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日文化交流与日本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三、现代中日文化交流与日本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自1972年以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打开了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序幕。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日友好关系长期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98年11月26日《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签订，两国关系得到更深的发展。日本文化逐步在中国得到传播，也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随着“文化立国”、“知识财产立国”等口号的出现，日本的文化产业近年来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不仅在日本国内文化产业已与制造业齐头并进成为支柱产业，而且在国际上，日本的文化产品的全球销量也十分惊人。

例如日本动漫就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现今中国社会，大部分学生及年龄层较低的职员都或多或少了解日本动漫，由于网络的便捷及其在青少年中的普及程度，使得日本动漫的传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可见当世界其他经济体将计算机技术大量应用于通信产业的时候，日本却将其应用于制造新文化产品。中国各地普遍分布着众多动漫店，这种情况在各大学校周围都很普遍，可以说，这些动漫店的产生正是由于动漫本身对学生的强大吸引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漫店里面所陈列的大部分均为日本动漫及其周边产品。

近些年，以动漫、音乐、美食、时装、广告等为代表的日本流行文化在中国日渐风行，并以强大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城市流行文化的热点。一些港台歌手纷纷翻唱滨崎步等日本歌手的曲目；打开电视机，你很容易就在某个频道看到木村拓哉，看到日本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克隆”；日本创光信息技术公司主妇之友社授权的《瑞丽服饰美容》（《Ray》）《瑞丽伊人风尚》（《ef》）销量居中国时尚杂志前列，分别为61万册和51万册……中国人已成为日本流行文化的最大受众。不仅如此，日本还将中国文化加以包装，使之以日本文化的风格在世界各地登堂入室。“女子十二乐坊”签约日本PLATIA公司迅速蹿红后，演奏着日本当下最流行的曲目返回中国内地及港台，在北美地区发行专辑，开拓世界市场。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三国演义》《西游记》，更是被改编成五花八门的电玩、漫画向全球推销。

日本流行文化不仅在中国有所传播和影响，还全面向欧美进军。以动漫为例，有多部日本动画片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热播；任天堂的电玩皮卡丘风靡美国后，据此创作的动画片《皮卡丘》在美国初映当天，票房就达到了101万美元，如今，皮卡丘游戏软件在全球已有1亿套的销售量，皮卡丘的电视剧也以25种语言在68个国家播出；日本最具实力的吉卜力动画制作社和迪斯尼公司携手开拓日本动画电影的海外市场，《千与千寻》就获得了2003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培养了世界范围的日本动画迷；美国各大录像带出租店都设有日本动画角，Fox、G4techTV等频道专辟时间播放日本动画片，一家电视台甚至开设了全天候播放日本动画的电视频道。其实，这只能说是“日风西渐，动漫先行”，日本许多时尚产品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卡通、玩具、电玩、手机、赛车等领域也都是“和风”浩荡。日本“酷文化”已显露出“全球化”的端倪。

人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可以说是表象，事实上，日本音乐、动漫、美食、绘画、娱乐、时装、广告、设计等“软产业”的生产规模已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汽车业，其出口量在过去10年增加了3倍，达到125亿美元。日本“酷文化”产业俨然成了日本经济新的增长点。对此，有专家认为，当今日本正处在一个根本性的转型过程中，这是日本150年来，继明治维新后跻身列强、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之后，所经历的第三次伟大转折。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是世界超级经济大国，但此后的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却一直在低谷徘徊。然而“穷则变，变则通”，也许，恰恰是这些因素催生了日本的“酷文化”，并成就了它的发展和传播。就是说，在陷入泥潭之后，日本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终于摸到了经济转型的生机。面对日本“酷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应积极应对，显然，良莠不分的惟日即“哈”和妄自菲薄的杞人忧天或轻狂自大的不屑一顾都是不可取的。与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不同，日本“酷文化”相对来说更具“快餐”性质，同时，牟取巨额利润是大多数“酷文化”传播者的原动力之一，享受超级娱乐是大多数“酷文化”热衷者的终极目标。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交流随之升温。一时间，日本文化以各种形态涌入中国。从早期的电影到现在的电视剧、动漫作品、音乐、电子游戏甚至一些电子消费品，日本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日本文化对中国年轻一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在日本文化中有积极影响，对其不良影响，中国人要正确对待。由于对日本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日本和日本文化。这对目前的中日双方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好兆头。

