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主体性与国家的主体性

一、文化的主体性与国家的主体性

国家文化安全涉及两个对象领域：国家与文化。文化的主体性是关于什么文化的问题，即关于文化的性质，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文化问题才构成文化安全问题？国家的主体性是关于谁的文化问题，或者说谁的文化安全应当被保护和研究。事关文化安全的主体性。不同的主体性所涉及的文化问题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主体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也是不一样的。

国家与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与对抗。文化需要自由，而国家需要纪律。当文化的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人们需要国家的保障。保障就意味着不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总是构成对自由的限制。纪律就是对自由的限制，或者说，自由就是在纪律下的自由。家庭是一种纪律形态，所谓家规；社区和乡村也是一种纪律形态，所谓社规民约；国家也是一种纪律形态，此所谓国法。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主体性。

文化的主体性包括个人的主体性和集体的主体性两种。文化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保障这种权利的神圣性和不受侵犯，是人的一种普遍需求。随心所欲，是人的本能表现。但是，当所有的文化都要完美地实现这种需求的时候，文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竞争是生物生存的法则，适者生存是生物生存的规律。合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当不合作便不能生存的时候，合作便成为一种自然契约，作为人的存在性表征。合作意味着分工，分工便意味着服从，服从则必然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和约束，意味着某种权利的放弃（让渡）。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均在于对自由权利的让渡，并由此构成新的权利系统：集体权利——国家权利；进而私权进入和演变为公权。文化的自由性转换了。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国家都是文化的创造物。文化私有制和国家创造出来，为自己创造了对立面。

有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个国家。每个人关于国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关于国家的理想也是不一样的。柏拉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构想了他的《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中，文化必须按照柏拉图的“理想”来生产，于是，“审查”出现了，诗人不属于“理想国”，因而是要被驱逐出去的。他要按照他所理解和建构的“理想国”来审视和检查文化生产。因为凡是不符合他的“理想”的都可能构成对“理想”的威胁，因而造成“理想”的不安全。一切非“理想”的都会构成对“理想”的威胁和“理想”的安全问题。文化安全与国家安全第一次在西方文化的“轴心时代”以“理想国”的命题被提了出来。因此，文化安全是被国家“理想”建构出来的。在这里，文化的主体性是由柏拉图定义的，是柏拉图的文化主体性。柏拉图以他的文化主体性定义了国家的主体性。同时也界定了“理想国”与“非理想国”之间的“理想冲突”和“理想安全”，界定了“诗人”和“国家”（理想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就构成了文化的主体性与国家的主体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当文化的主体性与国家的主体性相一致的时候，文化与国家的主体性是相容的，当文化的主体性与国家的主体性不相一致的时候，文化与国家的主体性是相冲突的。这种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国家的主体性建构严重违背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的“国家”文化的“理想”追求，一种情况是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严重脱离了国家和民族根本的“国家”文化的“理想”追求，前者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北洋政府在国家治理目标上对国家和民族根本国家利益的违背，因而导致了以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的新文化运动，直接催生了现代中国国家文化意识的觉醒；后者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国家治理理想最终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1]

文化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国家是捍卫自由、保障自由的，国家又是迫害自由、压迫自由的。当国家捍卫和保障自由的时候，文化便繁荣发展，当国家成为迫害、压迫自由的机器的时候，文化便萧条停滞。文化安全也随着国家对文化的态度和需求而变化着、转变着。

文化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亚洲文化、欧洲文化等等。构成和决定这些文化的属性和内容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文化的主体性。不同的文化不仅构成了不同文化的主体性，而且也构成了不同国家的主体性。同时也还有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涉及不同文明主体的文化。不同文明主体的文化与不同国家的文化交错重叠在一起，构成了当今世界文化主体性的复杂多元化与多样性。这种复杂多元是造成和构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决定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复杂多样性。

国家的主体性是由国家的政体所规定的。它是由这个国家所奉行和遵循的国家文化理念和政治信仰决定的。国家的主体性会因为国家政体的变动而转移。国家政体选择是受执政党的理想信仰影响的。一般来说，国家的主体性与文化的主体性是一致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掌握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掌握着精神生产资料。文化的主体性一般来说就是由掌握这精神生产资料的主体来决定的。物质生产资料的掌握与精神生产资料的掌握相脱离，必然导致文化主体性与国家主体性的主体性冲突。如何既保持文化主体性与国家主体性的一致性，同时又保持文化主体性的自由和国家主体性的纪律之间必要的冲突空间，以利于文化主体的自由发展和国家主体的纪律对这种自由发展的保障，这始终是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