现在还可以在市面上买得到。这一系列文章是我这几年开辟的一条推进我学术思想的新路子。希望这个研讨班能帮助我对我过去写的文章、出版的文集，多提意见。我受到了启发之后，可以在班上一次一次地写我的讲稿，作为答谢。

学术反思并不是我发明的，拿我个人来说就是从马老师那里学来的，是从他在LSE讲课时所采用的“席明纳”方式中推衍出来的。“席明纳”是seminar的音译，其实就是有一位教授主持的学术研讨班。采用这种方式来改变过去“先生讲，学生听”的教育方法。采取了由学生讲，通过师生平等的对话和先生与学生一起讨论，最后由先生总结的教育法。我正在试验的学术反思其实就是自我讨论或称自我对话，针对我自己过去的学术成果，通过自己的重新思考，进行自我反思。我把这些反思文章作为讲稿，请参加研讨会的同行们一起用对话方式进行研讨，性质上是一样的。同行们一起对话，比一个人自己对话自然高出了一个层次，接近于我在30年代参加的马老师的“席明纳”。

鼓励对话，使这一届研讨班比上一届研讨班前进了一步。上一届主要是请了几位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已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各国学者作主讲，各人讲各人的，参加研讨班的学员只是到会听讲，很少像这届大家进行对话，因之多少还偏向于传统的“先生讲，学生听”的一般上课方式。这一届研讨班上有了改变，学员间的对话增多了，大家放言无忌，真是一个大改进。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学术新风。这不仅得到学员们的积极支持，而且在对话中，我确实得到很多启发，充实了我今后继续“反思”的内容。

举几个实例来说，在这届研讨班上有一位学员对我所说的“文化没有界线”这句话提出质疑。这位学员是出生在新!多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现在北京工作。她说从她本人的生活体验中感觉到到处都碰着文化的界线。我听了之后发觉她感到的“文化界线”很值得深入思考。我初步想到的是她是个生活在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地区的人，文化间的差别在她是生活中日常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事实。她在新!生活时，带着外来文化的底子，在本地人看来她还没有完全融合在本地文化里；当她回到原籍，又因为在外地生长过，留有外地文化痕迹，有点异味。这种人在社会学里有人用“边际人”来形容他。边际和边界不同。边界是地域上用来划分两个不同单位的界线，在界线两边分属于不同的单位，一过界就属于另一个单位。两方不相重叠。边际是对中心而言的。从一个中心向四周扩张出来的影响，离中心越远，受到的影响就越小，成一种波浪形状。这相当于力学里“场”的概念，适用于声、光、电、磁。场就是一种能量从中心向四周辐射所构成的覆盖面。在这一片面积里，所受强度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深浅、浓淡等等。但是划不出一条有和无的界线。行政区域是属于前一种状态，在地图上可以用一条线划定边界。而文化属于后一种状态，有中心和扩散的范围，远离中心的可以称为边际。边际是不能用界线来划定的。两个文化中心可以向同一地域扩散，所以常出现互相重叠的边际。这种受到不同文化波及的人，可以称作“边际人”，是文化接触中出现的现象。我回想到早年在《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来表达亲属关系的结构形态，意义并不十分明白。经过这次对话，遇到了文化有没有边界这个问题，我才进一步想到用“场”的概念来补充“差序格局”的意思。这是我从这次对话中得到的启发。

由于提出文化是否有边界的问题，促使我联想到我们当前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上，若干主要文化正处在大规模的接触、冲突、嫁接，一直到融合的过程中。我在考虑是否应当引进“场”这个概念来认识这个过程。我注意到现在西方的欧美国家里出现了一种把文化和国家这个制度挂钩的倾向。把国家的领土概念引申到文化领域中来，把不同文化划出界线，以强调文化冲突论。我意识到这种看法是有很大危险的。如果把边界的概念改成“场”的概念，也许可以纠正这个倾向。“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也就是在人的感受上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规范，可以自主地选择。把冲突变成嫁接、互补导向融合。

在扩大对话的范围中，这次研讨班从文化是否有界线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位鄂伦春族的学员提出的文化存亡问题。鄂伦春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提出的问题是，从鄂伦春的立场看，要生存下去应当怎么办？其实这不仅是鄂伦春人特有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个现代人或后工业化人类的共同问题，是一个人类文化前途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文化的人重视和深思。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到这是个人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人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维持和发展了自己的人文世界。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从这方面看去，鄂伦春人碰到的是人创造的利用自然来为自己服务的狩猎文化因森林的破坏而受到了威胁。如果坚持原有的文化，就会导致人的灭亡。现在正面对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如果依照我的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显的，就是要保持的是人而不是文化。这就是说鄂伦春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问题是怎样转，转向何处？