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基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契机，1972～2002年日本文化诸多方面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1972～2002年日本文化在中国传播有许多途径，传播内容丰富，表现了日本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全球化发展新形势下文化传播具有新规律和特点。两国在学术交流与知识共同体的建立方面，在日本文学的译介、影视作品的传播及其在中国的流行方面，在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方面，日本文化都对中国社会文化有所影响。20世纪80年代，日本生产制作了大量的电影、电视、动漫等影视作品，他们在中国的放映和出售，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轰动。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开始看到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与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之间存在的差距，以及在审美观念、生活方式上的不同点。日本的影视作品刺激了当时中国的影视界。日本影视作品在中国，受到改革开放后中国观众的欢迎。日本电影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背景，表现了本民族细腻、精致、含蓄和感伤，其文化特点十分鲜明。20世纪80年代最早引进中国的几部日本电影是《追捕》《望乡》《人证》，《追捕》中紧凑并带有悬念的故事情节和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在客观上给中国观众视觉和心灵带来强烈的刺激和震撼，男主角“高仓健”的坚毅和“冷酷”，使无数中国青春少女动情，女主角“真由美”的美丽和善良，也使无数男人动情。《追捕》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望乡》《人证》中表现的内容，也给中国青少年带来了一些启蒙。《远山的呼唤》启迪了人们心灵中纯真、善良的一面，让中国观众认识到人性中和人的生活中还应该有真诚、善良和美好的一面。《狐狸的故事》描写那些可爱的狐狸如何在大自然中生存，也很让中国观众感到新奇和感动。再有，日本电影中的出色配乐和主题曲也吸引了无数的影迷。电视台播放的日本电视剧，也在中国内地走红。日本电视剧《阿信》《排球女将》《姿三四郎》《血疑》》《命运》等，都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并且在青少年中有很大的影响。

现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重视和肯定，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7年共同出席了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中方开幕式。两国领导人在致辞中一致表示，文化是联系两国关系的纽带，加强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他们共同祝愿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中，有两条纽带把中日双方紧密连在一起：一条是经济纽带，一条是文化纽带。文化是心灵的语言，艺术是情感的载体，文化艺术为两国人民架起了相互沟通心灵和情感的桥梁。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是两国政府确定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它将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播撒友谊的种子。安倍在致辞中表示，日中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国都重视历史和文化。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35周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日中两国政府举办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将有力地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致辞后，两国领导人和1000多名两国各界人士共同欣赏了由中国民间艺术家带来的《守望家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演出。

2006年开始启动了日中21世纪交流计划，内容为日中高中生互访。2006年，共有1000多名高中生到日本访问。日本也派出了200多名高中生到中国交流。这是作为未来两国年轻使者的交流。2006年到2006年5月，在日中国留学生约有7.4万，占日本全部留学生的63%。而日本2004年就有2万多人在中国留学。

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5月6日至10日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的这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0年首次访日，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会见了日本天皇，同福田康夫首相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会见了众参两院议长、朝野主要政党领导人及老朋友，并与两国经济界领导人、友好团体主要负责人以及青少年和民众进行了广泛接触。在短短5天时间里，胡锦涛主席密集出席了55场活动。胡锦涛主席指出中日友好归根到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最有效、最可靠的办法是扩大两国人文交流。胡锦涛主席还在早稻田大学发表了重要演讲。胡锦涛主席深情地说，两国青年是中日友好的生力军，中日友好的未来要靠两国青少年开创。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中日友好的种子广泛播撒，让中日友好的旗帜代代相传。一番充满真挚情感的话语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演讲后胡锦涛主席出席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与两国青少年进行亲切交流，增进了日本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

自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就开始了民间文化交流。中日两国文化相近，民间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从来自中国外交部网站的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背景资料中，可以了解到中日文化交流的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就开始了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开始建立并不断得到加强。1979年12月6日，中日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与中国有文化交流的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政府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交往活动。1979年5月7日，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为团长的大型代表团800人，乘15000吨级客轮行驶向日本，开启了“中日友好之船”。这时期中日友好城市也不断缔结。如天津与神户、西安与京都、奈良，上海与横滨、大阪结成友好城市。1982年友好城市、友好省县达到42对。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时达到60对，1989年达到112对，到2001年，已经达到217对。友好城市和友好省县对推进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近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在日本举办的“99东瀛行”活动，日方在华举办的“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全年共举办文化交流活动300余项。

中日两国文化相近，民间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交流总量的95%以上。特别是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

根据中日文化交流协定，从1981年开始，中日两国每两年分别在本国首都举行一次中日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商会议。2006年5月23日，第12次会议在东京举行。双方认为，定期举行协商会议，交换意见，有助于加强相互了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健康发展，并就进一步推动文化、教育、科技、学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支持两国青少年之间和民间团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达成共识。本次会议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日本国外务省关于在东京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的备忘录》。

