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发展进程
近几年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安全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问题的变迁和演绎。冷战体系的解体,也大大降低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军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核大国之间的互相制约以及和战争后果的严重性使得大国之间战争从军事对抗转移到了其他领域;竞争也从之前的军事竞争演变为经济竞争、文化竞争等。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文化)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边和集体主义的兴起,这就带来了安全概念扩大化的要求。安全内容变了,国家的对策要变,国际关系研究理论和范式也要变。冷战结束给安全研究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现代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都与安全概念的扩大和国家行为的发展趋势有关。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也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
哥本哈根学派是批判的安全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它针对安全议程的扩大提供了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的新的安全理论,贡献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这两个有价值的概念。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认为,安全只是一个有限的目标,非安全化才是更高的目标。“非安全化”理论的提出是对安全研究最大贡献之一。这一理论表达了一种观点,对“安全”概念有了新的界定,使得安全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安全问题是一个对政治主体控制发展的能力构成挑战的威胁,可以容纳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安全问题,按照安全自身的逻辑,找到安全和安全化过程与一般政治的区别。安全不是主观性的,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什么条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调整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并因此抑制“安全困境”。[66]为解决欧洲安全问题,这一学派致力于解释安全问题的原因与结果,通过揭示安全化的过程,描述安全问题的层次。但这种解释依然建立在军事—政治分析基础上,不能以文化的观点分析欧洲各国和欧盟多面对的诸多问题。构建一种理论能容纳多种安全行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建构主义从认识论变革开始,认为观念是被建构的;通过将文化、身份、规范等纳入国际关系领域形成了国家安全的基本观念;蕴含着社会学、批判理论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建构主义因拓展了安全研究的边界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建构主义认为,社会是在客观环境中建构的世界,它不探究客观环境如何存在,只是为客观环境的存在寻找意义。将这一观念延伸到社会中的人和观念,认为任何社会是互相建构互相影响的,而观念更是通过人的行为和语言建构起来的。以建构主义的视角关照安全问题,安全研究就演化为谁的安全、为什么不安全、什么不安全以及怎么才能安全。建构主义将安全研究由物质主义深化到了文化建构主义,突出了安全的社会性以及身份、规范等观念性因素之于安全的关键性意义,从而对我们理解安全现实提供了比现实主义更加深刻的视角。尽管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因素,如文化、信仰、规范、理念和认同的重要性,并用观念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问题,但其研究终究着眼于对国家行为的研究。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形成了以巴里·布赞为首的欧洲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即哥本哈根学派和以卡赞斯坦为代表的美国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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