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安全与文明安全

三、规范安全与文明安全

规范是人类社会为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体系和法律制度体系。任何规范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野蛮是无限制的自由，对野蛮的规范就是最自由的限制。当不限制无限制的自由人就不能脱离野蛮而进入文明的时候，对野蛮的规范性约束和对无限制自由的限制，就成为人类进化不可或缺的内生需求。文明的发生就是建筑在对野蛮限制的基础上的。这就是马斯洛的生存需求理论所揭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安全是第二位的。当文明成为人类生存的价值标准的时候，安全生存和文明的安全生存，就成为人类生存与安全的合二而一的尺度。文明构成对安全的要求。规范的安全和文明的安全互为依存。

中国是一个后传统文明国家，不是西方式的工业文明，也不会成为工业文明国家。农业文明不会因工业文明而中断。相反，工业文明以农业文明的方式被重构了，是农业的工业文明方式，即后农业文明，亦即后传统文明。它既相对于现代工业文明而言，又包含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是一种以农业文明为本、以工业文明为用的农—工业文明体系。西方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摧毁农业文明取而代之基础上的，而中国的现代文明进程是在传承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无论是核心价值观，还是制度与体制，它都依然是农业文明性质的，工业文明消融在其中，而不是取而代之。在这里，农业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后传统文明建构的意义。信息文明来了，被称为后工业文明时代，但在中国依然是农业文明式的，是又一种后传统文明内容。它是工业文明的延伸，是处于成长中的文明。因为它不是通过摧毁工业文明而出现的，它本身就是工业文明的一种成果。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明大国来说，它依然属于农—工业文明的范畴。这就是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以五千年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积极消化吸纳信息文明成果，不断推进传统农业文明升级转型的后传统农业文明。这将成为中国文明区别于世界一切其他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的本质存在和表征体系。

中国文明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不断演进中的文明体系，具有特别强大的自我修复与自我复制功能。强制性地通过改变其文明演进路径而改变中国道路和中国性质的任何企图，都是构成它的文明安全问题的最大因素。近代以来，中国曾经两次遭遇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之所以激发了全民族的抵御外侮的强劲力量，一个最根本的动因就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的捍卫。选择渐进性文明演进路径，而不是突变性转型始终是中国文明演化的基本规律。因此，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进程中，面对“国际规范”和“国家规范”的冲突，如何处理和解决“规范安全”和“文明安全”问题，将是中国在进入后传统文明国家进程中遭遇到的“文明转型”难题。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与文明体系都有一个文明安全问题。玛雅文明的消失，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等各种古代文明的灭亡，至今都仍然是世界文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所有关于这些文明消亡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已经消亡了的文明，而是为了让今天的人类文明如何才能不重蹈历史的覆辙，而保持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如何正确处理国际规范和不同文明体系间的规范性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避免“文明冲突”是确保文明安全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不同文明间的互相尊重，不同规范间的互相包容，是克服与消除规范安全与文明冲突，实现不同文明间的安全的重要全球安全机制。

有两种国家文化安全机制：主动积极的和被动消极的。守成与转型是最典型的反映这一二元结构的国家文化安全机制。所谓守成，是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既得利益的不可挑战，守成是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机制之一。守成包括积极守成与消极守成两个维度：积极守成是指主动地应对挑战，坚决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核心文化价值与国家文化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通过生产与生活两个方面保护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是对守成的安全威胁的回应。转型是对安全机制的主动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