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作为文化科学范式研究的意义

一、国家文化安全作为文化科学范式研究的意义

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注是自国家诞生以来就已经发生了的历史现象。而且从古到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站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有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解和维护与保障的理论、法律和政策。无论是作为文明古国的古埃及和古罗马，还是中国的上古时代，都有关于文化的管制制度设定。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艺术常常是人们把握世界的最简单的方式，因此，这种设定也就比较多地表现为对文学和艺术的要求与约束。后来的所谓文艺审查和书报刊审查、进而整个文化审查制度的形成，就是起源于这种对于安全需求的发展与变形。区别只是它们在表述上的差异。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意识形态的约束，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的便利化起见，那么，任何政权和国家关于文化的政策与法律以及为了这些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而形成的理论，都是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考虑（在封建社会更多地表现为对王朝统治安全的维护），尽管这些政策与法律有的非常专制甚至扼杀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仅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它仍然是出于在它的意义上的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治。虽然我们完全可以对这种行为提出历史性的审判。

问题并不在于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客观和长期的存在，而是它一直没有成为一种科学的范式进入学术的视野，成为科学的文化学或文艺学、政治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并由此而建立起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系统理论乃至学科。这固然与对象的复杂性和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有关，^[16]但是也与长期以来学术界所形成的学术思维定势有关。因为尤其是在中国的文艺学理论系统中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批评的内容，有相当的部分涉及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只是我们的文艺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与建设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和国际文化安全的概念，以至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成为学术盲点。然而，中国文化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被发现和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关系格局重组这一矛盾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的任何对内对外文化政策的选择，都会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对这一矛盾的深刻思考，以及它对由此而构成的国家文化安全关注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的反修防修，八九十年代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关于既反“左”又反右的告诫，这些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思想的发展，成为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思潮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围绕着战略上的反“和平演变”这一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展开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关于文艺学的讨论中却还始终未能建立起这样的学术范畴和概念。而影响和决定反“和平演变”的内容，则是由中国战略地位和整体安全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因此，离开了在整个世界力量格局变动中的中国战略地位和安全形势，一般地讨论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就会在国家大战略的终极层面上失去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坐标。因为，当我们说“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17]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国家文化主权，隐含着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思考和关切。中国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专门提出这样的问题，凸显了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文艺学缺席。主权问题是威胁国家文化安全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中苏20世纪60年代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裂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对于国家主权维护的文化反映。主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文化问题在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中，有时就成为维护国家主权执政的重要形态和表现方式，也正因为如此，国家文化安全也才具有了文化科学研究范式的意义。

概念是关系，是学科建构的基础，学科就是由这些概念系统或概念体系建构的。没有概念就没有学科。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概念系统，并且反映由概念系统构成的不同关系。同时，概念又是不断演化的，即便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在已经形成规范化的概念系统的条件下，概念的创造性发展依然是概念演化的基本特征和趋势。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的基本概念系统的稳定性。从这一基本认识论出发，构成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系统的核心概念主要有：国家文化利益、国家文化主权、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化认同、文化多样性、文化可持续发展。

概念系统是由核心概念、基础概念和相关概念建构的。国家文化安全构成系统中的基础概念主要有：国家、国民、民族、地区、国际、全球、传统、非传统等，相关概念是由与文化安全相关的安全范畴构成的：文化经济安全、文化政治安全、文化生态安全、文化遗产安全、文化产业安全、文化信息安全等等。正是这些对象性的存在以及关于它们的研究，才把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并形成了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