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身份安全、文化认同与规范
身份是一个人、一个人群存在和全部活动的合法性依据。没有身份，就意味着他没有权利、或者说他不拥有权利、不享有权利。一个没有身份、或者身份缺失的人是没有安全的。尤其在文化上。亨廷顿之所以要在“文明冲突”之后，大声询问“我们是谁”，就是源于关于身份危机的焦虑、不安和恐惧。国家和地区之间之所以要建立“护照”和“通行证”制度，国家内部之所以要设置“户籍”制度和“身份证”制度，包含着对基本人权和国家安全的双重保护。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性身份的载体和确证。文化传统不仅可以证明“他是谁”，而且还可以证明“他从哪里来”，身份属性和来历的清晰性和准确性是构成他者安全的重要来源和保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对于他者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安全威胁的来源，是恐惧发生的来源，因此，无论“他者”主观上是否威胁他人，客观上他都构成了对他人的威胁，不可避免地遭遇抵制和反对。一个国家并不一定拥有一个文化传统，一种文化传统可以跨越几个国家。身份认同基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建构身份认同。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的第一章引论中，就以“旗帜与文化认同”深刻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他在论证“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这一观点时写道：“1994年4月18日，2000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6]
文化认同是通过对身份规范的建构来实现的。规范是一种文化安全的保障机制。它包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两大系统。同时也包括国家与民间两大范畴。价值观涉及身份的根本认同，它由一整套的价值理念和伦理信仰构成，并且由基本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互为关系而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的精神秩序起约束作用，行为方式则是关于它的社会生活关系表现。所谓两大范畴，国家的更多地是在制度形态上的刚性建构，包括法律制度与政策强制；而民间的则更多地从自身的传统和约定出发，从家族和宗族的利益出发建立确保自身兴旺发达的各种礼仪习俗。二者互为表里，形成一种共同安全机制。中国的家国一体化结构形态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组建形成和建构起来的一种安全机制。任何对这一机制的破坏都会构成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的周期性变动本质上就是这种国家文化安全机制规范性周期变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如何有效地确保文化认同的规范性也就一直成为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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