我记得我在访问大兴安岭鄂伦春人时曾建议他们能不能发展饲鹿业来代替狩猎，又因他们提出了鹿种退化问题，我曾向农业部申请向当时的苏联引入鹿种。后来听说这件事办成了。但是我没有去追踪调查，不知道鄂伦春人是否发展了饲鹿业。我当时的建议是想到文化转型不大可能是个急转弯。从狩猎文化要转到农业或工业文化是有困难的，其中不妨用已有传统的饲畜文化作为过渡台阶。这个想法看来是可行的。我又在这个思路上，后来提出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主张，其实这个思路和我提倡乡镇工业和庭院经济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

我认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身毁灭的绝路，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不仅森林已遭难以恢复的破坏，提供能源的煤炭和石油不是也已在告急了么。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

以上我举的两个例子，说明了我在这次研讨会上从对话中得到的收获。我相信为了在班上讲课我在准备讲稿时所进行的反思和在班上与同仁们的对话，确实已成为推进我学术生命的动力。我希望这样的研讨班能继续下去。反思和对话这两个法宝能继续发挥作用。

三

反思和对话是我们这届研讨班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前的社会人类学走向何处？也就是我们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参加这个研讨班，所为何事？在这个班刚开始时，我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经过了实践，我开始觉得逐渐有点明白了。我们大家一起回顾了几代人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经过，大家都亲自参加了“田野工作”，对我们切身参与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总结了个人的心得，又在这班上互相对话、讨论。到最后一刻，我想总结一下，问一句：我们大家在搞什么？心头冒出四个字“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有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不就是要求文化自觉么，我们这届研讨班上大家的发言和对话不是都环绕这几个问题在动脑筋么？我提出“文化自觉”来作为我们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是否恰当和适合，还得请大家思考，体会和讨论。

我提出这四个字“文化自觉”来标明这个研讨班上的目的，确实是我在为这个班作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的形成也有一个经过，不妨在这里对它作一点跟踪追忆。

上面已说过，我想到要对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进行反思可以推到1993年在苏州举行的两岸三地社会学人类学座谈会，那时我已83岁，心头在盘算我如果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几年的话，我应当做些什么事？还有哪些未了的心愿？我又自问这一生做了些什么事？立德、立功当然都说不上，可是从14岁开始在《少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起，确实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大多都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也就是说通过文字曾对社会发生过影响。这是不是可以说“立言”？

在写文章和拿出去发表时，我并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会对别人发生一定作用的，所发生的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过去一直未曾感觉到是自己的问题。童年时我看到过我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我们说要“敬惜字纸”。我长大了一些，还笑老祖母真是个老迷信。我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时我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我一旦理解了祖母的行为和教训，我心头相当郑重，因为我一生对字纸太不敬惜了，想写就写，还要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甚至还编成了书，毫不经意地在国内外社会上流行。“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字报上攻击我到处放毒，罪该万死。事后想来，不无道理。如果我确是发表了一些有害于人民的文章，不能不说是贻害了人。“文革”结束了，别人不再批判我了，我却想到了祖母的遗教，应当自己回头看看我过去的文章和著作。当然不是想像托尔斯泰那样自己把一生的著作付之一炬。已经行世的著作，火是烧不尽的，但这样想至少表白了他个人的心迹。我也明白我写下这么多字纸，并不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反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是非祸福自有历史去公断，不必由我去审定，我要审定也无此能力。但是我至少应当回头把这些旧著作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凭老来的眼光，反思一下，再花点字纸，写点反思文章，聊尽作为历史载体的责任。同时我也解决了怎样打点我余生的问题。这是我这几年下笔写反思文章的衷曲。

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如果不停留在个人的“衷曲”上，再前进一层，我所以会发生这些“衷曲”，还是反映了客观的社会现实。我的处境和上节里提到那位出生于新!移民家庭的我称之为“边际人”的学员，实在是大同小异，我们都是在不同文化的接触、矛盾中求安身立命的人。我当时曾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来形容这种人的尴尬状态。旧的文化已不能给我们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还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我同情鄂伦春族学员的处境，要在保存文化还是保存人中做出选择。概括地说，我们都是生存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人物。

在这种心理状态中，我进行反思，重读马老师给《江村经济》写的序言，我就很敏感地联系上了英国人类学在20世纪上半世纪的变化，看到马老师自己越过了“从书斋到田野”这个关。但在面临“文野之别”的那一道关时，只能叩关而未能夺关了。我又看到在我面前关山重重，我在“微型到宏观”的关上观望，在“传说到历史”的关前犹豫，在“生态到心态”的关口缩手缩脚。环视左右，人类学将何去何从至今还没有人能站出来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0世纪一转眼就将过去了。新时代的呼唤已在耳边。

这个声音最近由于巧合又在新近译成中文的美国畅销书中听到了。从这个声音里我仿佛又听出了“文化自觉”四个字。

在这次研讨班开始前十几天里，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这一本小说。书名是《塞莱斯廷预言》。这几年，小说对我并不具吸引力。但由于这本小说作者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不是就是在北京解放前几天回美国的我熟悉的那位当时和我在小学里的女儿差不多同年的小朋友James Redfield？天下同名同姓多得很。这本小说的作者如果确是我过去的小朋友，那就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就在百忙中抽出两天时间把这本小说读了一遍。

