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本质与理论
在今天世界上,没有比“意识形态”这个词更敏感、更容易激起冲突的了。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世界上的一切纷争,都是由意识形态冲突引发的。意识形态是当今世界一切冲突的根源。也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源。意识形态可以用来定义当今世界一切国家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起源于人类种群的形成,是人类关于世界的认知系统和感觉系统。人类因处于不同的空间对应不同的环境,因而形成了关于世界的不同感觉和感觉系统。所谓“意识形态”就是表明了这种“意识”存在样式的多样性。在这里,不存在“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被制造出来的。人与自然力量的不平衡关系,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恐惧和不可理解的神秘。于是,人类的意识系统和意识感觉系统便有了分化和多样性。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是一切人的意识形态差异性的根源。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是出于人类社会的治理的需要,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便借助于和利用人与自然普遍存在的差异性制造出了精神权力,即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解释,并把这种解释与人的社会关系相联系,从而建立起意识形态解释的合法性,以及统治的合法性。理论家把这种解释系统化便成为意识形态理论。本来由于生存空间的差异性而导致和产生人与自然关系的差异性,进而人对自然及其他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认知与感知的差异性就是所谓的“意识”的“形态”,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为什么发展到近代会成为划分阶级、划分国家和国家阵营、划分社会形态和制度形态乃至成为一种划分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尺度?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一切复杂化和对立化了,并且使之成为一种衡量人类社会和国家事务的一种价值战略尺度,划分不同国家阵营的标准,构成一国对他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就在于政治家和理论家对他的“敌意化”。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在美国而影响全球意识形态安全格局,或者说导致与造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意识形态安全事件的是“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了现代世界史上最极端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冲突,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冷战爆发,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与文化政策建构。
意识形态就其形态而言,有着无数的“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生态意识形态、环境意识形态等等。但是,真正构成国家文化安全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意识形态”。只要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征服”存在,那么,由此而形成的以意识形态渗透、干涉、颠覆为主要内容构成的对他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就始终存在,非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国家斗争”的结束而不会消亡。
意识形态就其性质而言,有国家意识形态和非国家意识形态之分。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通过一定的法的程序确立的国家的价值信仰。“独尊儒术”自汉代为中国两千年专制社会所尊崇的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的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确定了执政的合法性。任何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威胁和挑战都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美国则直接把这种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定义为“国家安全”。非国家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存在构成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可以是不同民族的习俗观念,也可以是不同人群的信仰崇拜。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具有安全价值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它也会造成严重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2013年七八月间发生在埃及的世俗力量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并最终导致国家危机就属于这一类型。因此,如何处理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深刻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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