中国还设立了文化交流贡献奖，该奖项是文化部授予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人士的最高荣誉。迄今为止，先后向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前会长团伊玖磨（已故）、日本友好人士小岛镣次郎、小岛康誉、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后藤田正晴（已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理事白土吾夫（已故）、四季剧团艺术总监浅利庆太、茶道里千家第15代家元千玄室、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松山芭蕾舞团理事长清水正夫、松山树子夫妇、著名舞蹈家花柳千代颁发了文化交流贡献奖。

中日两国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则在不少方面接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主要的一个特点，这种相互影响延至今日，且仍在继续。

就文化思想来说，日本最早于3世纪后半叶已从中国传入儒学、汉籍《论语》和《千字文》。6世纪上半叶，大量传入包括五经在内的儒学典籍，同时佛教开始传入。所以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强调了“以和为贵”“笃敬三宝”，此后以儒、佛文化思想作为日本教育的主要基础，形成日本教育的传统，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教育以及人文思想，渗透到当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社会，除了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对外侵略），大体都维持在“以和求全体之中”，这表现在上述文化模式的确立上，也表现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上，比如个人与家庭、职工与企业等都是强调自我与群体的融洽关系。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严守法纪和秩序，在家庭中夫妻离婚率低，职工工作起来都是拼命三郎。

佛教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更是世代相传。佛教自中国传入后，将佛教的来世观与本土神道的现世观融合，达到神佛相依的“本地垂迹说”，一个时期曾作为国家宗教，奠定其群众基础。尤其是自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我国宋代禅宗传入日本以后，其“以心传心”“无中万般有”的思想，对日本文化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限于宗教方面，而且及于文学艺术、美学理念、艺道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领域。更重要的，这不仅限于当时，而且及于当代。比如至今仍十分流行的俳句、茶道、能乐、枯山水庭园等，都保持着禅宗的“无”与“空”的文化精神。就文学艺术来说，典型的是当代大作家川端康成、大画家东山魁夷都强调美是存在“无我”之中，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临终的眼”里，这种精神贯穿在他们的创作中，仍传承保持着古时所形成的“空寂”和“闲寂”的审美情趣。

据文字记载，中日间的友好往来，在两千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历史上，中日两国都有不少人为发展中日友好作出了巨大贡献。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新的人文思想，以及西方艺术诸概念，主要是经过日本传入的。当时从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们大都东渡日本，进行近代文化的求索。当时留日学生之众，不亚于今天的留美潮。他们回国后，带回不少近代的新文化，引进了近代文学的各种主要形态，引进了话剧这个新的戏剧形态，这些对近代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当代，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得到翻译和介绍，使日本文学在中国文学界和读者群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川端康成文学译介过来后，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对一些年轻作家就产生了影响。步入文坛之初的中国作家余华就坦言：“川端康成的作品笼罩了我最初3年多的写作。”我国教育部全国高等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中，将川端康成的《雪国》列为大学生必读书。在当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中国诗界前辈赵朴初、钟敬文、林林采取“拿来主义”，学习日本俳句的短小形式、季题及其庶民性、通俗性的内容，又根据汉语句调、大陆的季节感、用语和诗体处理雅俗调和等三要素，与日本俳句相对应方面的不同，从而创造了中国式的俳句——“汉俳”。林林亲自写有这样的汉俳：“春意何其多，骑自行车也拍拖，沿街唱恋歌。”据说，目前在我国写汉俳的人数日益增多。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近代、现当代文艺，不仅从西方，也从中国吸取文艺理念和素材，并且与日本文艺的理念、素材互相印证，创造出有时代特色又有中日文化风味的文艺作品来。比如，新感觉派主将横光利一的《上海》、井上靖的《天平之甍》《敦煌》《孔子》等小说，画家东山魁夷的有关漓江、黄山和丝绸之路上的塞外风景等的水墨画，无不渗透着一种中国文化的感觉、文艺的理念，漂浮着中国文化古雅的面影。由此可见，中日两国文化在当代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语言文字方面，随着古代的儒、佛典籍的传入，日本人学习汉字普遍了，写诗作文都使用汉字，多次掀起了创作汉文学的高潮，经过长期吸收和消化，于平安时代，以《源氏物语》的诞生（约1007年）为标志，完成了日本文字“假名”的创造。至今日文中仍保留着许多日本化了的汉字。同时近代以来，在日本用日语汉字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词，我国通过从日文转译西方近代新文化，也使用许多日语汉字，比如民主、科学、美学、干部、辩证法、交响乐、俱乐部等，乃至当前白领阶层使用日语汉字中的玄关、料理、写真等日常生活用语，成为一种时尚。东山魁夷在随笔《大地悠悠》一文中说：他的水墨画世界“是由于我对包容着这些（中国）风光的一望无垠的辽阔大地的感动，而这种感动强烈抓住我的心的缘故”。中日文化正是彼此的包容，互相的感动，才创造出两千多年中日文化交流的伟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