这是一本寓言性的小说，虚构的奇遇。作者假托一个美国青年听说秘鲁的塞莱斯廷地方发现了一本古代传下的关于人类过去和未来的预言文本，有点像我在童年时看到过的刘伯温的《推背图》。由于这本预言对当前当局不利，被列入禁读禁传之列。这位青年却偏偏要去寻觅，于是构成了一本探险记。这故事其实并没有惊险场面，不能和美国流行的这类电影相比。但是经过逐段探索到的预言内容却激动了当前美国的读者。这书一出版，1995年到1996年两年间畅销了600万册。流传之广成了雄踞榜首的奇书。反映了当前美国群众的精神状态。这却不是件小事，一叶知秋深。

在我看来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西方文化的反思录。它假托“预言”，总结了西欧人在公历纪元后第一个“千年”中走过的道路，道出了当今欧美文化的来龙去脉，当前遇到的危机，和今后的出路。这是一本可说是用小说体裁编写的一篇人类学论文。

虽则本书的译者有意或无意地没有在本书前后介绍作者的简历，但从这些问题的提出就不能不使我怀疑我早年的小朋友和这同名同姓的作者是一人。我的这位小朋友是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世家子弟。他的外祖父就是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教我到人们生活中去学社会学的那位访问教授，他的妈妈又是在我初访美国时帮我翻译《云南三村》和《中国的士绅》的得力助手。在临近解放时她和她丈夫老两口带了个小儿子全家应邀来华，曾在清华的胜因院和燕京的临湖轩落脚。我就是在这时认识了这位我们都叫他作詹曼的小朋友。转瞬间已过了半个世纪。后来我知道詹曼在芝加哥大学继承了祖业，而且曾当过现在知名的华人学者林毓生的博士导师。这就使我怀疑这本小说的作者有可能就是我早年相识的小名叫詹曼的小朋友。如果我猜中了，也算是一回巧合吧。

撇开小说里的奇遇不说，只就它作为西方文化的反思那一部分来说，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作者从第一个千年的西方文化说起，前半个500年里欧洲正处在所谓“中世纪”，人们在“原罪意识”控制下把自己一生命运统统交给了一位全能的上帝去支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半个“千年”。后来经过一场宗教革命，推倒了神的权威，接着又被世俗的追求所控制。人们既不再想在死后进入天堂，眼前只有现世的需求。个人的生活关切把人带进了物质享受的小天地里，只求舒适地生活，不再问为什么活着。一生追求感觉上的刺激，到头来落得个心理上的空虚和焦急。在这500年里人类的科技大为发达，使人利用资源的力量大增，配合上但求享受的人生观，对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肆意开发和浪费，导致那一部分有权有势可以控制资源的人无餍地挥霍、掠夺。于是这个世界出现了贫富的两极化。如是过者又500年。到目前快要进入第二个千年之前，也就是当前的时候，众生所依赖的大地，因为经不起这样的糟蹋而亏损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甚至整个地球都已变色。人们出现了“千年忧患”的情结。以上就是我所说的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下个千年还是这样在老路上盲目前进，自毁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么？秘鲁塞莱斯廷地方所隐藏的那本预言，到此结束了反思，进入了“前瞻”。预言说是人类到了第一千年的结束前那一刻，出了个大转变。这个转变出于强烈的危机感，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争夺物资，必然会导致匮乏。人类到这时才“迷途知返”，才开始打算走出这个匮乏—争夺—更匮乏的怪圈。怎样走出来呢？作者并没能跳出基督教的影响，提出了一个“爱他人、爱自然”的观念作为救命圈，但是人类这条命怎样救得过来？这本《塞莱斯廷预言》似乎没有给出答案。但对于人类最后达到的境界却作了预言：一是计划生育，人口取得控制，二是用机器人代工人劳动，三是物资充沛后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看来这个作者对我们中国现在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赞同的。

读完这本小说，我觉得作者主张在跨入21世纪之前，西方文化应当清理一下自己的过去，认清自己的真实面貌，明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不也正是我这一段时间里所想到的“文化自觉”么？看来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非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

在座的都是有志于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对当前人类的困惑自然会特别敏感，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还要在这个班上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7年前我在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曾瞻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下面这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我想也就是对我今天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1997年春节于北京北太平庄

附 记

上文定稿后接到詹曼的姊姊丽莎复我的信，告我《塞莱斯廷预言》的作者不是她的弟弟，这两个人是同名同姓。

复信如下：

Feb．20 1997

Unfortunately，the James Redfield who is author of the Celestine Prophecies is not the James Redfield who is my brother；indeed，we have so far been unable to find any kinship relation．

Regards to you all．

Lisa Peattie．

丽莎Lisa Peattie是Robert Redfield之女，Robert Park的外孙女，系MIT退休教授。去年9月曾应邀来吴江参加纪念我江村调查60年的聚叙。该书中译本未介绍作家简历，致有此误，但也可视为一次巧合，所以上文可按原稿发表，未加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